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人以其独特的创新精神，推动了近代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全面提升。他们源于滨海，面对大洋的挑战，这种环境塑造了他们开阔的视野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从引进意大利式缥丝车到引进日本钢模印字技术，他们始终保持着对新事物的接纳和应用，如董秋根和何金泉在1890年制造缥丝车，鲍威昌改进印刷技术，严信厚扩展通久源企业。
在19世纪后期，宁波商人紧跟世界新式医药和化工业的潮流，如黄楚九的"龙虎公司"和方液仙的产品，展示了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商业敏锐度。同时，他们不仅关注生产力的提升，还创造了新的企业制度和社区组织，如过帐制度和同乡会，以促进金融交流和增强同乡间的合作。
在教育领域，宁波商人深知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们积极投资办学，如叶澄衷创办的"叶氏义塾"和"澄衷蒙学堂"，以及方氏家族的"培玉学校"和秦润卿的"普迪学校"。旅沪同乡会在上海创办的学校数量众多，对普及教育和提升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1931年虞洽卿等人发起的四明大学虽未最终建立，但其奖学金已开始实施。
“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商人都涌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经商，形成了商帮，当时较著名的商帮有“广帮”、“徽帮”、“闽帮”等，但有些商帮逐步衰落，销声匿迹，而“宁波帮”历久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港、澳、台等地的“宁波帮”企业家，更是举世闻名。江南靖士《宁波帮》诗：“多俊生东浙，去来天下通。帮帮经济竞，代代绩荣隆。捐献酬孙总，称扬忆邓公。综先览陈展，志作岂人同！”（《载敬堂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