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04-22
第八单元爱莫能助送电报的在罗莎·桑多瓦尔太太的房子前面下了自行车。他走到门前，轻轻敲了敲门。他几乎立即就觉察到房子里面有人。他听不到什么动静，但他肯定敲门声正在把一个人召唤到门口来，他很急切地想看看来者是什么人——这个就要听到人世间的残杀并将在内心感受到其痛苦的名叫罗莎·桑多瓦尔的妇人。不一会儿，门开了，但门在铰链上转动时慢慢悠悠，不慌不忙，门的转运似乎表明，不管来开门的是什么人，她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事情。接着门全部打开了，而她就站在那儿。在霍默看来，这位墨西哥妇人是很美的。他看得出，她一生都很有耐心，经过多年的忍耐以后，现在她的嘴边总挂着一丝温柔、圣洁的微笑。但是正像所有从未收到过电报的人一样，送电报的人出现在前门，她便预感到凶多吉少。霍默知道，罗莎·桑多瓦尔太太看到他大吃了一惊。她说的第一个字就是人们在极度惊恐时首先出口的那个字。她“哦”了一声，仿佛她原以为开门迎接的不该是一个送电报的，而应该是她相识已久并愿与之促膝交谈的某个人。在她再次开口之前，她仔细观察了霍默的眼神。霍默知道，她已经明白，这份电报是份不受欢迎的电报。“有电报？”她问。这不是霍默的过错。他的工作就是送电报。即使这样，他还是觉得自己似乎也是整个错误的一部分。他感到很尴尬，仿佛唯独他要对发生的一切负责。同时，他想直截了当地说：“我只是个送电报的，桑多瓦尔太太。我很抱歉一定要把这样一份电报给你送来，但这只是因为我的工作就是送电报。”“谁的电报？”墨西哥妇人问。“G街1129号罗莎·桑多瓦尔太太的。”霍默说。他把电报递给墨西哥妇人，可她不肯接。“您是桑多瓦尔太太吗？”霍默问。“请进，”妇人说。“请进来。我不懂英文。我是墨西哥人。我只看从墨西哥城来的《新闻报》。她停了一会儿，看了看那个男孩，只见他尽量靠近门口站，但仍让自己立在房内，样子很尴尬。“请问，”她说，“电报上说些什么？”“桑多瓦尔太太，”送电报的说。“电报上说——”但这时妇人打断了他的话。“但是你得拆开电报，念给我听，”她说。“你还没有拆开呢。”“是的，太太，”霍默说。好像他是在对一位刚刚纠正了他的错误的老师讲话一样。他用颤抖的手指拆开电报。墨西哥妇人弯腰抢起撕破的信封，想把它弄平整。她一边弄一边说，“是谁发来的电报——是我儿子胡安·多明戈吗？”“不是，太太，”霍默说。“电报是陆军部发来的。”“陆军部？”墨西哥妇人说。“桑多瓦尔太太，”霍默很快地说，“您的儿子死了。这也许是弄错了。谁都会出差错的，桑多瓦尔太太。也许不是您的儿子。也许是另一个人，电报上说是胡安·多明戈，不过也许是电报弄上错了。墨西哥妇人假装没听见。“哦，不要怕，”她说。“到里边来。到里边来。我去给你拿糖。”她拉着男孩的胳膊，把他带到屋子中间的桌子旁边，让他坐下。“男孩子都喜欢糖，”她说。“我去给你拿糖。”她走进另外一间屋子，很快就拿着一个旧的巧克力糖盒子回来了。她在桌子上打开糖盒子，霍默看见里面有一种奇怪的糖。“喏，”她说，“吃吃这种糖。男孩子都喜欢吃糖。”霍默从盒子里拿了一块，放进嘴里，使劲咀嚼起来。“你不会给我送来不吉利的电报的，”她说。“你是个好孩子——就像我的小胡安尼特小时候那样。再吃一块。”她让送电报的又拿了一块糖。霍默坐在那儿一边嚼着干糖，一边听着墨西哥妇人讲话。“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糖，”她说。“用仙人球做的。我做这些糖果等我的胡安尼特回家来吃的，不过你吃吧，你也是我的孩子。”这时她突然抽噎起来，同时又尽量克制着自己，仿佛哭泣是件丢脸的事。霍默想起来跑掉，但他知道他会留下的。他甚至想到自己也许会一辈子留下不走了。他简直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减轻这位妇人的痛苦。如果她当时要求他代替他的儿子，他也许没法拒绝，因为他不知道该怎样拒绝。他站了起来，好像以此来表明他准备去挽回那无法挽回的事似的。接着他意识到自己的打算愚蠢可笑，变得更加尴尬了。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我有什么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只不过是个送电报的呀。”第九单元人脑人类对于其身体中最有功效的，最为复杂的部位——人脑，仍有很多需要了解的东西。在古代，人们并不认为人脑是智力活动的中心。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思想寓于心脏这中。直到18世纪人类才认识到，整个人脑都卷入了思想活动。在19世纪，科学家们发现，当人脑的某些部位受到损伤时，人们便失去了做某些事情的能力。于是，人们便认为，人脑的每一个部位都控制着一种不同的活动。但是现代的研究已经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要确切地说出脑子的每一个部位起什么作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过去50年中，对人脑所做的研究在数量上有了很大增长。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已经发现，人脑的活动方式比他们原告所想的远为复杂。实际上，很多人相信，对于人脑活动的真相，我们只是现在才真正开始有所了解。科学家们发现的越多，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也就越多。例如，化学家们发现，在人脑中每秒要发生十万次以上的化学反应。