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弗洛姆的研究，最早的享乐主义者应当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亚里斯提卜（Aristippos，约公元前四世纪上半叶，关于他的哲学我们所知不多，其言行在古希腊的另一个哲学家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中有所收录）。“他说，生活的目的就是最佳地去享受身体上的快乐，幸福就是快乐享受的总和。……在他看来，既然存在着要求，那就有权去满足这种要求，从而实现人生的目的──享乐。”（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第5－6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伊壁鸠鲁也把“纯粹的”享乐看作是最高的目的，但是，他与亚里斯提卜所主张的享乐主义不尽相同。伊壁鸠鲁的快乐是指“没有痛苦”（aponia）和“灵魂的安宁”（ataraxia）“伊壁鸠鲁认为，通过满足某些欲望而获得的那种快乐不是人生的目的，因为继这种享乐而来的必然是厌倦，从而使人背离了他的真正目的，即没有痛苦（伊壁鸠鲁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 （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第6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因此，狄德罗说：伊壁鸠鲁“是唯一知道怎样协调自己的道德信念与他所了解的人类真正的快乐，以及他的自然欲望与要求的人。为此，他在过去和未来都会有一大批门徒。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但任何人天生就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第172－17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如果可以给伊壁鸠鲁哲学的矛盾表述做一个最终的解释的话，那与亚里斯多德不同的是，他主张某种主观主义的东西。”“其它的伟大的哲人都没有说过，一种愿望的事实存在构成某种道德的规范。他们所关心的是人类的最佳幸福。”（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第6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在不同的时代中，极端享乐主义是富人干的事。比如说罗马帝国、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英法两国的精英们，那些拥有无限财富的人都把尽情享乐看作是生活的意义。但是这与中国、印度、近东和欧洲那些伟大的哲人们所提出的关于幸福地生存的理论是相悖的。”（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第5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又一次明确提出了享乐主义。这一时期，以霍布斯、拉梅特里、德·萨德、边沁、穆勒为代表。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也还有这种享乐主义思想的倾向，他说：“人觉得他自己有许多需要和爱好，这些完全满足就是所谓的幸福”。（《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11页）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这个时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回到极端享乐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去了。”（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第7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而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人们的生活则陷入了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接受那种强制性的劳动道德，一方面又希望在一天的业余时间和假期之中无所事事。一面是传送带和官僚机构的繁文缛节，一面是电视机、小汽车和性刺激，两方面矛盾地结合在一起。强制性工作和什么都不做都会使人精神崩溃。”（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第7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前者使人拼命工作，使人变成了工作狂，后者使人尽可能地去消费产品和服务，使人成为消费狂，使消费主义在社会生活中蔓延。
事实表明，极端享乐主义不符合人的本性，正如弗洛姆所说的那样，享乐主义使“我们这个社会里的人都是不幸的人：孤独、恐惧、抑郁、具有依附性和破坏性。”现实生活启示我们：“只有那些能够将其不断节省下来的时间成功地‘消磨’掉的人才是快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