——著名文学评论家朱晶先生谈《大关东》
《大关东》是中国区域文学创作一个新收获。近年来，文学和影视掀起一股“关东热”，写“关东”的作品不少，但像《大关东》这样历史跨度久远、关东文化内涵如此丰富的长篇小说，笔者尚未见到。（这里“区域文学”提法，是当代文学文化研究重新界定的术语，其概念约界于“地域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
据说，这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确实出手不凡，值得刮目相看。以旗人后裔耿氏兄弟及其后人的命运为线索，透过东荒地乌白两大家族的兴衰，从民国写到新时期，酣畅淋漓地书写关东大地的乡音、乡俗、乡情，展现关东人的苦难与抗争、欢乐与悲痛，显示了作者高度的历史驾驭力和博大的人文情怀。
我觉得，《大关东》至少有三点突破。
一是连环结构。小说有别于传统写法：分五单元，每单元开篇有一段历史大事件概述。虽然耿氏与乌白两家贯穿始终，但每单元截取某一历史断面，故事相对独立。这样写，历史的层次感更清晰，叙事也更灵活而有选择。不足之处是，可能会削弱人物塑造。回过头来品味全书，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完整性和立体感似乎有所欠缺。
二是历史——自然观念。作者的思想新锐，观念放达。立意从地域原型出发，而不是见入为主的主流模式。例如，以“大粮户”、“东家”代指“地主”，避开了佃家斗地主的阶段；人物也不都是共产党人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在人和自然、人与动物、人与未知世界、神秘现象的处理上，也多有出人意料之笔。
三是结合故事情节铺展关东文化气象。
我想着重说说这一点（与第二点也有关联）。这一也是《大关东》最令我关注之处，也是《大关东》主要成就。
这种文化气象，主要指一定历史条件下，关东农民在处理与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形成的民间习俗和生存智慧，是他们逐渐形成的一种人生规范与生活方式。《大关东》中的关东地域文化展示，就其涵盖规模、新奇细腻程度，实现了对以往同类题材作品的超越，肯定具有很大的集成性和民俗学价值。然而，它并不是民俗实录，而是紧密结合故事情节的文学情境与艺术化书写，因而它会产生一种特有的吸引力、冲击力。
1、关东土匪的复杂身影。
乱世匪兴，小说开篇就写关东的“匪患猖獗”。土匪扰民甚至害民，但在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土匪的生存又有其复杂性。他们与大粮户、官府、日本侵略者都处于对立的位置。篇中所写的宋老实之死，源出日本人的罪恶，摩天岭绺子的反击就具有正义性。这是驼龙入绺子四年后发生的事。第一单元写驼龙，未入流行套路，既写了她的不幸，也写了她的凶恶，笔调应说是客观的。
其间，涉及不少牵涉胡匪文化的描写，如“砸响窑”，刨季家祖坟；赎季广源、搬各路救兵的“规矩”等等。
特别是列举驼龙“绑票”、折磨“财神”的十个手段：
之一“咬屁儿”（被俘者首尾相接）；之二“敬财神”（头朝下用香熏）；之三“蚂蚁上树”（胸口以下埋在蚂蚁窝里）；之四“拿枕头”（墙上掏洞塞进人，用石头木头卡住，浇粪水）；之五“挂夜壶（被抓的祖孙二人，一个尿尿一个接）；之六：熬鹰”（被囚者围着火堆跑，不让睡觉）；之七“打瓜皮”（割眼皮、鼻子、耳朵）；之八“饿虎掏裆”（把狸猫塞进裤裆里）；之九“老汉望天”（用小树把人挑在半空）；之十“坐火车”……
2、民风民俗的细致描绘。
这类习俗仪式描写，渗透全篇，是小说相当下功夫的部分。可举几例。
（1）白家“分家”。（分而未成，这段情节写得风生水起。）
四爷白继业是老太爷钦定的接班人。老太爷过世，刚刚“满七”，几位兄长就要另立门户分家单过。共举瞎子赵爷主持监督。经赵爷缜密计算与调配，兄弟五人分家方案提出。（见71页）
