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5-25
洛克菲勒基金会创造了分子生物学及其与基因相关的研究，同时投入了数亿美元促进基因工程在粮食方面的应用。1984年，基金会发起绘制水稻基因图谱的计划，随后开发了一种被称作金水稻的品种，并宣称这种水稻可以提供维生素A。通过由基金会控制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这种新品种。值得注意的是，优先推广的国家中有一半和基辛格确定的地缘政治目标相重合。事实上，农业跨国公司利用基因革命在强化对全球粮食供应的控制。
“粮食就是权力！我们用粮食来改变人们的行为。有些人可能会把这称作贿赂。但是我们并不想为此进行辩解。”
凯瑟琳.贝尔蒂尼，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前执行干事，美国农业部前部长助理
抓住了水稻金饭碗
198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发起了对转基因植物的商业用途可能性的大规模研究。那时候他们将其称为“植物基因工程是一项长期的主要工作。”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为世界范围内的基因工程科学研究和发展注入了一剂重要的催化剂，这直接导致了转基因植物的产生，即基因革命。在随后的20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促进和宣传基因工程的开发研究及其在改变世界粮食生产方面的应用，直接投资了一亿多美元，间接投资则超过好几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基因工程显然是他们战略计划中的重大步骤。
1982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些高级顾问力劝基金会的管理层把资源投入到应用分子生物学进行植物育种上。1984年12月，基金会的理事们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为期10～15年的项目，把新生的分子生物技术应用到水稻——全球大多数人的主要食物——的育种方面。
1984年，罗纳德.里根连任总统，他认为这是大力推进私有化和撤销管制等新右派经济措施的大好时机，这项计划早在十多年前就由约翰三世和其他人提出过。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在对农业部的政策产生影响乃至进一步影响世界粮食市场的能力方面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正是启动控制未来世界粮食供应转型的大好时机。
“新优生学”：反证法的应用……
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基因工程项目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起该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的产物。在30年代后期，早在基金会大力资助纳粹德国“第三帝国”的优生学研究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招聘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来创建新的学科，他们把这个新学科命名为分子生物学，以区别于经典生物学。基金会发展分子生物学这个新学科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回避和削弱其种族主义优生学所面临的社会批评。纳粹德国已经让“优生学”背上了“恶名”。
20世纪30年代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沃伦.韦弗尔是一个物理学家。他与马克斯.梅森共同领导着基金会的这一新的生物项目。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们慷慨地为科学研究项目提供资金，这种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因为在资金极为稀缺的时候，他们将手中的基金分配给顶尖的科研人员。在1932～1957年这20多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拿出了数目可观的9000万美元来支持建立分子生物学这一新学科。分子生物学及其与基因相关的研究完全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手炮制的。
该基金会的科学家充分借鉴了人种优生学的研究，基于几乎所有的人类问题都可以通过基因和化学操作来解决这一基本假设，创立了分子生物学。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中，韦弗尔第一次“发明”了“分子生物学”这一术语来描述他们对这一研究的支持，即应用符号逻辑技术和其他科学学科使生物学更“科学”的研究，这一想法最早于20世纪20年代由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生物学家雅各希.洛布提出。他从实验中得出结论：未受精的棘皮动物类的动物幼虫可以在化学的刺激下发育，因此科学将最终控制生物学的基本进程。洛克菲勒集团里里外外的人都把它视为社会控制和社会操纵的最终手段，即优生学。
1932年当洛克菲勒基金会刚刚在这一领域启动历时25年的项目时，他们似乎已很清楚，生物与医学科学已经做好了接受物理学向这一领域进军的准备。正如沃伦.韦弗尔所说：
“在分子行为这一严谨、精确的层面上，探索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工作机理和人类思考、学习、记忆和遗忘方式的工具都已经准备就绪了……这项研究除了能够获得一些思维、大脑以及身体之间关系的知识外，它的实用价值也可能无比巨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有关我们行为的信息，从而对其进行明智有益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韦弗尔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世界上所有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中心。洛克菲勒研究院（现为洛克菲勒大学）的三个科学家艾弗里、麦克劳德和麦卡锡识别出了基因看似从一个细菌细胞传输到另一个细菌细胞的过程。他们的同事，后来洛克菲勒大学的著名研究员、基因学家西奥多.多布然斯基当时兴奋地指出“我们正在进行用特定方法产生基因特定变异的真正试验，这对于基因学家来说是一项壮举，因为他们在用更高级的生物进行试验时遭到了失败。”到1941年，洛克菲勒的科学家们就已经为他们后来的转基因生物和基因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战争刚刚结束，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分子生物学新领域的基因学家就在1946年初聚集在冷泉港由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优生学记录办公室，参加一个题为“微生物基因学”的大型科学年会。
减化生命
