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的儿子。
这个话题是由我的诗歌引发的，因为我几十年的创作活动是从诗歌起步的，而最初的作品多半是乡村生活诗。
可以说，我的创作是从故乡的那片土地开始的，是池塘堤边的那株矮柏，是土坡上的夏夜中那盛水的陶罐和纳凉的传说，是那里只有荒草的山冈和时断时续的河流，是村上那些双手粗糙、劳作间撩几句粗话解乏的伯伯婶婶们，给了我写作的欲望，给了我诗篇。
我的故乡，那片孕育了我生命的贫脊丘陵，除了诗篇和后来的散文，还给了我今生今世一个最大的牵挂。
一个十三岁就已走出大西北的老军人，终生偏爱的美食就是羊肉泡馍。还有那位每个人都熟知的领袖人物，始终不能离开他少年时就在家乡吃惯的那口“辣子”，并且一生未改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
丹墨可磨，但赤不可夺。
故土，对每个人都渗透了不可磨灭的本色。
泥土不仅仅养育了万物，不仅仅化作了我们的血肉。
儿时，手脚被划破或出现些许伤烂，村上的大姊就顺手从房屋土墙上抠下几滴暴雨留下的泥瘤，那是不含任何沙子的土末，然后往伤口上边撒边念：“天上的灰，地上的药，撒上就结巴巴壳”。
真灵，伤口果然不发炎，愈合极快。后来我发现，许多大人也用这种“方子”治伤。
泥土给了人们生命，给了人们一切。
泥土掩去了伤痛，掩去了苦难，掩去了与日月一样长久的悲凉。
这就是泥土上的生活，泥土上的记忆。
岁月如旅，如今我的双鬓已开始挂雪了。故乡的每一条山冲和每一片田畈，依然清晰可画，那些不规则的阡陌，依然如电路板一般深深地刻在自己的脑海。
乡村，就是生我养我的土地，就是我心目中的中国。
因此，在故乡，在所有远离城镇的乡村，每发生一次变化，都会使我为之欢欣，我曾经用诗歌礼赞那里的变革和进步。
在我的诗中，所有的乡村都有我的故乡，而养育过我的那片丘陵远没有我所描绘的变化那么快。
二十余年前诞生的那幅著名油画《父亲》，早已成为我心中故乡的缩影。
我总盼望着父辈们及整个故乡能早日从那镶钉得牢实的画框里走出来。
关于乡村，关于农民，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话题，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结。
二
土地是万物之母，但土地必须耕作。
耕作者本来是土地的主人，却被土地所奴役，他们的命运只能永远与土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中国最广大的农民。
那犁耙，那锄镢，那镰刀，连同操作的方式与姿态，世代相袭，一代模仿一代，几千年没有变。
我的故乡，那片不黄不黑，随着水土流失日渐露出石板的薄土地，曾被一代代先祖拼命地索取。而今，它仍然在为我们无私地竭力奉献，仍是我们唯一的生命之源，仍是我们赖以生存繁衍，既不抱希望又寄予无限希望的盘亘之地。
很长时间里，乡村几乎不存在户籍管理，也无须什么户籍管理。“公社化”时期，一个农民从此地迁向彼地，只需对方的生产队长点一下头，便完成了全部的批准手续。然而，正是这种没有表册的无形户籍，把出生在那里的人们牢牢地钉在黄土地上。
脸朝黄土背朝天，是一代代农民最简洁的终生生活写照。
落后而原始的生产方式，世界上最低的劳动回报，他们也不得不付出艰辛的体力劳作。尤其是农忙时节，超负荷、超强度的抢耕抢插使每个下地干活的农人都处在极度疲惫的状态。
烈日之下，寒风之中的田亩劳作，是与命运的抗争。留在心头的，是永远卸不掉的沉重。
六月，娇阳似火。在滚烫的水田里插禾，人们勾着腰，不停地插着，都被疲惫折腾得像一架架随时可能失去支撑的机器。各种各样粗陋的草帽无法遮挡针芒般阳光的穿刺，似乎都要把头扎进泥水的深处；每个人的手和脚都被热烫的泥水蚀得发白，皮肉松弛得起皱，有的指间开始靡烂。而汗水不停地往下淌，不等手上的污泥涮净，得赶快揪住被汗盐染得发白、早已散发着臭味的衣角，往脸上抹一把。
这情景，从高空俯望下去，是诗；而对泥水泡着的人来说，是恨不得即刻就解脱的痛苦。