遗留问题是“白家的祠堂怎么办？供奉的仙堂由谁接管？”无人应承。僵至半夜，赵爷提出：“鸡叫前院儿里那个石头鱼缸子走到谁家，谁家就要责无旁贷地把家仙堂接受过去。”结果，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黄鼠狼搬起了鱼缸…… 这个荒诞情节，是《大关东》留下的“谜团”之一。当然，具体处理，可以见仁见智，如果把“搬家”变成老大的幻觉，从而改变主意，似乎更妥当一点儿。
（2）白家过年的习俗。
“八大碗”（P78）、“年夜饭”（P91）、请戏班子、扭高桡、旱船、大秧歌等，作品均有生动的描写。
（3）耿玉霖的“拉帮套”……
3、传说、民谣、梦幻与狐黄秘象的大胆披露。
这是《大关东》叙事描写的一大特色。我认为，这些是构成这部长篇小说深奥的文化底蕴及现代理念的重要元素，凸显了作家的胆识。
传说（民间所谓讲瞎话）、民谣为小说增添了色彩，渲染了气氛，这不难体会。如（P77）黄氏讲货郎与刷帚女（仓房墙上挂着的）的故事，（P99）大奶奶讲的“老洞狗子（老光棍）与大白耗子包饺子”的故事，（P184）徐三晃儿讲的黑瞎子斗老虎的故事，有些是关东民间耳闻能详的。
民谣如（P65）《出了山海关》、（P77）的《灶王爷》、（P296）的《老玉米》，都有感人肺腑的力量。
《大关东》梦境、幻觉的描写，值得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能说一点粗浅的感受。
除了白家分家老爷子托梦、黄鼠狼挪鱼缸，我再举书中几例：（P94）戴运年的恶梦（黄皮子迷惑白四爷的三夫人，抢先救下上吊的她）；（P209），看地的郑学礼的梦幻；（P229）松花江上赵殃子的幻觉（之前的猫头鹰怪叫，听白衣女子说话，见红柳站在岸边，手中黑鱼变棺材板，救了红柳，自己却沉入江中）；（P279），乞月儿的梦与预感；（P289）耿子健的幻觉……此外，（P144）耿玉昆打狐狸地奇遇；（P175）白凤鸣在办公室见窗外黄鼠狼与狸猫咬架的不祥预感；以及（P228）记录的吉林市北郊的陨石雨，对中国命运的暗示。
如何看待这些让人惊异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
作者在“后记”中说，“萨满文化与封建迷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明确地要“通过《大关东》使之散发出她自有的凝重和庄严的气象”。
我所举的例证，似乎并不出于“萨满文化”现象。
我要强调的是，这种文学中奇幻现象存在的合理性。
理由一，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人类解释不了的超自然现象、未知现象；而在人类科技与认识解决不了的问题面前，人类免不了会对这些奇幻现象做出种种猜想、幻想或心理感应。
理由二，中外严严肃文艺，诸如《聊斋志异》、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美国科幻电影，已经构筑了丰富多彩的奇幻艺术世界；
理由三，当代文学在对地域、民族文化开掘的基础上，有发挥想象力的自由，为写实文本注入荒诞、幻想的元素。
《大关东》的上述描写，无疑造就了作品多彩而厚重的关东文化气象。
4、几个女子命运与作品的悲剧性格调。
读《大关东》，心情颇为沉重。作品中多数人物殊途同归，走向自己生命的尽头（这可能与五单元连环结构有关？）。刘翡翠、红柳之死，乞月儿的疯狂，尤其令人揪心。心灵手巧的刘翡翠，前夫詹志廉（五里桥副区长）被地主武装杀害。后嫁耿玉霖，刚过几天好日子，便难产而死（P129）。
美丽泼辣的红柳，同情关献身给右派分子郑学礼，屡遭乌四郎倌儿的迫害，投江被救又跳崖身亡（P231）。
最惨的是乞月儿。她一往情深爱耿子健而不得，嫁给一个勤劳农民平复了往日创伤，却遭遇横祸：丈夫被自家骒马粪车压死，几岁的女儿被大白猪噬咬毙命（P291）。
小说在子健探望乞月儿前的心理描写，把这种痛苦写得入骨三分。
而子健会见那个疯癫的、“一绺一绺的头发粘连在一起”的肮脏的乞月之后，在“尾声”读到“老玉米，金黄黄……”，谁还能再有“那天空——多美”的好心情？
但我认为，这种悲剧性格调正是对于以血肉之躯浇灌黑土地的关东人灵魂的最好诠释与祭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