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8-11-02
赤壁之战
战争日期：208年七月 ～208年十一月
地点：乌林（今湖北蒲圻西北）
结果：孙刘盟军胜利
作战各方：曹操 ；孙权、刘备
指挥官：曹操 ；周瑜、程普、刘备
兵力：曹军约160,000 ；孙刘盟军约50,000
赤壁之战：长坂之战–乌林之战–江陵之战
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至次年，孙权、刘备联军在长江之赤壁长江南岸（今湖北蒲圻西北)地区，大败曹水军的著名战略性决战。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后(参见曹操统一北方战争)，欲吞并江南、统一天下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春，在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修建玄武池，训练水军，作向南方进军的准备。七月，亲统大军10余万南征荆州，企图先灭刘表，再顺长江东进，击败孙权，以统一天下。八月，荆州牧刘表病亡，次子刘琮请降，荆州水军数以千计的蒙冲、斗舰，悉归曹操所有，曹军实力大增，依附刘表屯兵樊城(今属湖北省)的刘备，闻讯后率部南撤。九月，曹军进占新野(今属河南省)，并率精骑追击南逃的刘备，在当阳长坂坡追及击溃刘备军。刘备退至夏口(今武汉境)，曹操继续南下。占领江陵，并乘胜向江东进军。
曹军的作战部署大体是：以赵俨为章陵(郡治在今湖北枣阳东南)太守兼都监护军，监领虎威将军于禁、平狄将军、平虏将军朱灵、破虏将军李典、荡寇将军张、奋威将军冯楷等7军，统一指挥他们在汉水、淮水之间的行动。荆州(州治在今湖北襄樊市)方面，曹操在江陵(今湖北江陵)、襄阳、樊城等要地留兵驻守，自率主力沿汉水、长江东进。曹操企图先击歼刘备于樊口，然后顺江而下，兼并东吴。
面对当时严峻的局势，刘备决定联吴抗曹，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月，退至夏口后，派诸葛亮赴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会见孙权，共谋抗曹大计。当时东吴部分谋臣慑于曹军号称80万的声势，主张议和，孙权在和战之间犹豫不决。诸葛亮与鲁肃、周瑜等对当前的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刘备虽在长坂战败，但仍有一定实力，现在收拢的部队和关羽的水军精兵尚有万余人，刘琦的部队也不下万人，如果与东吴的军队联合作战，实力相当可观。曹军号称八十万，实际上只有十五六万人，加之后方不稳，远征疲惫，不服水土，不习水战，只要善于利用曹军的这些弱点，联合抗曹，定能取胜。孙权因而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即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领3万精锐水师，与刘备军会合约5万，进驻夏口。是年冬，曹操凭恃军威，骄纵轻敌，拒绝谋臣谏议，亲统大军水陆并进，直逼江南。孙刘联军自夏口溯江而上，与曹军相遇于赤壁。
曹军以步骑为主，面临大江，立刻失去优势，新编及新附荆州水军，战斗力较弱，又遭瘟疫流行，以致初战不利，退长江北乌林(今湖北洪湖境)，与孙刘联军夹江对峙。为减轻江上风急浪颠，曹操下令用铁链和木板连接战船，犹如城堡，使步骑兵可在上驰骋，以利攻战。周瑜鉴于敌众己寡，意欲谋攻，以求速战，遂采纳黄盖提出采用火攻的计谋。针对曹军连环战船，黄盖派人给曹操送伪降书,并与曹操事先约定投降时间。
十月的一天，黄盖率蒙冲、斗舰10艘，满载易燃的枯草干柴，灌以油脂，外用布幕围住，上插与曹操约定的旗号。另备速度快的走轲，系于蒙冲、斗舰之后，以便纵火后官兵换乘撤离。时值东南风急，黄盖领战船扬帆直驶曹军水寨。曹军官兵见黄盖来降，“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毫无戒备。联军战船接近曹营时，曹军戒备松懈，皆争相观看黄盖来降，黄盖遂令点燃柴草，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各营。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资治通鉴》卷六十五)。在南岸的孙刘联军主力船队乘机擂鼓前进，横渡长江，大败曹军，曹操见败局已无法挽救，当即自焚余船，引军退走。联军迅疾追击。曹操经华容道(今湖北潜江南)逃脱，自还北方，留满宠驻当阳，曹仁<守江陵。周瑜等与曹仁隔江对峙，遣甘宁袭取夷陵(今湖北宜昌)，曹仁率部进围甘宁，周瑜率军救援，大破曹仁军。刘备回师夏口，欲溯汉江迂回曹仁后方。次年，曹仁被迫撤退。赤壁大战后，曹操鉴于失败教训，大治水军，进控江淮。孙权继续与刘备联盟，以抗拒曹操。刘备乘势取得武陵(郡治在今湖南常德)、长沙、桂阳(郡治在今湖南郴县)、零陵(均在今湖南境)等四郡，自任荆州牧，作为西取益州(治今成都市)的基地，逐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点评：
