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8-08-24
娜拉走后怎样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讲演日期及时间：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讲演三十分钟。
主办单位及地点：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鲁迅曾在一九二三年七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在该校兼任国文讲师和教授。
关于讲题和讲演内容：这是鲁迅现存第一篇讲稿。鲁迅通过对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剧本《傀儡家庭》（即《玩偶之家》）中的人物娜拉的分析，来阐明他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意见。
正文如下：
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伊孛生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女人》，中国有人译作《海上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面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了，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前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一个很大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担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做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 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毂，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鲁迅的一篇演说《未有天才之前》？
未有天才之前①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 山②，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③。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④。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⑤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⑥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下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刊》第一期。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京报副刊》第二十一号转载时，前面有一段作者的小引：“伏园兄：今天看看正月间在师大附中的演讲，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所以校正寄奉，以备转载。二十二日夜，迅上。”
②Alps山即阿尔卑斯山，欧洲最高大的山脉，位于法意两国之间。拿破仑在一八○○年进兵意大利同奥地利作战时，曾越过此山。
③“整理国故”当时胡适所提倡的一种主张。胡适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就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同年十二月他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他更系统地宣传“整理国故”的主张，企图诱使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脱离现实的革命斗争。本文中所批评的，是当时某些附和胡适的人们所发的一些议论。
④“崇拜创作”根据作者后来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南腔北调集》），这里所说似因郭沫若的意见而引起的。郭沫若曾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第二卷第五号发表的致李石岑函中说过：“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他的这些话，是由于看了当年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双十节增刊而发的，在增刊上刊载的第一篇是翻译小说，第二篇才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事实上，郭沫若也重视翻译，他曾经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鲁迅的意见也不能看作只是针对个人的。
⑤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都介涅夫（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等。陀思妥夫斯奇（1821－1881），通译陀斯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⑥彼得和约翰欧美人常用的名字，这里泛指外国人。
春末闲谈
鲁迅
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
记起故乡的细腰蜂。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
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一支
小青虫去了，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
于乏力，被衔着腾空而去了，坐了飞机似的。
老前辈们开导我，那细腰蜂就是书上所说的果赢，纯雌无雄，必
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
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七七四十
九日罢，一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了，所以《诗经》里说：“螟蛉有
子，果赢负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虫。蜘蛛呢?他们没有提。我记得
有几个考据家曾经立过异说，以为她其实自能生卵；其捉青虫，乃是
填在窠里，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见的前辈们都不采
用此说，还道是拉去做女儿。我们为存留天地间的美谈起见，倒不如
这样好。当长夏无事，遣暑林阴，瞥见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便如睹慈
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宛转抗拒，则活像一个不识好歹的毛
鸦头。
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
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
(Fabre)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
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
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
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
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
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
当日一样的新鲜。
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E君(u，有一天他忽然发愁
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
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那时我
也就皱眉叹息，装作一齐发愁的模样，以示“所见略同”之至意，殊不
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
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②么?不是“君子劳心，
小人劳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
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
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
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
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
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
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赢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
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
悲的铁证。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种所谓“特殊
知识阶级”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
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错，
一切状态都已够好。E君的发愁，或者也不为无因罢，然而俄国是不
要紧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中国，有所谓“特别国情”，还有所谓“特殊
知识阶级”。
但这种工作，也怕终于像古人那样，不能十分奏效的罢，因为这
实在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
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
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
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下至“特殊知识阶级”的赏收
享用了。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
室主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
动论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学生的
特别发见，其实也并未轶出了前贤的范围。
那么，又要“礼失而求诸野”了。夷人，现在因为想去取法，姑且称
之为外国，他那里，可有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没有。所有者，仍不
外乎不准集会，不许开口之类，和我们中华并没有什么很不同。然亦
可见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无华夷之限也。猛兽是单独
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
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与牛马同流，——此就中国而言，夷人别有
分类法云，——治之之道，自然应该禁止集合：这方法是对的。其次要
防说话。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了，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所以苍颉
造字，夜有鬼哭①。鬼且反对，而况于官?猴子不会说话，猴界即向无
风潮，——可是猴界中也没有官，但这又作别论，——确应该虚心取
法，反朴归真，则口且不开，文章自灭：这方法也是对的。然而上文也
不过就理论而言，至于实效，却依然是难说。最显著的例，是连那么专
制的俄国，而尼古拉二世“龙御上宾”②之后，罗马诺夫氏竟已“覆宗
绝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点就在虽有二大良法，而还缺其一，便是：
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
于是我们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这样的一位“主子”——就
可恨了：一恨其没有永远分清“治者”与“被治者”；二恨其不给治者生
一枝细腰蜂那样的毒针；三恨其不将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
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三者得一，阔人的地位即永久
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
单想高高在上，暂时维持阔气，也还得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实在不胜
其委屈劳神之至……。
假使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世上的情形就何
帝，1917年2月革命时被推翻，次年被处死。
等地醒目呵!这时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勋章来表明阔人和窄人了，只要
一看头之有无，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贵贱的区别。并且也不至于
再闹什么革命，共和，会议等等的乱子了，单是电报，就要省下许多许
多来。古人毕竟聪明，仿佛早想到过这样的东西，《山海经》上就记载
着一种名叫“刑天”的怪物。他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以乳为
目·，以脐为口”，——这一点想得很周到，否则他怎么看，怎么吃
呢，——实在是很值得奉为师法的。假使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阔人
又何等安全快乐?但他又“执干戚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
和我那专为阔人图便利而设的理想底好国民又不同。陶潜先生又有
诗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
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但
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识阶级”的国民，也许有特在例外的希望；况且精
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头就会提前飞去，区区物质的头的有无也
算不得什么难问题。
1925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