在我们这些不懂得贫穷不懂得辛苦的晚生看来，是诗；而在父辈们看来，是劳困。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凡是与土坷垃打过交道的人，都不会认为这话带有夸张。长期推行“大锅饭”式的集体化，尽管把农业生产的效率降到了最低程度，但庄稼人却越发不敢懈怠。
用牛羊都不啃的荆条叶子拌饭，用难以咀嚼的草根熬粥，甚至去挖观音土来填塞发疯的肚子，那滋味谁都畏惧，但很多人又无法逃脱。
懂得“政治挂帅”的社队干部们，口里也挂着为革命种田、田埂连着亚非拉的说词，却转身对着乡亲们吼道：谁敢耽误“双抢”，除非他狗日的没长肚子！
其实，在抢收抢插的日子，没有谁敢偷懒。深夜，全村男女老少蹲到泥水里拔扯稻秧，队上没有钟表为你计算工时，只会清数每个人身后或弯或直的秧苗把子。几个小时之后，勉强睡了个囫囵觉又被可怕的哨子催醒，大家拖着沉重的脚步，强睁起打架的眼皮，走进待插的稻田，那会儿的泥水还没有被晒烫。
紧张的时令如同鞭子高悬在人们的头顶，倒是队干部可以穿着整齐的衬衣和干净的布鞋，到上级那里开会汇报，走他个一天半日。更多的男女劳力只好拼着命“倒在地里做”，长年累月，他们除了病卧不起，几乎没有逃避的机会。
经历过或目睹过那种田间劳作的人，不会相信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苦、更累、更漫长、更无奈的辛劳。
遗憾的是，从事这种劳作的人群，却与“劳模”的光环愈来愈远。好在他们需要的不是这些，至少是在那时，他们的最高追求是填饱肚皮，养活老小。
官取于民，民取于土。不知最早说出这句俗语的先祖算不算哲人。
然而，民是活生生的人，土却是毫无知觉的泥尘。
在农耕社会的多少次兵荒马乱之中，尖矛或刺刀可以帮助官家强行向百姓索取，而伺弄土地的庄稼人在收割了有限的颗粒之后，不可能再用镢头或锄钯向冻僵的泥土敲打出一粒粮食来。
农家生活所需要的每一颗稻谷和麦粒，每一根瓜豆和葱蒜，都必须靠自己辛勤栽种得来，他们也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劳动之外的收获。
记得我入伍不久，父亲作为军属代表参加过家乡县区的一次会议。信上，除了传递他高兴的心情，还未忘告诉我，大会给每个人发了一条毛巾和一只搪瓷茶缸。对于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农具和田地的父亲来说，这可能是他第一次没有通过劳动的意外所得了。
如今，父亲已经彻底地老了，他年轻时那张白净而帅气的脸孔，早已变得一片黝黑，嘴里换上了假牙，脸窝也一年比一年塌陷了。唯一没变的是，他的身板还那么直挺。为了"清静"，他和母亲早已与两个弟弟分灶吃饭，弟弟们因为经常远出打工，两位老人的一切似乎又“从头开始”。年复一年，从育种到收割打场，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依靠自己。最为艰难的是，每年他都要将二百来斤的稻捆一担担挑上高高的坡顶。
我每次劝他时，他总是那句淡淡的回答：很多人没有儿子在外头做事，又指望谁呢？再次回家时，我又带给他两千块钱，让他们用来买口粮，坚决请求他不要再种水稻。可他仍然没有正面回答我，只说你们在外面也不容易啊。说这话时，我注意到他那双粗黑的大手还有些微微颤抖。
一个七十好几的老人，还在像他年轻时那般“刨土为食”。
正如父亲拒绝我的理由那样，不止他一个，还有很多人，并且一点退路也没有。
是的，命运决定他们必须与泥土、与自然、与寒天酷暑进行无休止的搏斗。同时，命运也赋予了他们最大的韧性，一旦这种韧性丧失，他们将失去一切。
庄稼人本来就是伴着苦难而生的。
三
善恶、贫富、荣辱，乃至生死，每个人都具有或多或少争取和选择的权利，唯有父母和出生地容不得自己有丝毫的选择。否则，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选择那种一坠地就被称作“放牛娃”或“贱女子”的命运。那命运是与生俱来的。
恭喜你生了个学生!