赤壁之战，孙刘联军面对强敌而不惧，扬水战之长，巧施火攻，以弱胜强，创造了辉煌战绩，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曹操在统一北方之后，乘势向江南进军，一举夺占荆州。在此关键时刻，本应集中力量，彻底追歼刘备，然后再图东吴。而他却骄傲轻敌，同时攻打两个敌人，以致促成孙刘联合抗曹，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江南是水网地区，利于水战，而曹军长期在北方征伐，不习水战。曹操在进军之前虽然训练了一些水军，但战斗力不强；在进军中虽然又收降了荆州水军，但军心不稳。在这种情况下，要同以水军立国的东吴进行水上较量，显然是舍长就短，结果为孙刘所乘，遭到失败。
孙刘联军在赤壁水战中，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不为强敌所吓倒，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通过冷静的分析，既看到曹操16万大军压境，其势汹汹，又看到曹操后方不稳，部队远来疲惫，不服水土，不习水战；既看到刘备新败，兵力不足，又看到有利的战场条件和拥有善于水战的五六万水军，从而具备了取胜的基础。
二、联合抗曹，打击主要敌人。孙权和刘备虽有矛盾，但大敌当前，如果不联合起来，势必被各个击破；而联合起来，就相对地改变了力量对比，为战胜曹军创造了条件。
三、积极迎战，先机制敌。采取这一方针，是符合当时情势的。一则曹操轻取荆州，发展过快，兵力不集中，占领区不巩固，正可乘其立足不稳而击之。二是乘战略要地樊口尚在刘备手中，曹军尚未达成水陆分进合击之际，迫曹军于江上水战，挫败其水军，使其难以顺江东下。三是曹操恃胜而骄，先给以迎头痛击，使曹军上下震惊，混乱被动。
四、以长击短，出其不意。利用擅长水战的优势，对远来疲惫，不善水战而又麻痹轻敌的曹军，出其不意地采用火攻，然后乘敌混乱，迅速投入主力，实施有力的突击，击败曹军。赤壁一战对于三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曹操失败，无力再向江南进军，孙权和刘备则乘胜发展势力，扩张地盘，这就为以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奠定了基础。
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争之一。公元208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曹操率领水陆大军，号称百万，发起荆州战役，然后讨伐孙权。
七月秋，曹操亲领大军十余万南下荆州，用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的话来说是“乘破袁绍之势以下荆、吴”。企图一举消灭刘表和江东的孙权，统一天下。正当曹操疾趋宛、叶之时，八月间刘表病逝。九月，其次子刘琮在新野（今属河南省）不战而降于曹军。荆州水军数以千计的蒙冲、斗舰，悉归曹操所有，至此曹军水战实力大增。依附刘表屯兵樊城（今湖北襄樊）的刘备，闻讯后率部南撤。
当时江陵（今湖北江陵）贮有刘表的大量粮草、兵器等，因此刘备一方面由樊城向江陵撤退，另一方面命关羽带领水军经汉水到江陵会合。九月，曹军亲率精骑五千，包括亲兵虎豹骑，追击刘备，在当阳长坂坡（今湖北当阳东北）击溃刘备军后占领江陵。
曹操至江陵后，立即采取安顿州吏民的措施，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
贾诩劝说曹操先利用荆州的资源、休养军民、稳定新占地，可是曹操并没有理会他的建议。曹军的作战部署大体是：以赵俨为章陵(郡治在今湖北枣阳东南)太守兼都监护军，于禁、张郃、朱灵、李典、张辽、冯楷等七军，统一指挥他们在汉水、淮水之间的行动。荆州方面，曹操以曹仁和夏侯渊驻守江陵，以曹洪驻守襄阳，另以一部水陆军由襄阳沿汉水南向夏口。曹操亲率一部连同新附荆州之众顺江而下，攻打东吴。
当曹操南下时，孙权派鲁肃出使荆州，吊刘表丧，兼说刘备同心御曹。鲁肃与刘备相遇于当阳，后刘备用其计折向东南汉水方向撤退，和自汉水东下的关羽水军会合，并与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所部一万余人联军退至夏口（今湖北武汉汉口），图谋联合孙权抗击曹操。刘备遣诸葛亮随肃往东吴共谋抗曹之计。
