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生的独特经历和经济收入状况造就了其充满时代特色的职业价值观，春秋时代诸侯、大夫、士不劳而食，庶人则必须靠劳动而生存，所谓“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国语晋语四》）。孔子的职业价值观当然也不会超越这一历史局限
对春秋时代经济现象的伦理考量构成了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返观近年来国内外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研究模式和方法，不外乎以下两种：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从生产伦理、交换伦理、分配伦理、消费伦理四个领域研究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1]二是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从宏观经济伦理和微观经济伦理两个层面研究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2]上述两种研究模式和方法的优点在于，将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与现实社会的经济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紧密结合，充分实现了孔子经济伦理思想古为今用的现代价值，其缺陷在于忽视了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本质特征，割裂了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内在统一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两种研究模式和方法关涉到目前学术界广为关注的中国有无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和经济学、中国哲学和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现代转换等重大理论问题，由于这些问题不属本文论涉的范围，故笔者不拟在此展开讨论。本文强调指出的是，孔子全部伦理思想（包括经济伦理思想在内）的首要目标是探索人生的真谛，解决修己安人问题，属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安身立命之学，与现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存在异质性差别。基于此一认知，笔者认为，惟有转换研究范式和更新研究方法，站在生存论的视角，将孔子关于经济问题的各种论述与其特定时空域中的生存状况紧密结合起来，重新检审其经济伦理思想的结构性特征，方能科学地、系统地揭示和把握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本真涵义。
一 孔子的生存经历与其职业价值观
春秋时代伴随周王朝政治实力的衰微，被分封的各诸侯国日益强盛起来，整个社会呈现出诸侯混战、礼崩乐坏的局面，各个社会阶层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处在剧烈变动之中，此时一个特殊群体的出现对中国后世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士”阶层的迅速崛起。士阶层由两类人构成，一类是曾在周王室中陪臣执政的文化人，他们被迫流落到各诸侯国之中，这类人社会身份的变化标志着过去被周王室垄断的思想知识权力向民间社会的下移，亦即“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另一类是下层平民中受过教育的人进入到诸侯大夫的机构之中，上升为士。[3]当时，由于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征战，急需各类人才，“公室”、“私门”养士之风甚为流行，一大批掌握各种技艺和才能的士人活跃于各诸侯国的政治舞台上。士的流品极为复杂，有所谓游士、辩士、武士、隐士、侠士，不一而足，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就是一位武士，因立有战功，后成为陬邑的一个大夫。“士人们走公室，跑私门，不狩不猎，不工不贾，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尽可以糊口于四方。”[4]
在各类士人中儒士的身份尤为特殊，学界有关“儒”的起源及其与儒家关系的探究由来已久，较具代表性的看法认为，儒原是周王室中掌管典籍、典章、制度、文物的专家，周王室衰微后，他们流落民间依靠其所熟习的礼节仪式等专业知识，或帮人操办红白喜事，或招收门徒，以求自谋生路，儒家之人出自儒，亦操儒之相礼教书之职业，但作为先秦诸子一学派，又与原儒存在本质区别。[5]孔子与周王室流落民间的儒士不同，他是下层平民中依靠自学而创立儒家学派的不祧之祖。《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幼年时代主要靠母子勤劳俭朴维持清贫生活，孔子自己也讲：“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后人考证这里所讲的“鄙事”大概包括种地、挑担、推车、放羊、吹鼓手之类，二十岁后孔子一度从事过乘田（管理牛羊）和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差事。正因其地位卑贱，致使鲁国贵族季孙氏宴请士人时，年轻的孔子意欲前往，却被季孙氏家臣阳虎以侮慢的态度呵斥回家。然而，生活中的种种磨难并未使孔子灰心丧气，反而激励了他奋发学习的巨大决心。