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武进)人,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开国君主。是兰陵萧氏的世家子弟,也是汉初三杰之一萧何之后。萧衍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的人生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前一阶段,他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明君,勤奋和贤明,超过了历史上大多数君王,但是到后期,他又成了一个昏君,重用小人,偏听偏信。尤其是崇尚佛学,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几度抛下皇位,跑去寺庙出家。而他最后,也被叛臣围攻,一代帝王,活活饿死,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一、初勤于政务,后荒废朝政
不管是《梁书》还是《南史》,皆记载梁武帝在统治前期“性甚恭俭,亦能勤政恤民”。他冬天四更便起床批改公文奏章,手都被冻裂了。而且他“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登基后不久,梁武帝就下诏遣散后宫乐府人员。在免除了一系列的娱乐活动之后,他开始励精图治,完善国家的行政法制。
在完善了法律之后,梁武帝很自然地把重心转移到整风肃纪上来。他曾经在南齐当过官,认为齐国的官场不良风气为行政体制混乱、部门交叉、权责不清、互相推诿、贪污腐败、执法不严。因此,他采取了明察暗访的形式,了解国家详情。在梁武帝统治前期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下,朝廷官治日趋清明,社会秩序有条不紊,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就在国家的政治根基日趋巩固,梁武帝本可以稳稳地做一个流芳百世的明君之时,他却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梁武帝崇尚佛学,到后期更加严重,甚至不顾社稷安危、不顾朝臣反对,既不传位于子,也不托付于人,孑然一身入佛为僧。
据《资治通鉴》记载,梁武帝20年内有三次在同泰寺出家。虽每次都被赎回,但即使还俗,他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心向佛。他不仅让僧人做官,而且把佛学慈悲为怀的思想引入行政法制之中,由此造成贪污腐败、赏罚不明,廉洁的人自进无途,贪污的人惩治无法,直言的人受害,谄媚的人升官。
二、初崇尚儒学,后佞信佛教
梁武帝因为统治后期佞信佛教而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国家,但是在统治前期,他却是推崇儒家思想,致力于发展教育和改善民生。他认为,汉朝的兴盛源于崇尚儒学,而魏晋以来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多为儒学不兴。
因此,梁武帝总结历史教训,于天监四年(公元 505 年)下诏建立五馆,招收学生,发展儒学。在梁武帝的推动下,全国的儒学教育被推广开来。众所周知,儒学倡导仁政,以人为本。但因魏晋以来,国家赋税繁重,加之战乱,民生凋敝,人丁不兴。鉴于此,梁武帝围绕富民养民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在举国上下的努力下,梁武帝统治前期,国家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库殷实,人民安居乐业。
但是,梁武帝推崇儒学、振兴国家的种种努力,都在他佞信佛教后付之东流、功亏一篑。他虽自身佛学造诣甚高,但因痴迷佛学、广建寺庙,形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景象。
这些寺庙不仅建造得富丽堂皇,僧尼众多,而且在梁武帝的影响下,这些僧尼的社会地位颇高,和尚有白徒(勤杂人员),尼姑有养女,并都有资产,几乎占总人口数的一半。国家的财政大多投入于此。此外,梁武帝几次于同泰寺出家,每次都需重金赎出,有两次都多达一亿万钱。这些无不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使国库亏空,赋税加重。
而且,梁武帝不仅自己舍身事佛,还倡导平民百姓和文武大臣同样信奉佛教,致使全国上下空谈之风盛行,比西晋有过之而无不及。长此以往,梁的国运日益衰落,为以后的亡国埋下了伏笔。
三、初任人唯贤,后任人唯亲
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寒门子弟多入仕无望。梁武帝建国之后,主张不论出身,设官分职,惟才是务。除了通过招募、举荐贤能,梁武帝还将通经与利禄、仕途联系起来,使儒学重新成为利禄之途、进身之阶,这不但提高了儒学的地位,而且为寒门学子提供了入学和试吏的途径。比如,他开设五馆,建国学,由国家供给食宿,寒门学子多求学于此。
通过一系列任人唯贤的举措,梁武帝在统治前期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巩固了江山社稷。其实,在南朝时期,各代君主为了平衡宗亲和门阀大族的势力,往往起用寒门庶士和外姓大臣参掌机要。这样虽强化了皇权,但也增加了君主与宗亲之间的芥蒂,导致宗室之间互相杀戮,其中宋齐两代最为突出。且梁武帝曾亲身经历了齐朝的皇室纷争,因此他认为只有优待宗室,才能避免自相残杀。
特别是到了统治后期,他的猜疑之心集中到外姓大臣身上,因此更加任人唯亲,军政大权多交于宗亲之手,不管宗亲是否算得上将才,他都任命他们为北伐的主帅,结果虽兵精粮足,但无不以失败告终,而且这些宗亲主帅中不乏临阵脱逃、投敌叛国之辈,但他均未特别降罪。除了过度相信宗亲,梁武帝还过度放纵宗室胡作非为,如萧正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