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13
文/晓敏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经济贫困，但孩子们没有升学的压力。在我的家乡，一到暑假，父母们就各显神通，到处想办法托人找门路，给年长的孩子找点零工干干，挣点儿外快，添补家用。
那些年，金华茶厂收益特别好，挣钱多，大家都想到茶厂打工。7、8月份是生产茉莉花的繁忙季节，茶厂也确实需要大批的临时工。
有年暑假，妈妈的老领导—庆红姐的父亲，帮姐姐争取到了进茶厂做工的机会。可惜等到这消息时，姐姐已在一家纸厂帮工了。
父母舍不得放弃姐姐的名额，有些进退两难。我便自告奋勇地提出冒名顶替姐姐去茶厂上班。父亲心里犹豫，但听说有庆红姐相伴，便点头同意了。庆红姐比我长二岁，姑姑是茶厂老员工，可以有照应。就这样，我以我姐姐“小华”的身份得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那年，我刚满十三岁。
我对茶可真是一无所知，茶厂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是那么新奇。厂房宽敞，到处散发着香味。毎天下午都有花农送来新鲜的茉莉花和玉兰花。茉莉花小巧玲珑，晶莹玉白，芳香浓郁。玉兰花则花朵儿细长，花瓣儿片片精巧，美得高雅朴素。玉兰花一度曾成为家乡小姑娘们的时髦的胸前挂件。有次，我经不起诱惑，忍不住偷偷地藏了一枚带回家送给我那爱漂亮的姐姐。
那时茶厂主要生产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加工过程繁琐，需要多道工序，如茶坯处理，鲜花维护，窨花，通花，收堆续窨，起花等等。不过我至今都搞不清楚这些繁杂的工艺原理。好在大部分工序似乎都不是很耗体力，只要我认真仔细，眼勤手快，对付起来并不是特别艰难。当然也有不少重活，尤其是扛茶叶袋，实实在在折磨人。茶叶装袋后，要背往另一车间集中堆排。有些壮汉一次扛二袋都能行走如飞，而我扛一袋都跌跌撞撞。没办法，我只能咬着牙，心里默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来给自己鼓劲。嘿嘿，幸亏麻袋里面装的不是铁，不是土，也不是书。
刚开始时，工友们挺嫌弃我。也难怪他们，我不但个子长得矮小，而且还反应愚钝 。当他们喊“小华......” 的时候，可怜的我，忘了那是在呼唤我，常常不知答理。
我和庆红姐所在的班大概有10几个人。分5、6个人一个小组。大部分人都来自附近的乡村，身强力壮。分组时，大家怕我拖后腿，都不情愿和我一组。其中有个组长，姓叶，好像当过几年兵，体态魁梧，勤奋肯干，深得姑娘们的青睐。他宅心仁厚，心生怜悯，一言定音，把我纳入了他的羽翼底下。
有了组长的蔽护，再加上我年少无知的优势，没过多久，我便成了工友们都想拉拢的香饽饽。当时茶厂因刚成立不久，职工，尤其是暑期临时工，大都很年轻。青年男女天天一起挥汗同工，少不了产生你情我爱。争风吃醋的事难以避免。而我这个小萝卜头，对成人们的感情世界丝毫不感兴趣，自然不会卷入任何纠纷。在他们眼里，我是个最可靠的“同盟”军。有些大姐姐不顾矜持地找我谈“心里话”，浑然不知我才是个十三岁的孩子；还有的含蓄隐晦地差使我为她们的“心上人”传递纸条。总之，大家后来都变得对我很友善，很乐意主动照顾我，甚至帮我分担重活。庆红姐说我是：“傻人有傻福。”
茶厂工作需要三班倒，夜班对我而言是最大的挑战。半夜三更，我实在忍不住那困劲，常常和庆红姐偷偷地躲在茶叶麻袋堆里打盹。混着茉莉花的茶叶不但香味诱人，好像还很有催眠作用。有时一闭眼睛就不知不觉地沉睡过去了。幸亏组长是个好心人，很少责备我们。若工作不是特忙，他会耐心地等我们睡上一会儿后，再适时地把我们唤醒。当然，上夜班也有好处，我们可以得到额外的食品补贴，每人可分得一筒金华酥饼。在那食品匮乏的年代，这酥饼可堪称是人间最美味的小食，鲜、香、酥、美，味道简直无与伦比。