到三十岁时，孔子以其“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顽强刻苦精神，通过勤奋好问的自学之路，既熟练掌握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参与贵族政治必备的基本功，又融会贯通了后来被尊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自三十岁至五十一岁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孔子主要从事私人教育活动，并在社会各个阶层赢得了广泛而崇高的社会声誉，五十一岁后开始步入鲁国政界，先后担任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等政府要职，因堕三都失败，加之与季孙氏政见不同而致关系破裂，被迫离开鲁国，开始了前往诸侯各国求官问学之长达十四年的羁旅生涯，直到六十八岁回到鲁国，之后边教学授徒，边整理国故，享年七十有三。
透过孔子一生的经历来研究其不同时期的经济收入状况和职业价值观，无疑是把握其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路径之一。在仕鲁之前，孔子主要靠兴办私学维持生存，春秋时代私学与贵族公办学校存在本质性区别。从学生来源看，公办学校主要招收贵族子弟，且生源稳定，私立学校在无法招收贵族子弟的情况下，只能采取“有教无类”的招生策略，以招收庶家弟子为主，这就导致了孔子招收的学生，不仅成份十分复杂，且多为出身低微的贫苦子弟。如冉雍生于“贱人”之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子路是“卞之野人”（《荀子大略》），公冶长曾是身陷囹圄的罪犯（《论语公冶长》）。这说明孔子之所以采取“有教无类”的招生政策，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完全出于高尚的道德目的，实乃源于维持个人和学校生存的无奈之举。从学校收费情况看，官办贵族学校有国家提供的办学经费和贵族家庭充足的经济收入作支撑，而孔子的私学只能采取广种薄收的方式获得办学经费，一方面依靠扩大招生数量来增加经济收入，这恐怕是其仅靠一己之力就能在数十年内招收“弟子三千”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孔子本人的艰辛经历也使他深刻了解社会底层百姓的经济状况，迫使他只能依靠低廉的学费吸引穷苦子弟，笔者认为这才是其“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的真正原因。
孔子仕鲁之后以及在长达十四年的羁旅生涯中，除通过继续教授弟子获得经济收入外，从各国国君那里得到的俸禄构成为其经济收入的另一重要来源。据匡亚明先生考证，孔子在鲁国为政时的薪水为“俸粟六万”，即领取实物薪水粮约二千石。离鲁后在卫国生活五年，卫国国君为炫耀其“尊贤”之名，给孔子的俸禄同鲁国相同。之后孔子又在陈国生活四年，曾获得过一个有名无实的职务，亦有俸禄在身，因吴国侵陈，孔子避兵离去，路途上曾遭遇断粮的危险。后孔子再次回到卫国生活五年，俸禄同前。到其六十八岁时，其弟子冉有、子贡、樊迟等人均在鲁国做了官，在他们的极力鼓动下，鲁国当政的季康子派人以厚礼聘请孔子回国，尊为国老，作为公养之士以安度晚年，物质待遇仍为“俸粟六万”。[6]孔子由一个“贫且贱”的孤儿成长为一个闻名于诸侯各国的大夫，这对当时的贫庶子弟来说，无疑树立起了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光辉典范，特别是在其诲人不倦、有教无类精神的感召下，终于在春秋时代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的儒家集团。
孔子一生的独特经历和经济收入状况造就了其充满时代特色的职业价值观，春秋时代诸侯、大夫、士不劳而食，庶人则必须靠劳动而生存，所谓“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国语晋语四》）。孔子的职业价值观当然也不会超越这一历史局限。首先，孔子认为，“道”是士的职业所在，拥有对“道”的知识产权是士人获得独立社会地位的重要资源，士之利存在于学之中，而士之所学乃儒家之道，故“君子谋道不谋食”，质言之，君子之食存在于君子之道中。其次，孔子十分鄙视农业劳动，樊迟请学稼、学圃，他说自己不如老农、老圃，并斥责樊迟为小人，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亦，焉用稼？”（《论语子路》）再次，孔子对商人的看法略好于农民，当时鲁国的大夫藏文仲设置六关以阻碍商人的自由贸易，孔子对此持反对态度。（《左传文公二年》）孔子弟子子贡擅长经商之道，“家累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对这种生存之道予以默许，并将其与颜回相比：“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最后，孔子视各类工艺技能（古代的科学技术）为“小道”，亦即雕虫小技，自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的社会责任是追求“大道”，故“君子不器”，（《论语学而》）亦即君子非特为一才一艺而活，其学生子夏将老师的思想进一步发挥，认为各类专业技能虽有可取之处，但为了完成治理国家的远大事业，君子决不可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志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追问孔子一生最经济困难的时期 困难到什么程度
追答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
追问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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