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何处寻 解读中国“公知”症候群——导语
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群体的变化，能够像知识分子的变化那样隐喻“社会”的结构裂变。然而，与“诗人”、“文艺青年”等词汇命运相同，“公知”一词自2005年进入公众视野以来，迅速贬值，及至当下，随着各类牛鬼蛇神竞相登场，上演各类或荒唐或荒凉的活报剧，“公知”竟成为公众“人人喊打”的一群，“母知”等恶搞词汇应运而生。“公知”有病，天知否？然当为真正知识人所痛心的，却是这泥沙俱下众声喧哗之中，无法别清晰辨认的操守与良心。“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鲁迅先生言犹在耳，遥想前人“士”，可堪玩味的，或许恰是这最好又最坏的年代。
公知是怎么变成“母知”的
“公知”曾是网络世界中一个很神圣的群体，他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关心各种公共事件，发表看法，引领舆论，甚至影响事件走向。
“公知”这个群体的存在，远早于这个字眼的存在。评论人曹宗国就认为，虽然“公知”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但它所倡导的精神其实是中国古代“士”文化的传承。“公知”近几年的走红源自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的评选。那一年，这家很有影响力的媒体评选出了五十名“公知”，其中既有“公众人物”、“时评家”、“专家”，还有崔健、罗大佑等娱乐界人士。
知识分子前面的“公共”二字，不但意味着他们参与的是公共话题讨论，同时也暗含他们维护的是公共利益。在“邓玉娇”案、“7·23动车事故”、“PM2．5”等公共事件中，随时可见他们的身影。他们为弱者喊冤，呼吁真相，推动行政作为。对普罗大众而言，他们曾是时代的先驱。
然而如此高大的形象，却在“公知”们参与公共事件的过程中逐步被污名化，直到“----大战”中，站立着的“先驱”轰然倒地。
公知变“母知”
“公知”这个字眼一横空出世，因其散发的崇高和理想主义的光芒，被很多想要自我包装的人视为最好的装饰，一时间“公知”满天飞。“公共知识分子”中的“知识”意味着“公知”们应当有某方面的专业知识背景，能够针对某类事件发表权威的观点。在美国，公知的门槛很高，必须受过优秀的高等教育，最起码得是个博士，得拥有若干著作，且能够运用自己的丰富知识分析热点问题。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公知”门槛不高，涵盖的人群过广，只要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都可以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
过低的门槛导致了队伍的鱼龙混杂，不乏鱼目混珠之辈。在微博等自媒体的助力下，“公知”发表言论变得容易，却也因容易导致了某些轻率的发言。他们只关注当下最热的公共事件，地沟油出来了，他们愤怒；小悦悦出事了，他们心寒；活熊被取胆，他们痛心，他们关注的领域随着热点事件的变换而变换，俨然一部百科全书，精通所有学科，事实却是有些发言只是情绪的宣泄。一部分公知因参与某个公共事件变得关注度上升，变得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在微博上发表的言论俨然以青年导师自居，真理永远掌握在他手中。
某些名博为博人眼球，甚至说假话。因关注风云变幻的阿拉伯世界，号称自己身在利比亚，传递的都是第一手消息的公知“老榕”吸引了很多眼球，最后却被网友揭穿盗用别人的图编自己的故事。被揭穿后的“老榕”态度一直强硬，拒绝正面回应战争期间是否去过利比亚。此番表现，让围观的网友哗然，也为“公知”被污名化做了很大的贡献。
“公知”圈中的大佬贺卫方曾发过这样一条微博：“网络兴，诸公知亦得就公共事件公共事务频繁发言。然事件多悲催结局……公共知识分子唠叨如故，不如称婆婆知识分子”，言语中不乏戏谑和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