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得到日本高层的赏识，并不仅仅因为其在敌后舍生忘死的谍报生涯，更在于其具备区别于一般间谍的战略远见。宗方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长期在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他对中国民情政风有深刻了解。应日本高层的要求，他修改完成的两份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对华迩言》，对中国进行了精辟入微的分析，为日本征华建言献策，至今读来，仍有相当的震撼力。
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一文中，他认为中国的腐败遍及全民，原有的信仰体系孔孟之道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庸官俗吏献媚当道， “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宗方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他估计，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在《对华迩言》中，宗方小太郎更为具体地指出，日本必须联合中国才能对抗西方，但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因此，必须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因此，他建议当时节节胜利的日本军方， “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为此，他提出了九项具体压制中国的措施，成为日后《马关条约》的蓝本之一。
宗方建言道，铁血政策之后就该实行怀柔，要在占领地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以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消除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使两国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 他因此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在宗方小太郎为日本军队起草的文告中，攻击满清政权腐败，号召汉人“唱义中原，纠合壮徒”，建立“革命军”配合日军反满，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这些文告，在当时对汉奸有相当的迷惑性。
宗方小太郎曾填一曲《寄燕京诸君》，内有：“草鞋曾凌岱岭顶，匹马遥饮鸭水湄。此行不知何所得，怀抱只有哲人知”之句，或是这位大间谍的顾盼自雄？
宗方小太郎对中国民情政风有深刻了解，在其发回日本的大量情报中，有一些相当精深的大势分析，成为当时乃至后世日本高层了解中国的主要参考。而其对晚清中国全民腐败的透彻认识，至今读来还令我等炎黄子孙汗颜。
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朝纲解钮时的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仅为40万两，足足增加了24倍（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会奏）。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等更是层出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广照奏）。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
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腐败更导致上下隔阂，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在“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的晚清，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倒在客观上减少甚至基本杜绝了这一领域原先泛滥成灾的贪腐现象，如此结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的吊诡之处。如，将海关税务交洋员团队（其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赫德）管理，无疑是主权旁落，但洋员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机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Martin）认为，洋员管海关本是“叛乱（指太平天国运动）的私生子”，乃权宜之计，但正是廉政延长了这一怪胎的生命。他记述了在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担任首任总税务司的几年内，上海道台多次设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当两条商船一起到达口岸时，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双方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但始终不能得手。丁韪良说，海关洋员们的廉洁因此成为中国道台的眼中之沙，从而对这一税收体制怀有深深的敌意。
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且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
宗方所认为的全民腐败，被同时期的另一日本大间谍向野坚一的经历所证实。向野坚一在当年10月被怀疑为日谍而于东北被捕，他坚称自己是福建人，后终于以一小块银子贿赂了押解人，而得以在中途脱逃。（ 《向野坚一从军日记》 ，1894年10月25日）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
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政府却因惯性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宗方小太郎在其当年为侵华日军第一军用中文所撰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告示中，就将矛头指向满清的腐败，指责满清“入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以此号召中国人（汉人）起来，“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建立“革命军”配合日本军队反抗满清，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日清战争实记》 ，日本博文堂1894年出版），俨然是吊民水火的解放者。
在次年（1895）1月其另一份报告《对华迩言》中，宗方小太郎注意到，中国的“民间志士在言论和新闻中，不断喋喋非难政府之措施，扬言庙堂无人，甚至揭发重臣大吏之旧恶，历数施政之弊窦，丝毫无所顾虑”，这一方面表明满清政权已经是“百弊丛生，濒于阳九之末运”，另一方面也表明“数亿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他因此谆谆教诲战胜的日军，要在占领地实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战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如果日本占领军能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则四方百姓一定会“争先来归”。为此，他再三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宗方小太郎的中国分析，的确有相当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其亦因此成为日本朝中大员们商讨“征清策”的重要谋士，尤其是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对他十分器重。
甲午战后，宗方小太郎到汉口经营中文报纸《汉报》 ，为日本利益进行“文力征伐”，但同时也大力支持中国的维新派，抨击顽固势力，传播西方文明，对湖北社会的风气开放影响巨大。此后，其更是参与创立东亚同文会，高喊“保全中国”的纲领，推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1914年在上海设立东方通讯社，打破了路透社1872年建立远东分社以来对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1923年病死于上海，大正天皇特旨赐勋。终其一生，宗方小太郎主要生活、“战斗”在中国，但至死也未能看到这个“腐败的大厦”气象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