洛克菲勒集团并不在意这个项目带来的风险。他们应用的方法可以追溯到勒奈.笛卡儿的“简化论”和查尔斯.达尔文的理论，即生物都是以基因复制为唯一目标的机器——一个化学和统计学的问题。洛克菲勒的方法论是复杂生命形式都可以简化为基本的构建模块或者叫做“基本种子”的信念的延伸，这种信念认为生命形式的所有特征都可以被演绎出来。韦弗尔和洛克菲勒的其他科学家并不在意简化论曾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他们认为“谁花钱，谁点戏”。他们制定了一个社会计划，而他们的简化论的基因学是这一计划的理论支撑。
菲利普.瑞格教授对转基因研究的风险问题持批判态度。他在1984年8月在冷泉港的班伯里会议中心组织了第一次由顶尖大学生态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来自工业部门的基因工程师以及政府部门代表参加的学术会议，会议中定义了分子生物学简化论的瑕疵：
就DNA来讲，这种分子在试管中是稳定的。但是它在大量繁殖的生物中是不稳定的。我们不能把活体生物中的DNA活动简化成它在试管中的化学性质！在活体系统中，DNA至少会通过变异、基因流动、重组和自然选择被修改，或者“造成不稳定”。这样说来就很难甚至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基因改造。很多分子生物学家当然都把变异和自然选择视为抽象的事实，但是在他们的专业工作中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作用。
一旦他们让美国科学界广泛认定生物可以简化为基因，他们就可能得出生物没有固有的属性的结论，芸芸众生都可以任由他们“摆布”。但是自然界要比数字计算机复杂得多。正如生物学家所指出，给定的DNA分子在试管中是稳定的，但是在活体生物中是高度不稳定的，它们以极端非线性和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生命并不是一个二进制的计算机程序。正如传统生物学家几个世纪以来所验证的，生命之所以令人赞叹不已就是因为它的非线性和复杂性。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分子生物学及其基因研究是有意识地建立在这个基本的科学错误——简化论——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科学家用“基因编程”这个词把它同计算机的运行机理进行类比，但是没有任何科学家能够从基因编程中造出一个生物来。正如英国生物学家布莱恩.戈德温教授所说：“仅仅知道基因产品不足以解释生物形状与形式的产生。”
洛克菲勒的优生学家们对这些细节不感兴趣。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摇身一变成了基因学家。很多获得洛克菲勒研究经费的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后辈很可能满心喜悦，不愿意知道优生学和基因学是紧密联系的。为了获得稀缺的研究经费，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而通常情况下这些研究经费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附加的条件。
基金会的研究目标是想方设法找到把生命的无限复杂性简化为简单的、决定论的和可能预测的模型。沃伦.韦弗尔醉心于运用科学（糟糕的科学）并按照洛克菲勒的模式来塑造世界。基金会的新分子生物学鼓吹者执意要描绘出基因的结构图谱，并用这些信息来“解决包括犯罪、贫困、饥饿和政治不稳定在内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菲利普.瑞格语）。而他们解释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几十年来却秘而不宣。瑞格把洛克菲勒的愿景描绘成：
从一个简化理论者的角度来看，社会问题可以简化为简单的生物学问题，通过对土壤、大脑和基因的化学处理加以解决，这是合乎逻辑的。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全力以赴，运用它的人脉关系和资源促进这种优生哲学的发展。
洛克菲勒基金会运用它的基金和大量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来宣传这样的思想：社会大众应该耐心等待科学发明来解决社会问题，没有必要直接干预经济和政治制度。耐心和对简化学研究进行更大的投入可以顺理成章地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
梅森和韦弗尔协助建立了一个分子生物学家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摒弃了活体生物和生物群的传统知识。他们对简化论和决定论抱有共同的信念。他们拥有乌托邦式的理想，学会了使用乐观的语言进行交流，这给他们带来了科研经费和地位。这跟培根在《新大西岛》以及启蒙运动提出的愿景不谋而合：通过掌握大自然的规律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建立一个没有麻烦的社会。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分子生物学家激烈地讨论是否该进行DNA重组研究，即后来的基因工程。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由于目前无法预计它对地球上的生命可能造成的威胁和发生生态灾难的危险，为了人类的幸福应自动停止研究。到1973年，基因工程的主要技术都是在实验室中开发的。
奥克兰大学的退休高级讲师、生物学家罗伯特.曼博士强调，洛克菲勒的简化论的确可能产生社会风险，“任何对基因工程进行风险分析的尝试都注定带来更多的误导”。他指出：
“活体细胞系统，即使没有病毒或外来质体(更不用说朊病毒)的侵入，也要比核反应堆复杂得多。我们无法想象它究竟会出现什么问题，……很多的基因拼接不会产生任何结果；有一些可能会得到预期的结果，但是即使是几率很小的事故也会像核能一样产生灾难。权衡再三，我们还是不要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科学和生命为好。”
曼为分子生物学家敲响了警钟，但这也只是淹没在大张旗鼓的商业化农业宣传中的无数科学警告之一。这些商业化农业宣传机器与幕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大力鼓噪转基因生物。
阿比盖尔.塞勒斯教授在著名的科学期刊《微生物评论》中警告说：
“用于基因工程的生物材料中有一些称为质体的DNA小片，它们被描述成简单的可预测的转基因载体。根据传统的看法，用于把基因导入转基因微生物的质体可以被描述为不可转移的……相反，世界上没有任何‘安全的’质体……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解开一个谜：我们如何阻止或减缓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的基因的转移。但是一些基因大师像上帝一样，可以预测出人为地将人的基因转移到羊的身上、把牛的基因转移到西红柿中诸如此类的进化结果。”
植物基因工程的核心与通过同一植物的两个品种杂交培育出一个新品种，从而产生植物杂交品种的长期有效的方法不一样，它包括把外来的DNA注入特定的植物中。不同生物的基因组合称为重组DNA或rDNA。一个例子就是转基因甜玉米或者叫做Bt甜玉米。它是把土壤中的一种细菌——苏芸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也叫Bt，注入玉米的染色体以预防欧洲玉米螟。1961年，Bt注册成为一种杀虫剂。然而它防御害虫的能力却值得怀疑。1999年的一份科学报告警告说：
害虫抗药性的进化是Bt毒素持续效力的最大威胁……每年种植数万公顷产生毒素的Bt转基因植物，除非我们迅速制定并落实有效的对策，否则其他害虫有可能很快进化出Bt的抗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