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疫情| 车企援驰的热血中，如何保证捐赠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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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0-02-05

本报记者??金晓宇

自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国上下的诸多企业都积极应援，并在第一时间捐款捐物，希望为抗击疫情尽到企业的一份责任。这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便是汽车及零部件相关企业。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企业的现金捐赠金额和物资总价值已达140亿元人民币，而汽车行业的捐赠总价值也早已经突破1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这些捐赠的数字仍在持续增加。

一边是全国各行各业援驰武汉、抗击疫情的热情高涨，而另一边却是武汉等地的诸多医院防护物资一再告急，两幅“撕裂”的情景最终引爆了公众的愤怒，并使湖北省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陷入了空前的舆论漩涡。

车企捐了那么多的资金和物资，为什么在实际效果上却捉襟见肘呢？

1月26日，为了动员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民政部发布公告，将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5家慈善组织列为募集款物接收方。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企业的捐赠目标为湖北或武汉，原则上必须通过上述5家慈善组织。

“由于疫情发展迅速，短短几天内，上百亿的资金和物资如潮水般涌向这有限的几家地方公益组织，这远远超出了其日常的预算掌控能力、应急处理经验和人力保障支持，因此一时间陷入了资源和需求调配十分混乱的局面，甚至引发信任危机。”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独立咨询机构“商道纵横”的合伙人郎华告诉记者。

郎华认为，在这种特殊时期，并不是企业一拥而上的捐钱越多越好，还需要考虑到慈善机构的应急消化能力，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捐赠可能很难在短期内精准抵达需求方，难以实现预期的效果。因此，企业在捐赠时，不应盲目跟风，而更应该回归商业本质，即重新思考，如何发挥自身业务专长，找到好的“参与点”，从而确保最大化的援助效果。

当然，很多企业与个人参与救援的心情迫切，都希望效果能立竿见影。但是，根据我国《慈善法》规定，个人和没有公募资格的机构不能发起慈善募捐。因此，深圳市君合信税务事务所所长胡绵鹏在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也建议，企业可以寻求与具有抗疫经验且公信力高的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设立抗疫专项基金，发起方可以选举具有经验的人员与慈善组织组建专项基金管理团队，共同高效、透明地管理款项和物资。

这也意味着，车企在践行社会责任、抗疫捐助时，除了一腔的热情外，还应充分考虑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捐赠绝不是简单粗暴地捐钱，而要更深入地考量自身的专长，并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网络发掘这种业务专长的潜在能量；第二，如果捐钱，并不是把钱捐出去了就甩手完事，而是要持续投入人力、物力，与合作方共同携手将钱落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如果回顾这一段时间以来汽车行业的捐赠记录，我们其实不难发现一些值得参考借鉴的案例。

1月28日，吉利控股集团宣布携手李书福公益基金会，设立2亿元人民币新型肺炎疫情防控专项基金。在官方公布的信息中，这笔专项基金将用于4个具体方面：购买急需的疫情应急物资；支持疫情地区临时医院的建设；为抗击疫情一线的相关人员提供必要支持；支持疫苗和治愈药物的研发以及公共卫生科普工作。

那么，为什么吉利不像其它企业那样直接捐钱？这是记者在看到这一消息时产生的一大疑问。

经过查询，吉利的创始人李书福在早年间便创办了同名的李书福公益基金会，是登记注册的国家正规非公募慈善机构。作为企业公益基金，该基金会已经独立运作了多个持续的慈善项目，拥有了成熟的团队和一定的运营经验。这也是其能够在快速地在独立的企业基金会下直接建立抗疫专项基金的基础。