诸葛亮到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孙权已接到曹操威胁的书信，信上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孙权不愿以“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曹操，又顾虑孙刘联军不能与曹操相匹敌。孙权部下以鲁肃为代表的主战派和张昭为首的主和派也展开了激烈争辩。诸葛亮为孙权分析敌我双方的利弊：“豫州（刘备）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他指出（一）曹操劳师远征，士卒疲惫；（二）北人“不习水战”；（三）荆州之民尚未心服曹操。诸葛亮的结论是如果孙刘联合，定可取胜。
鲁肃又用激将法进言，说服了孙权，同时劝孙权立即把周瑜从鄱阳（今江西波阳东北）召回。周瑜支持诸葛亮和鲁肃的意见，先后分析曹军的弱点，指出：第一，曹军疲惫不堪；第二，“又今盛寒，马无藁草”第三，加之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曹操的后患。既而进步分析了曹军的实际力量，指出来自中原的曹军不过十五六万，而且所得刘表新降的七八万人，人心并不向曹。
孙权增强联刘抗曹取胜的信心，命周瑜和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周瑜率精锐部队三万人，沿江而上至夏口，与刘备统军两万多人会合，共同抗曹。
兵败乌林 ：周瑜率领的军队在樊口与刘备回合。然后逆水而上，行至赤壁，与曹军相遇。曹军新编及新附荆州水军，战斗力较弱，又遭瘟疫流行，以致初战不利。曹操不得不把军队“引次江北”，把战船靠到北岸乌林一侧。周瑜则把战船停靠南岸赤壁一侧，双相对峙。
北兵不惯船上生活，曹操下令用铁索将战船连锁在一起，以减轻风浪颠簸。周瑜部将黄盖建议采用火攻战术以败曹军：“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周瑜采纳了黄盖的建议，并即决定让黄盖用诈降接近曹操战船。黄准备了十艘蒙冲斗舰，满载薪草膏油，外用帷幕伪装，上插与曹操约定的旗号。
时值隆冬，多刮北风，但按气象规律，几天严寒日过后，以常见有少暖之日，风向亦或变为东风，南风。据说，十一月十二日甲子日（合公元208年12月7日）这一天，晴空风暖，傍晚南风起，及至午夜风急，黄盖以准备的船舰出发，顺风驶向曹船。到了江的中心，黄盖手锯火把，使众兵齐声大叫：“降焉！”曹军官兵毫无戒备，“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离曹军二里许，黄盖遂令点燃柴草，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各营。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
在南岸的孙军主力船队乘机擂鼓前进；同时刘备也自蜀山向乌林进发。盟军横渡长江，大败曹军。曹操见败局已无法挽救，当即自焚余船，引军退走。周瑜、刘备军队水陆并进，曹操沿华容小道（今湖北监利北），向江陵方向退却，加以瘟疫、饥饿，曹军损失大半。幸得张辽，许褚等接应，才得脱险。至江陵城下，曹操恐后方不稳，自还北方，留曹仁、徐晃守江陵，满宠驻当阳。
后果 ：赤壁战前曹操的优势是非常大的：第一，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诸侯自然在道义上难以争锋；第二，曹操以新胜之军南下，其气自盛，第三，曹操兵力数倍于孙、刘两家。既然曹操具有如此的优势，孙刘联军的战绩更以辉煌。此战，孙刘军扬水战之长，巧施火攻，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果断、以少胜多的的著名战例。赤壁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再未有机会如此大规模南下荆州。曹操集团也失去了在短时间内统一全国的可能性。
周瑜等与曹仁隔江对峙，遣甘宁袭取夷陵（今湖北宜昌），曹仁率部进围甘宁，周瑜率军救援，大破曹仁军。刘备回师夏口，欲溯汉江迂回曹仁后方。次年，曹仁被迫撤退。孙权继续与刘备联盟，以抗拒曹操。刘备乘势取得荆州大部，包括武陵（郡治在今湖南常德）、长沙、桂阳（郡治在今湖南郴县）、零陵（均在今湖南境）等四郡。稍后又夺得刘璋的益州。孙权据有江东，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割据局面。
曹操没有乘胜把刘备彻底击溃。
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则不以为然，他认为：「曹操当时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利，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
