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8-02-05
“退学处理”的法律性质
对于“退学处理”的法律性质，在理解上并不一致。根据传统理论，高校的该类管理行为可归人特别权力关系的范畴或大学自治的领域，①近年来，也有司法判例将与“退学处理”类似的“勒令退学”定性为学校的内部行政行为。②对于“退学处理”法律性质理解的差异，导致了高校校规在制定上的混乱性和随意性，并对于正确认识是否应将高校的“退学处理”决定列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加以认真分析。
“退学处理”的法律定性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学校作出“退学处理”决定的行为既非学校的内部行政行为或特别权力关系行为，也不应属于高校的自治范围。其法律性质究竟如何定位?我们认为，它就是一种具有外部处理特征的行政处理行为，也就是《行政诉讼法》上所说的具体行政行为，这种定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
长期以来，高校都被定位为一种民事主体。在1986年实施的《民法通则》中，根据高校从事的业务活动，将之归人事业单位序列，高校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1998年8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在内容上也采取民法上的定位，其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校长为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但高校的法律地位又不仅仅局限于民事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8条第1款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基于上述法律规定，我国高校在学位授予活动中又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在“退学”制度中，学生一旦被学校予以退学处理，不但要丧失学籍，并且将无法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学校与学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学校行使的是一种教育管理权，并且基于该权力的行使，也对相对一方，即受退学处理的学生的利益产生了直接影响。因此，学校行使的这种教育管理权力应为一种公权力，学校与学生之问的法律关系应为行政法律关系。
但是，法律并未明确授权高校可通过“退学处理”的方式限制和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因此，在职权要件上，“退学处理”行为并不完全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要求，笔者以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现阶段我国立法体系还不完善所造成的。如果以此断然一概否定该行为的效力，将造成学校管理上的混乱，反而更不利于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对此，一方面我们可以采取更为有效的监督手段，规范学校校规的制定，并为相对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应尽快修改和完善立法，从根本上规范高校的各种管理行为。对此，我们将在下文中予以论述。
“退学处理”的法律救济：
应当对“退学处理”进行司法救济 一般来说，当公民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和非司法途径两种方式获得救济。对于受到退学处理的学生，《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只规定了非司法的救济途径，即：学生对退学处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查；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对于被学校予以退学处理的学生是否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该规章中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允许被退学处理的学生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保护其受教育权不受非法侵害，监督和规范学校的管理行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首先，司法权有介人大学管理领域的必要性。传统的“大学自治”理论和“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大学排斥司法权力的干预设立了一道坚固的防火墙。所谓大学自治，本应限于学术自由相关的事项，但是在这样的口号之下，却有可能出现大学自治权力滥用的危险。事实上，许多与学术自由核心关系过远、甚至无关的事项，常常被利益相关的人主张为大学自治涵盖的范畴。因此，当大学自治权力演变为一种高度特权、损害权利相对人的基本权利时，司法机关的有限介入就成为了一种必要。同样，由于特别权力关系排斥了法治行政原理的适用，因而受到现代行政法学的全面批判，为了保障人权、厉行法治，不应当漠视特别权力关系下的人民，如军人、公务员、公立学校、学生的基本权利，而应当规定司法救济，使其成为法治主义保障的对象。 其次，“退学处理”的法律性质为司法审查提供了可能。以往对于学生以学校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常以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受案范围为由，驳回起诉。但通过上文分析，“退学处理”性质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内涵，应归于《行政诉讼法》第ll条(8)所规定的受案情形。正如有学者所言：“学校的纪律处分、退学决定或不发毕业证、学位证等决定，均属于具有行政行为效果的行为，对于这些决定不服，完全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解决，而不宜将其推人民事诉讼范围或置之不理。” 再次，围绕学生被予以“退学处理”而产生的纠纷不断出现，传统救济途径不足以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这也要求法院依法提供司法救济。近年来，有关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纠纷不断产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围绕学校的“退学处理”、“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处分决定。这其中不乏有对学生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案例，但是，通过传统的申诉途径以期达到改变原处理决定的可能性几乎为。由法院提供司法救济，这也是学生通过法律渠道维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 最后，已有的法院判例为司法审查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人民法院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中确立了高等学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原则，法院认为：“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是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法人，原告田永诉请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正是由于其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时引起的行政争议，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予以解决。”在其后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该原则又得以坚持。尽管这些案件的诉讼要求都是要求颁发学业证书或学位证书，但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的起因正是由于学校以“按退学处理”的方式取消了田永的学籍。并且，一旦学生被予以退学，其必然后果也是无法取得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可见，对于学生直接以学校的“退学处理”决定为由提起诉讼的，法院也应当予以受理。 综上所述，如果学生对退学处理决定有异议，可依《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向学校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的申诉进行复查。学生对复查决定仍有异议的，不但可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也可直接提起诉讼，并且起诉不应以申诉的提出为前提条件。对于起诉，人民法院经审查不存在诸如时效、管辖等问题，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予以立案，并由行政审判庭加以审理。 结 语 尽管允许就高校的退学处理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但司法救济毕竟是事后救济，不能从根本上规范高校的学籍管理行为，可以说是“治标而不治本”。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高校在学籍管理活动中对学生合法权利的侵犯，有必要对我国的高等教育立法进行相关的“立、改、废”。一方面，在国家立法的层面明确规定高校在学生学籍、学位等相关方面的管理权限，确定高校在该类管理活动中的行政主体资格，另一方面，要改革现行高校学籍管理的制度，废除行政法规和高校校规中涉及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种种规定，完善学分制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