——放牛的。
恭喜你添了个千金!
——贱女娃子。
至今，这贺喜的话中对孩子所预示的身份，大多数乡下人仍然不敢抱多大希望，而本是自谦的答话却大有可能被言中。
可是，很多人问过孩子，你想长大了干什么?
没有一个学生回答“当农民”，农村没有，城市更没有。如果让他们从心底理想的角度去回答，可以说一个也不会有。
然而，命运总要迫使大量的农村学生去当农民。于是在许多年前，“跳农门”就已成为无数农民后代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
所以，城市年轻的母亲指着进城拉板车掏粪搬砖盖楼浑身淌着黑汗的农民，警告其儿子说：“不好好读书，将来就和他们一样!”
农民，成了人生一个可怕的命运归宿。
在更多的不发达地区，农民的人生地位已被那些城市孩子的母亲言喻得再准确不过。
少时在乡下，听说有的罪犯刑满释放后不肯回来，宁愿申请留在劳改农场。这不仅仅是他们无脸再见乡亲，而是那里无论怎样辛苦，总有一口饭吃，劳动总有点节奏。为了得到一份比农民略好的待遇，他们宁肯终生与罪犯为伍。
很早听人说过，城里出商人，出科学家，出艺术家，而乡村仅仅出作家。
许多作家是从乡村长大的，又有许多作家是曾经“到广阔天地经过风雨”的。
这么说来，黄土地黑土地石板地上不但长庄稼，而且也长诗歌长散文长小说。
只是由于种种条件和机遇的限制，广阔天地上许多可能长出文章的脑袋终于未能长出来。因为能够孕育作品的土地，需要的只是生计，而不是文章。
四
正如长期处于舒适优越的生活状态而不知幸福的人一样，生来就处于辛勤劳累境况下的人们，环境或多或少淡化了劳苦的感受。虽然他们在痛苦的折磨下怨过苍天，但他们毕竟没有过舒适的体验。或者说，他们生来都得认命。否则，那种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不可停顿，也永无尽头的辛勤耕作，就真正成了无法摆脱的痛苦。
父亲辈是这样过来的，爷爷辈也是这样过来的，爷爷的爷爷辈以至许多辈人都是这样走完一生的。实如故事中一个流亡的 封建君王在路途上与庄稼人的对话中所说的那样，“我家世世代代做皇帝，你们家世世代代种地。”好在他没有说出这只是分工的不同。
世世代代与泥土作伴的人，谁如果对痛苦有着强烈的感受，那才是他不幸的命运又遭不幸。
本来不属于这种命运的人，因为政治运动或别的某种原因，曾被迫到乡间生活过，去或多或少地见识和体验过这样的劳动。尔后，这段日子在他们笔下竟如炼狱般不堪回首。
土地，只属于出生在土地上的人们。
一个狂热的年代结束之后，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为了返城，曾有过万人罢工，千人绝食，哭声恸地的壮举。
“不回城，毋宁死!”这坚定的誓言同时也宣告着：土地不属于我们！劳苦不属于我们!