“此次设立专项基金，而不是直接捐款，主要还在于希望把捐赠的专项款项每一钱都花在刀刃上，发挥吉利在全球资源协同优势，采购疫情所需的医疗物资上，能够做到抗疫款项更具针对性，更有实效性。”吉利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直白说，吉利不希望受制于人，并希望利用自身的优势掌握抗疫中的主动权。基于此，在专项基金的支持下，吉利发动了其全球网络，在瑞典、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区采购紧缺的医疗防护物资，用直接的行动缓解了国内生产短缺的燃眉之急。同时，吉利还紧急向武汉和多地的防控指挥部捐赠嘉际MPV，作为指挥部的应急工作用车。此外，旗下的曹操出行和远程商用车集团还在疫区组建了应急防控保障车队，为社区出行和物资运送提供支持。而这些，正是吉利作为车企所“能做”和“善于做”的事，体系化地发挥了其业务专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吉利控股集团旗下的沃尔沃更是另辟蹊径，希望在“根源”的疫苗研发上贡献力量。显然，医学研发领域并不是车企自身的专长，于是，沃尔沃在李书福公益基金会的指导下，避开了武汉地区5家被指定的不堪重负的慈善机构，而选择了与上海市医药卫生发展基金会合作，并成立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专项资金，首批100万捐助将定向支持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新型冠状病毒发病机理、临床救治研究、疫苗研发以及关联药物的研制。而其所支持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正是这次疫情中全球第一个成功解析并公布新病毒全基因序列的专业机构。

“一般情况下，企业直接将善款捐给基金会是比较常见的操作方式。但我们和基金会提出，希望能和受赠方进行直接的沟通，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好让我们的捐赠能真正地满足受赠方的需要。于是，在整个过程中，上海市医药卫生发展基金会（慈善机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受赠方）和沃尔沃汽车（捐赠方）三方进行了直接的沟通。”沃尔沃汽车亚太区企业传播副总裁赵琴告诉记者。

记者私下了解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日常运转开支主要由政府资金支持，而一些前瞻性的科研项目则需单独申请专项基金。但是，专项基金的申请流程较长，而疫苗的研发却分秒必争。作为社会力量，沃尔沃的定向捐款在几天内迅速到位，为疫苗的研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同时，正是得益于三方的直接沟通，沃尔沃向上海市几家三甲医院捐赠的1000万元医疗物资和设备在短短5天内就完成了交付。沃尔沃在“不擅长”的领域实现了立竿见影的公益成效，这与其在捐赠全程中的高度参与性密不可分。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蔚来。作为车市寒冬中日子并不富庶的造车新势力的一员，蔚来依然在第一时间投身到了抗疫之战中。除了刚开始30万元的医疗物资捐赠外，蔚来还在1月29日宣布启动用户信托基金，并设立了500万元专项资金。

同样，蔚来没有直接选择向慈善机构捐款，而是借用了信托的形式。蔚来用户信托是蔚来创始人李斌委托专业信托机构设立的信托，旨在让蔚来与用户之间建立更加深入的连接，其最高决策机构由九名理事会成员组成。

官方介绍，该信托下的专项基金的用途分为两大方面：其中200万元为社会抗肺炎公益基金，它以100万直接捐助及100万配资捐助的方式，由武汉当地车友会监督与协作给到抗击疫情前线。而另外300万元则为抗肺炎用户关怀专项基金，将用于疫情期间的车主关怀，包括防疫物资、确诊关怀、抗疫医护关怀、特别项目支持。

借助信托，蔚来既充分调动了社区用户的积极参与，将驰援行动扩展到了全国的诸多车友会中，汇聚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一线基层公益力量；同时，蔚来也借助信托获得了更多的公益自由度，能根据理事会和车友会的意见灵活地分配和监督资金使用，开辟了一种灵活、公开、高效的公益模式。

记者评述

吉利、沃尔沃和蔚来，只是这场抗疫之战中汽车行业的三个渺小缩影。除了热血和行动外，他们用更强的自主性和参与度填补了因过大压力而暂时失效的传统捐赠模式的真空区域，显示了社会力量在关键时刻的重要意义。艰巨的抗疫行动仍在持续，而这些案例所给予我们的启发是，在特殊时期的复杂情绪中，如何以“理性”来支配公益行为真正地发光发热，并支撑整个社会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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