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鸿 董希淼
联合贷款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 ，比如资金方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甩手掌柜”，本来想跟着互联网银行学习线上业务拓展和风控经验，结果能拿到的客户数据信息太少，只能两眼漆黑的做单纯的资金方。而互联网银行，则凭借独有的线上风控能力，大幅降低自身的出资比例，甚至达到1:99，倒是真正实现了轻资本运营，但却把主要风险转嫁给了作为单纯资金方的中小银行，这就造成了出资方不了解客户、更不了解风险的危险状况。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背景下，将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影响金融稳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联合贷款是银银合作中的一部分，并且将可能成为最重要的业务合作模式之一。在过去，我们常把银银合作理解为同业业务，但银银合作的领域和范围其实很广。特别是在当前疫情冲击、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六稳”“六保”工作艰巨的情况下，银银合作再度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互联网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通过自身的 科技 能力特别是互联网运营和连接能力，搭建起一条条通往小微企业的“金融毛细血管”，打通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这些 探索 和创新，使银行业服务更具包容性和精准性。
我们还发现，银银合作是产业互联网发展下的一个必然趋势。随着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转型，更好的服务B端企业客户，为其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进而实现B2B2C的联动经营，成为各行竞争的焦点。但对于广大中小银行而言，受限于牌照资质、业务种类、产品体系和经营地域等方面的限制，难以独立为企业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而通过银银合作，则可以较好的切入到服务B端的客户的服务中，进而通过发挥自身在细分领域中的优势，找到差异化的竞争能力。
当然，银银合作也是当前”开放银行”趋势下的一个必然选择。金融 科技 的发展，数字化程度的加深，”开放银行”的催化，加剧了银行业的“马太效应”。实力较强的国有大型银行，已纷纷成立了金融 科技 子公司，通过输出自身的金融 科技 能力，更好的服务中小金融机构，而中小银行也找到了借船出海、借兵打仗的有利时机，通过与银银合作，快速提升自己的信息 科技 实力和风险管理能力。
我们认为，银银合作的空间还很大，未来随着数字 科技 的发展，在普惠金融方面，特别是提升普惠金融的覆盖面、降低服务成本和门槛、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方面，依然大有可为。
消费金融作为普惠金融领域中的一部分，尽管消费金融并不天生等同于普惠金融，但金融机构在推动普惠金融的扩面增量降价等方面，发挥了负责任借贷者的角色，有效扛起了 社会 责任，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中流砥柱。但随着疫情对零售信贷的冲击、互联网巨头的生态垄断以及参与主体的日渐增多，消费信贷领域的竞争，已经从春秋混战进入到了战国争雄，未来如何 探索 出一条发展的新路子，值得每位从业者思考。
我们认为，银银合作的确是一个重要方向。但合作的前提，依然是要了解对方的需求，特别是要了解被输出方（中小银行）的业务诉求。无论是互联网平台，还是硬件厂商，甚至是银行系 科技 子公司，都把目光瞄准了中小银行群体，希望向中小银行输出能力。但这种输出在很多时候是一厢情愿，供需并不匹配。因为多数机构并不了解中小银行的业务诉求，没有能力提供相应的服务。中小银行需要的，不是一套 科技 系统，也不是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更不是一套尽善尽美的“PPT解决方案”，而是真正能创造业务价值的范式，多数机构考虑的是拿下这家中小银行客户，而不是与这家中小银行共同成长。只有换位思考，推心置腹，才能实现合作共赢，毕竟银银之间，多是理性的法人主体，是以实现本行利益价值的最大化作为出发点。
不过，近期联合贷款模式遭遇了法律困境。8月20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在金融业内掀起巨大反响。尽管《规定》第一条就明确，4倍LPR的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不适用金融机构。但一些地方法院，仍然以此来约束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引发业内普遍担忧。在联合贷款中，金融机构获客成本、运营成本、风险成本都较高，且涉及多方参与主体，目前确有部分信贷产品利率高于4倍LPR。当然，联合贷款、助贷业务本身不属于此次新司法解释调整的范围。
而10月16日央行公布的《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明确：“商业银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可以与客户自主协商确定存贷款利率。”相较于2015年修订的《商业银行法》，此次修改建议稿强调了贷款利率可以自主协商，明确了利率市场化的原则和方向。这是对部分地方法院混乱判决的拨乱反正，有利于推动联合贷款模式发展。
毫无疑问，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 科技 蓬勃发展，为基于互联网联合贷款的银银合作，创造了技术基础，提供了动力支撑。开放、融合、互补、共赢将成为银行与银行之间不可逆转的新态势，更加紧密的银行合作将会迎来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