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09-21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汉历唐宋至明清，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王朝之间，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而伴随着军事征讨，形成波涛滚滚的历史大潮，越长城，席卷中原，激荡江淮，波及全国，秦汉时代偏居塞外的北方游牧民族到汉魏六朝之际开始割占中原，至两宋时代一统黄河流域，蒙元帝国和大清王室先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牧者王朝”。在历史大潮的间歇期，游牧人遁居塞外，黄河—长江流域无风尘之警，天下太平。以汉唐为代表的中原农业王朝国势鼎盛，“偃武修文”，登上了世界封建文化的顶峰。历代王朝治乱相间、盛衰更迭，周期循环，游牧人步步南迁、冲击华夏神州。本文试图从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角度，探讨上述问题。 １、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的历史过程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偏居塞外
秦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它的南方屹立着封建农业文明大国。北方游牧民族时时侵扰秦汉王朝北疆，秦将蒙恬和汉将卫青、霍去病等驰骋大漠，追歼犯境铁骑。游牧民族和农耕政权两个世界的界线基本上维持在长城一带。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割占黄河流域
魏晋南北朝时，北方民族从三国鼎立到司马炎代魏立晋的近百年间，匈奴、鲜卑、羯、氐和羌族纷纷内迁。晋室偏安江南，内迁各族则割占中原，相互混战，黄河流域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前秦疆域南界推进到淮河一线（３２°１８�Ｎ）。到南北朝后期，北齐政权的南界甚至扩展到长江岸边（３０°２４�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南北“画江而治”的政治格局。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与农业王朝长期分庭抗礼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还只是混乱而短暂地占据黄河流域的话，到宋、辽、金时期，从辽与北宋的对峙（边界在河北省中部的３９°Ｎ附近的淮河一线）都表明，一个单独的游牧民族政权已经能够稳居黄河流域并敢于同农业王朝分庭抗礼。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农业王朝
从蒙元帝国到满清政权（其中明朝为例外）时期，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农业王朝。公元１３世纪，欧亚大陆的游牧人之王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半个世纪中，先后灭亡了西夏和金，倾覆了宋室江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牧者王朝”。农耕世界的臣民听命于“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马背君王。在朱明灭元２７０年之后，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北方游牧民族再次登上金銮宝座，建立了第二个“牧者王朝”。
隋唐时代为北方游牧民族南进的间歇期。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象秦汉时代的匈奴一样，遁居塞外，政治上虽相对独立，但仍藩属中原王朝统治。中原王朝国势鼎盛，政权稳定，呈现相对太平景象。
２０００年来的气候变化
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及其南迁的幅度，都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及其变化程度存在着大体同步的共振关系。
最近几千年来我国气候虽然表现出以数百年时间尺度为周期的冷暖波动，但总的趋势是暖期不断缩短，冷期愈来愈长，冷期降温的幅度逐渐加大。如，“仰韶暖期”历时几千年，秦汉暖期延续七、八百年，而“隋唐暖期”只有三、四百年。相反，最初的西周冷期只有１００多年，魏晋南北朝冷期则经历五、六百年，而第３次寒冷期则长达八、九百年，到１７世纪中叶又形成了中国最近四、五千年来最寒冷的气候。
中国季风气候的特征表现为温暖与湿润同期，寒冷与干旱同期，历史时期亦复如此。因此，最近几千年来，由于寒冷气候期经历的时间越来越长，降温的幅度越来越大，历史时期以来我国气候干旱化的程度愈益加重。根据历史上的旱涝记载，我国北方在９世纪以前，干旱年份出现的几率不超过１７％；９～１４世纪增加到２７％；１５～１７世纪上升到４３％；１８世纪则为４６％，干旱年份几乎隔年出现。若以１０００ａＡ．Ｄ．为界，将最近的２０００ａ分成前后２期，那么前期干旱的年份共计３５０ａ（占３５％），湿润年份共计６５０ａ（占６５％），显然以湿润为主。后期９００ａ间，干旱年份为５８０ａ（占６４％），湿润年份只有３２０ａ（占３６％），显然以干旱为主。尤其是处于明清小冰期间的１４３１ａＡ．Ｄ．～１８２０ａＡ．Ｄ．的３９０ａ间，旱期竟长达３２０ａ［（５）］。图１ｂ中最近几千年干旱及大风出现次数的曲线再现了日益干旱的趋势。
如果将我国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与历代王朝的兴衰荣枯进行对应分析，发现，正是由于２０００多年来温暖湿润气候期的不断缩短、寒冷干旱气候期的不断延长和干旱化程度的日益严重，才一次又一次引发了塞外游牧民族步步深入到黄河—长江流域。
３、气候变化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中的作用
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汉代鸿儒董仲舒（１７９ａＡ．Ｄ．～１０４ａＤ．Ｃ．就在著名的《对贤良策一》中提出了试图解释天人关系的“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董仲舒是将其天人感应说作为建立封建神学体系基础、为“君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是唯心主义观点，应当遭到人们的摈弃。然而他从天人关系出发考虑自然界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思维模式，不能说绝无可取之处。尽管天不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不可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更不表示天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然而，自然界的变化，尤其是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于从事农耕和游牧的民族来讲，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古代，不可能不对其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势的强弱、社会的治乱、王朝的更替乃至游牧人与中原农耕世界的关系。当中国北方的气候由温暖湿润转向寒冷干旱以后，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原农业王朝必然受到自然灾害袭击，农业歉收，民不聊生，贪官污吏横行，阶段矛盾激化，国势一天天衰微。与此同时，气候的变冷变干同样使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游牧民族面临牧草枯竭、水源干涸、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威胁。他们向南部的农耕世界发起攻击，寻找扩大新的宜牧地区。尽管游牧民族在经济发展水平、军事组织才能和人口的数量、素质方面都落后于农业民族，但其强悍的民族性格、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等军事优势是农业民族所无法比拟的［（６）］。而此时，中原农业王朝又因国势衰微无力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势，弃都南逃，偏安江南，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寒冷气候周期的延长和寒冷程度的加剧，促使北方游牧民族向农耕世界的进攻，中原农业政权步步退却，出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统治农耕世界的王朝。
寒冷气候结束之后，温暖气候期接踵而至，黄河流域气温回升，降水增加，农业复苏，经济发展，国势增强，出现太平盛世。游牧人退出中原，重返这时同样水草丰美的草原世界。两者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彼引进行和平友好的经济、文化交流。
应当指出，历史发展，包括王朝的兴衰更迭、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北撤等，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气候的变化只是诱发因素，只能决定其发展的方式、方向、速度和进程。在历史过程中，应该承认气候—生态—经济—社会的连锁反应或反馈机制对于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纵观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历代王朝的兴衰和游牧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变化等，都与气候上冷暖干湿的波动变化之间呈现出大体同步的相关或共振关系，而且不只局限于一朝一代或某一特定时段。因此，中国历史发展与气候变化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