他们用生命和血泪换取了胜利。
当年，有两三个将校自愿重新回到土地，有热血知青主动要求下乡，都曾被歌为壮举。
此时，千万知青挣脱土地也是如此悲壮。
当初，全国城市的无数学生在领袖巨手的挥动下潮流般上山下乡的壮举，曾令亿万庄稼人感动不已；后来，在他们急切回城的一列列身影甩去的后面，亿万庄稼人也认为是天经地义。
并非是他们到乡村做出了什么贡献，也不是因为他们给乡村带来了负担和麻烦，而是广阔天地的毒日、寒风、泥泞，以及那里的土炕黑灶，不应该让城里的孩子们来忍受。
在刚刚结束的世纪末，京城的新闻曾爆炒“老三届”。
那会儿，首都有人办起了“知青酒家”，那里悬挂着“雄文四卷”和鲜红的“忠”字，还有镰刀、镢头和草帽等烙着历史印记的实物。
当年的知青们相邀光顾，重返那个特定的时代，忆起痛苦的磨难，心中的滋味无以名状。
苦难刻在人们心头的痕迹，比幸福更深。
于是，不少人把盏哭了，一个时代便浸泡在一代城市人的泪水中。
而一个远远望不见边际的时代，不知曾经浸泡和还将浸泡于多少代乡下人的汗水之中，似乎上帝没有赋予他们知其劳苦的资格，他们走不出田亩的境界，也不会有“老三届”们悲酸的复忆。
农人对土地的告别也是对生命的告别。
五
土地是万物之母，更是人类的母亲，而世界上最无私的就是母亲。
但在城里人面前，乡下人眼神中往往会自然地流露出一种谦卑，一种难以形容的凝望。即使是更多的并不愿俯视他们的城里人，见了那眼神也会马上意识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生活在界限分明的另一种境地的人们。
这种眼神是独特的、只属于中国农民的眼神。
连稚童都可以通过肤色和衣着，一眼分辨出城里人和乡下人，大概这也算是中国的国情，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国情。
在穿着高贵的某些城里人眼中，乡下人不但土气肮脏，而且短识、狭隘、自私。是的，他们可能为两个红薯或两个玉米棒子和村干部大吵一架。然而，他们能够视修桥补路为己任，视救助他人为积德。当过路人饿得精疲力竭时，某位老人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梁上挂了半年而舍不得吃的干肉割下一块为他煮面。这是许多连楼道都不肯扫，住集体宿舍铺面一个比一个干净平整，而相互把垃圾往别人床下踢的城市哥们姐们所不可理解的。如果把二者的位置颠倒一下，老人的那种行为将被奉为精神文明的典范而大加表彰。
土地的天职是奉献，从来没有奢望。
在偌大一个中国整日价忙着造神造反，“红色海洋”波涛迭起的年代，亿万乡下人始终没有忘记，只有土地能给人们提供生活的基本条件。他们至少不能糊弄田野，像一些吃俸禄的造反派那样，去单位领了工资，去粮店买了米，就去上街闹“革命”。
旧时代，老爷太太和公子小姐们将侍候他们的女孩子称作“丫环”，后来又被称作“佣人”。一九四九年以后许多旧名称都改了，到城里人家来干活挣口饭吃的女孩子也改称“保姆”；改革开放后，有些街道的职业介绍所又美其名曰“家政服务员”。而东南亚等地，则一直称“女佣”不变。
名称往往能够掩饰实质。但是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城市女青年也在给他人当“家政服务员”，即使在今天，城里下岗女工加入钟点工和“月嫂”队伍的，也是极少数。
我总记得有部电视剧叫《我爱我家》，“我家”有个聪明善良的小保姆。某次全家一起吃饭，革命老干部的父亲忽然提到“儿子容易勾引小保姆”的话题，他两个儿子立即恼怒地申辩，其中老大故意把这种嫌疑往其弟弟身上引，竟站起来指着小保姆吼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本是一个闹剧，没有多少人作真。然而，现实生活中遭此精神凌辱的，除了乡下姑娘还会有别人吗?
这部电视剧中，以小保姆的人格作笑料的戏似不止这一处。如此表现生活，显然是一种故意的滑稽和夸张，但这种缺德的创作，却可能唤醒一些人的人格意识。从这一点看，我们反而应该感谢该剧的编导。
追问这个不是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