试图利用计算机来复制人脑活动方式的数学家们发现，即使动用最先进的电子设备，他们也需要建造一台重一万公斤以上的计算机才行。某项新近的研究还表明，我们能够记住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们也许不能回忆起这些信息，但它们却都贮存在我们的大脑里。科学家们希望，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人脑是怎样活动的，我们将能够更好地运用它。例如，我们是怎样学习语言的呢？人跟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能够学习并使用语言，跟一般的孩子相比，有些孩子很小就学会了说、读、写。但科学家们对于这种事情发生的原因却不太清楚。他们正在试图查明，在我们教孩子们学习语言的方法中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实际上却妨碍了他们学得更快些。早些时候的科学家们认为，在人的一生中，大脑的机能会逐渐减弱。但现在人们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只要脑子得到充分运用，它就会保持其机能。人们发现，一个智力上一直活跃的老人，他的头脑比一个只干体力活的年轻人更敏捷。现在人们认为，我们让大脑工作得越多，它就能干更多的工作。还有一些人现在相信，我们只利用了大脑全部潜在能力的百分之一。他们说，人脑机能的唯一限度是我们认为能办到哪些事情的限度。这很可能是我们小时候受教育的方式所造成的。当我们最初开始学着运用我们的头脑时，我们便被告知该做些什么，例如，该记住某些事实；但是却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记忆怎样动作以及怎样才能最好地运用它。别人叫我们记笔记，但却不告诉我们我们的脑子是怎样接受信息的，什么是对我们希望自己的大脑接受的信息加以条理化的最好方法。本世纪人类已经对于宇宙，有了很多发现，——人体外部的世界，但是人类也已经开始研究其自身内部的另外一个宇宙的活动了，这另外一个宇宙就是——人脑。第十单元回家他们要去洛德代尔堡——三个男孩子和三个女孩子。他们上了公共汽车，用纸袋带着夹心面包和葡萄酒。当纽约灰暗寒冷的春天他们身后消失时，他们正梦想着金色的海滩和大海的潮水。公共汽车驶过新泽西时，他们开始注意到了文戈。他坐在他们前面，穿着一套不合身的便服，一动也不动。他风尘满面，让人看不出他有多大岁数。他不停地咬着嘴唇内侧，表情冷淡，默默无言。深夜，公共汽车驶抵华盛顿郊外，停进了霍华德·约翰逊餐馆。所有人都下了车，只有文戈除外。他像生了根似地坐在座位上，几个年轻人开始诧异起来，试图象出他的身世。他或许是位商船船长，或是一个抛下妻子离家出走的人，再不就是一个解甲归田的老兵。当他们回到车上时，一个女孩子便坐在他身边，作了自我介绍。“我们要到佛罗里达去，”她兴高采烈地说。“听说那儿的确很美。”“是的。”他轻声说道，仿佛想起了一直起忘却的什么事情。“想喝点酒吗？”她问。他徵微一笑，就着瓶子喝了一大口。他谢了谢她，又缩了回去一声不响了。过了一会儿，她回到自己一伙人身边，而文戈则打着盹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们醒来，车已停在另一家霍华德·约翰逊餐馆外面。这一次文戈进去了。那女孩一定要他跟他们坐在一起。他好像很害羞，要了杯不加牛奶的清咖啡，在年轻人喋喋不休地谈论着露宿沙滩的乐趣时，他却紧张不安。回到车上以后，那女孩又跟文戈坐在了一起。过了一会儿，他慢吞吞地，不胜辛酸地讲起了他的身世。他在纽约坐了四年牢，现在要回家了。“你有太太吗？”“不知道。”“你不知道？”她问。“是这样的，我在坐牢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妻子，”他说。“我告诉他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要是她受不了，要是孩子们老是问这问那，要是这事太让她伤心，那她可以干脆忘掉我。我会理解的。我说，再找个男人，她是个很好的女人，真的挺不错。忘掉我吧。我告诉她不必给我写信。她没有写。三年半没有给我写信。”“你现在什么也不知道就这样回家？”“嗯，”他难为情地说。“噢，上个礼拜，当我得知我的假释即将获准时，我又给她写了封信。我们过去一直住在布伦斯威克，克杰逊维尔前面一点，就在镇口有一棵大橡树。我告诉她，要是她没有别的男人，要是她还想让我回去，就在树上系一条黄手绢，我就会下车回家。要是她不要我，我当没这回事好了——不要系手绢，我就继续坐着汽车一直到终点站。”“哇，”女孩子叫了起来。“哇。”她告诉了别的人，很快大家全知道了，大家全都关注着布伦斯威克的到来。他们看着文戈拿给他们的几张照片，是他妻子和三个孩子的照片——从那几张触摸过多的快照上看，那女人自有一种朴实的美，孩子们还比较小。现在他们离布伦斯威克只有20英里了，年轻人都坐了车右边靠窗的座位上，等待着那棵大橡树的出现。文戈不再张望，他绷紧脸，仿佛正在鼓足勇气准备经受另一次失望似的。离布伦斯威克只有十英里了，只有五英里了。突然，所有的年轻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尖叫着，呼喊着，大声嚷嚷着，跳起了欢乐的舞蹈。只有文戈除外。文戈坐在那儿望着橡树惊呆了。树上挂满了黄手绢——20条，30条，或许有几百条，一棵树立在那儿就像欢迎的旗帜在迎风招展。在年轻人的欢呼声中，这位刚从监狱释放的人慢吞吞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向车子前部走去，准备下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