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在天平天国史料发掘、史事考订上用力甚勤，成为该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第一代学者。 辛亥革命后，洪秀全被正式尊为民族革命运动先驱，太平天国成为民间热议的话题，相关研究随之揭开序幕。但最初的研究受到很大局限，主要是太平天国文献已被清政府禁毁殆尽，包括笔记资料在内的清方记载有待搜集整理，相关史实众说纷纭讹误甚多。1934年，陈独秀在狱中读到罗尔纲未刊稿《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特意托人请罗尔纲来南京与他晤谈。新中国成立后，罗尔纲为太平天国研究之勃兴，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作出了卓越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主持筹建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后扩建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牵头大规模地搜集、整理太平天国资料，主持编纂《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6册以及《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艺术》等，另参与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8册，为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等7本文集，为后学提供了一把入门锁钥，推动了新生研究力量的崛起；广泛调查、鉴定太平天国遗址和文物，促进了相关文物的保护工作。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日本及中国港台地区的研究也达到高潮，太平天国研究一时成为世界性显学，罗尔纲的名字也为更多人所熟知。积数十年之功力，罗尔纲85岁时将《太平天国史》杀青，凡88卷154万言，开创著史新体裁，融合了叙论、纪年、表、志、传5种体裁；内容广博，考订缜密，多有创见。该书出版后广受关注，被誉为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
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也改变了罗尔纲的命运。他努力适应新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但仍因极左思潮泛滥吃到苦头。1964年，戚本禹等人断言“忠王不忠”，打着揪“叛徒”、彰“气节”旗号，掀起对李秀成的大批判，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罗尔纲因坚持认为李秀成是伪降而遭到批判，承受巨大压力。“文革”初期，他被罚擦洗单位厕所的门，写了三年高可盈尺的检讨，正常的学术研究被打断，直至1971年奉调参加校点《清史稿》，处境才有所好转。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代学者中，简又文、萧一山、郭廷以等移居港台地区。罗尔纲留在大陆，得到党和政府的鼓励和关心，成为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的领军人物和奠基者，20世纪50年代初，罗尔纲在南京一手创办了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却坚辞不就馆长之职，转而接受范文澜所长之聘在近代史所来做一名普通的研究员。截至1961年，在罗尔纲主持下，采用在图书馆摸底筛查等方法，共发掘1200万字太平天国资料，其收获是空前的。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罗尔纲牵头编纂出版《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3册），并与王庆成研究员共同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10册。新中国后通过工作和学习，罗尔纲改变了人生观，接受了唯物史观，明确了为人民服务意识，学术研究有了新方向新动力。罗尔纲将考据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既继承从乾嘉学派到胡适的考据学精髓，同时又打破为考据而考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重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站在人民立场进行研究，打开了研究新视野，其学术成就自然超过同侪。
1980年《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完稿，该书名物训诂与史实考订并重，从典章制度、避讳字、特殊称谓等12个方面详加训诂，另从事实、时间等10个方面订正原文错误或补充缺略，共注释700条左右，注文是原文的四倍多，堪称当代考据学经典之作。 罗尔纲穷半个多世纪之力注释李秀成自述，从青春一直注到白首，在史学界传为佳话。
罗尔纲在历史学领域尤其是天平天国历史研究上的主要贡献可总结为一下几点：
①将现代科学的假设演绎方法同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融合起来，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形成了历史研究的新考证方法。
②改造中国古代纪传体，创造了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组成的综合体史书新体裁。
③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为解决《李秀成自述》真伪的疑案，提出一种用八法鉴定字迹的新方法，以清除太平天国史中的伪史料。
④建立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发掘、编纂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⑤在他带领下，新一代有创见的史学家开始拓展太平天国史这一领域。
⑥论证了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战争，遂为近代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近百年中国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一个证明。 罗尔纲治学的不断创新，不只是表现在他具体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他对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这应当是他对学术界的最大贡献、留给后人最宝贵的学术遗产。他并不满足于得出若干创新的学术观点，而是要不断地总结出自己的研究方法。他长期用考据学的方法研究太平天国史，因此，他对考据的方法有过总结，写出《本证举例》、《辨伪举例》、《说考据》等论文；他鉴定《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伪，正如前文已述，他对笔迹鉴定亦有过理论和方法的思考；他长期注释《李秀成自述原稿》，又对注释体例进行探索，写出了《我对裴松之注〈三国志〉体例的批判与继承——〈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的体例》一文；他多次撰述和修订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总是在不断探索这种著作的体例，终于形成了“综合体”这种通史著作的新体例，即以序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组成一种新体裁。 它与纪传体有三点显著的不同：第一，增加“叙论”，概括全书，不仅改变了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大弊，而且能够担负起理论性阐述的任务。第二，取消“本纪”将洪秀全、洪天贵事迹移归“传”内，消除了纪传体以君主纲纪天下后世的浓重封建性。另立“纪年”，专记国家大事。第三，纪传体以本纪、表、志、列传组成，本纪、列传占全书四分之二部分，以人物为本位，表、志居于从属地位，故称为纪传体。现改为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组成，各有独立的任务，传只占全书五分之一部分，在比重上和实质上对纪传体作了根本的改变。 正是对史书体裁的这种创新，才使得用综合体而写成的《太平天国史》不同于一般的史学著作，该书被茅家琦教授称为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立体史学”，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著作。罗尔纲对新体例的探索是对中国史学的重大创新和重大贡献。
解放后，他通过初步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旧考据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给他的局限，并开始逐步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检讨和进行太平天国史研究，1957年，他修订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论集》（共七集）约150万字的著作，可以鲜明地看出他在史学方法和道路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和转变。 经过长期的探索，他在自己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了6条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考据工作的原则：（1）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2）从本质看问题；（3）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4）发展地看问题；（5）揭露阶级斗争；（6）运用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 罗尔纲悉心奖掖后学，诲人不倦。他专注学术研究，勤于事而讷于言，平素惜时如金不喜应酬，但对求教者从不拒绝，为此耗费大量时间和心血。国内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二代学者如王庆成、祁龙威，以及茅家琦、钟文典、郭毅生、苏双碧等几乎都得到过罗尔纲指教，自视为罗尔纲的私淑弟子。太平天国研究之所以能形成好风气，之所以能保持数十年繁荣，研究之深入、成果之丰富在中国近代史学科首屈一指，罗尔纲居功至伟，起了传帮带作用。
罗尔纲注重培养人才、奖掖后进。他是太平天国学术研究的一代宗师。20世纪50年代，罗尔纲受聘为南京大学教授。当今南大的名学者中，便有他的高徒。60年代他返京任研究员，仍倾注心力于培养人才。他对中青年学人的文章，不仅详细指点，而且针对文章需要，将他珍藏的未刊史料割爱相赠，这在学术界是难能可贵的。他不仅自己孜孜不懈于学术，更热忱地提携后学，引导他们走进历史科学的殿堂。新中国成立后，新一辈的太平天国史学者，几乎都是在罗尔纲的启迪和扶掖下成长起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之所以花繁枝茂，郁郁葱葱，这与他的心血浇灌是分不开的。所以，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里 ，就设有专门的“罗尔纲史学馆”。
罗先生不断奖掖后学的努力终于获得丰硕的成果。可以说，至目前为止，至少有三代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人得到过罗先生的教益。一代代青年学人在罗先生的帮助和指导下迅速成长，成为各地科学研究事业的中流砥柱，促进了太平天国研究的深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