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飞翔的旅鸽，到披着长毛的
猛犸象，这些动物现在可能要被归为“基因存在，但肉体已经灭绝”的一类。它们确实已经没有活的个体，但它们的DNA还一直保留在博物馆的标本和化石中，有的已经有了20万年的历史。
随着
基因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些存留的DNA片段有可能最终使灭绝的动物复活。还有一些
灭绝动物的DNA实在太过古老而无法恢复，这意味着它们已经彻底灭绝，如恐龙等动物。但是为什么要复活那些消失的动物呢？这一过程肯定非常昂贵而且困难，或许十年二十年都未必能成功，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尝试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可以用来回答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我们要耗费大量精力保护那些濒危的物种？答案是相同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恢复不断减少的
生态系统，推进防止动物灭绝的科学研究，并避免人类过去曾犯下的错误再次重演。
此外，复活灭绝动物也有极为深远的意义。一些人们以往认为不可逆转的事情，比如动物灭绝，如果能够实现逆转，将成为无数人惊叹的奇迹。这也是想象力的伟大胜利。想一下当猛犸象和旅鸽重新在这个世界上漫步、飞翔的时候，将会激起多少人的敬畏和惊奇，野生动物的保护事业也将被推到新的高度。
还有一个好消息，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著名的
濒危动物“红色名录”之外，又增加了两个“绿色名录”。其中第一个名录描述的是处于良好生存状态的物种，以及之前状况糟糕，但经过有效的帮助之后，现在境况改善很多的物种；另一个名录中列出的是世界上受保护的并运转特别良好的野外区域。野生动物保育工作者正在逐渐了解建立希望、重塑信心带来的好处。复活的灭绝动物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希望的灯塔。
在研究过程中，有价值的科学问题也将得到解答。对灭绝物种基因组的深入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其种群脆弱的原因。它们是否遇到了由于基因变异太少导致的演化瓶颈？它们与其他幸存下来的近亲又有何区别？活着的动物将为我们揭晓更多的未解之谜。
复活灭绝动物所使用的技术也可以直接应用在现生的濒危物种上。个体数量稀少的种群可以借此增加基因的变异性；通过
克隆技术，在遗传上有某种缺陷的动物可以被完全治愈。例如，科学家认为袋獾(又称
塔斯马尼亚恶魔)的传染性面部肿瘤是由单个基因导致，如果在新一代袋獾中使该基因沉默，并将其释放到野外，那这种肿瘤疾病就将很快消失。原因在于，经过基因改造的袋獾拥有了免疫力，不会被传染上肿瘤，它们也将在繁殖上具有优势，经过一段时间后，整个种群将最终都具有免疫力。
有些灭绝物种是原先生存区域中的重要“基石”，它们如果复活，将促进生态系统变得更加丰富。举个例子，猛犸象曾经在极北的庞大草原上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食草动物，并一度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种群。它们消失之后，这片庞大的草原逐渐被物种稀少的苔原和北方森林取代。如果猛犸象能重新回到极北之地，具有固碳能力的草原将逐渐恢复，而释放
温室气体的苔原面积会逐渐缩小。同样，欧洲野牛(灭绝于1627年)的存在，也有助于横跨欧亚的森林和草原保持生物的多样性。
从
密西西比河到大西洋，从美国南方腹地到加拿大，旅鸽是北美东部的阔叶林中的关键物种。“每一年，羽毛的风暴呼啸而上，呼啸而下，穿过整个大陆，”荒野保护运动的先驱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曾经写道，“森林和草原上满满的果实被一扫而空，化作热量，燃烧在它们用生命在进行的旅行中。”这样的动物可以作为某个区域内的旗舰物种，帮助提高人们的保护意识。例如，重新引入欧洲野牛，将有助于推动正蓬勃发展的欧洲“重返野性”(rewilding)运动。该运动横跨多个国家，旨在把各国废弃的农地连接起来，组成一条野生动物走廊。
在美国东部各州之间也有类似的项目：“野性通道”(wildways)。该项目如果成功，将为未来旅鸽和卡罗莱纳长尾鹦鹉复活之后的飞行和迁徙，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卡罗莱纳长尾鹦鹉曾经是美国最美丽的鸟类，也是美国东部唯一的本土鹦鹉品种。
在塔斯马尼亚，那里的原始森林正受到伐木业等越来越大的压力。如果神奇的
袋狼(又称塔斯马尼亚虎，1936年灭绝)能够重现，毫无疑问将使当地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获得更好的保护。
现在的儿童也应该在生命中经历一些灭绝野生动物的重新出现，这种体验将是非凡的，也许将影响他们成为怎样的人，以及对待自然世界的态度。他们会拉着家长前往动物园，观看猛犸象和人工繁殖的旅鸽群，还有象牙喙啄木鸟、卡罗莱纳长尾鹦鹉、爱斯基摩杓鹬、大海雀、拉布拉多鸭，甚至是
渡渡鸟。动物园的参观门票将为野生动物保护提供更多的资金，而且动物园在灭绝动物的复活和种群恢复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过去一万年间，人类的捕猎、射杀导致了许多物种的灭绝。在现代科学的帮助下，或许我们能稍微减轻一下自己曾犯下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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