除了上班的累和困，上下班的路上也很考验人。茶厂座落在家乡郊区祝丰亭的一处山坡上。祝丰亭是旧时刑场，当时的火葬场所在地。那儿散布着零零落落的坟墓。从我家到茶厂，得先从环城北路出发，转至北山路，穿过北山路铁道口，然后一路沿着砂石公路行走数里。记忆中，那条公路很窄，四周多是农田和丘陵。进入祝丰亭一带后，一溜儿的上坡路，路况变复杂，路的两侧常是道沟和杂草。夜晚行走时，蛙声、蝉声混杂，远处墓地的石碑在月光下时隐时现，阴森诡异。这时有关祝丰亭的“鬼”的故事就会纷纷浮出我的脑海。有个月色暗淡的夜晚，只有我和庆红俩人结伴而行， 行至坡上，好像有股奇怪的神力让我不由自主地往坟地方向望去，不知是幻觉还是光线的原因，突然发现远处有束幽幽的蓝光一闪一闪，蓝光旁边有个细长的“白长人”，看不见脸，一头白发披肩，白袍曳地，正在随风飘然行走，似乎还在招着手。我“妈呀”一声撒腿就跑，把庆红姐也给吓坏了。我们气喘吁吁地一路跑进厂区，才敢放慢脚步。我脸色苍白，久久惊魂未定。
工友们纷纷围上来询问，他们都相信我是真的见“鬼”了。嘴上安慰着我，心里却跟着恐慌。之后，大家上下班都自动地成群结队而行。不过，我们的叶组长是个例外。他是真的不信邪，仍然一如既往地无所顾虑地独自一个人走夜路。他对“鬼”的无所畏惧，更增添了他的男性魅力。姑娘们对他敬佩不已，视他为她们心目中的男神。
有一次，有一位名叫芳芳的漂亮大姐姐，把我叫到一边，塞给我二张《洪湖赤卫队》的电影票：
“小华，这儿有两张电影票。一张给你，一张你帮我给叶组长，但不要说是我给的。好吗？”
我心里暗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要知道，《洪湖赤卫队》刚解禁上演不久，能得一票可非易事。
我进电影院时，发现芳芳姐也来了。我给自己留的电影票坐位不巧正在他们俩中间。可我却懵然不知换位。电影情节扣人心弦，歌声动听，旋律优美。可他俩眼睛并没有盯着屏幕，总是互相朝我这边看。我很不自在，就把身子扒在了前座椅背上。我自顾自的看得全神贯注，心绪难平，有时紧张，有时想哭。而他俩在我身后，也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就偷偷地握上了手。我惊觉后，才主动提出了跟芳芳换个位置。芳芳半推半就、害羞地答应了。电影快结束时，我学机灵了，特意没告别就悄悄地溜出了电影院。我很得意跟庆红姐描述了我当“电灯泡”的经历，庆红姐笑话我终于学会了做“媒婆”。
很快，我的暑假临时工生涯迎来了尾声，到了评日工资的关健时候。当时茶厂临时工每天最高可拿¥1.15元。最低可拿到¥0.85元。我谦虚地给自己定了¥0.90。组长说我劳动态度很好，应该加到¥0.95。大家也都一致认同，举手通过了组长的建议。庆红姐是个肯吃苦耐劳的典型，虽然只比我长了二岁，却拿到了¥1.05一天的高工资，足足让我羡慕了一番。
这份临工让我挣到了生平第一笔钱，共¥38元。我的得意和骄傲难以言表。第二天我便用挣的钱买了新书包，新的文具盒，一双新鞋子，还约了同学，上街一起吃水果。
我和庆红姐，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我们的工友。听说80年代后，茶厂经营不善，开始走下坡路，90年代初彻底倒闭。工人从此四散各寻退路谋生。而祝丰亭如今已被改造成了繁华的社区，既便往昔那儿真住着什么孤魂怨鬼，估计现在也不敢再在本地四处游荡了。岁月悠悠，都市少年打临工的现象可能早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