传统的评论一般忽略的一面是疫病流行因素。曹操把失败原因归於疾病，他写信给孙权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裴松之评论赤壁之战是说：「至於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役大兴，以损凌厉之峰，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李友松的《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一文，指出曹操赤壁之战兵败的原因是「疾病」—急性血吸虫病。赤壁之战的战场恰恰是当时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区，而且时间又是血吸虫病的感染季节。赤壁之战是在冬天开始的，但曹军在转徙、训练时间是在秋天。曹操水军在赤壁之战战前染上血吸虫病，经过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就发病了，致使大战时疲病交加，不堪一击。 而刘、孙军队长期在血吸虫流行的疫区中从事生产、生活，士兵体内或多或少已产生一定的免疫力。
第2个回答 2008-11-02
《三国演义》用“依史以演义”的独特的文学样式，描写了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的近百年历史。“依史”，就是“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对历史的事实有所认同，也有所选择，有所加工；“演义”，则渗透着作者主观的价值判断，用一种自认为理想的“义”，泾渭分明地去褒贬人物，重塑历史，评价是非。统观全书，作者显然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这也就是《三国演义》的主旨。
作为明君良臣的主要标志，就是能在政治上行“仁政”，人格上重道德，才能上尚智勇。
自从孟子精心设计出一套“民为邦本”“仁政王道”的社会政治蓝图之后，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一直为之奋斗不息，也为广大的百姓向往不已。小说在以蜀为中心，展开三国间的错综复杂的争斗故事时，就把蜀主刘备塑造成一个仁君的典范。刘备从桃园结义起，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当他被吕布打败，匹马逃难时，“但到处，（村民）闻刘豫州，皆跪进粗食”。后曹操大举南下，竟有十数万百姓随同刘备赴难，虽然情势万分危急，他亦不肯暂弃百姓。他爱民，也爱才。待士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故如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鱼之有水也”。刘备就是作者理想中的“仁德”明君。他手下的大臣也都有“救国救民之心”，如赵云就明确表示过：“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诸葛亮在临终前，还手书遗表教后主“清心寡欲，薄己爱民；遵孝道于先君，布仁义于寰海”。这都寄托着作者仁政爱民的理想。
与刘备相对照的是，作者又塑造了一个残暴的奸雄曹操。刘备入川时，曾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曹操也是一个“人杰”，小说中王粲就说他“雄略冠时，智谋出众”。有时为了笼络人心，也略施权术，以示有“宽仁大德之心”，因而能平定北方。但他心灵深处所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热情款待他的吕伯奢一家，竟被他心狠手辣地杀得一个不留。他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所到之处，“尽杀百姓”，“鸡犬不留”。对部下，更是阴险、残酷，如在与袁术相持时，日久缺粮，就“借”仓官王垕的头来稳定军心。其他如割发代首、梦中杀人等等，都表现了他工于权谋，奸诈、残忍，毫无惜民爱民之心。与此相类的，如董卓、袁绍、袁术、曹睿、孙皓、刘禅等，既无曹操的雄才大略，却似曹操那样轻民、残民，因此必然走向灭亡。如董卓就将“民为邦本”之说视为“乱道”，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他专肆不仁，杀人如麻，闹得“罪恶贯盈，人神共愤”。最后暴尸之时，“百姓过者，手掷董卓之头，至于碎烂”，“城内城外，若老若幼，踊跃欢忻，歌舞于道”。这种对于蔑视黎元、残杀无辜的乱臣贼子的愤恨，正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于仁政的渴慕。
《三国演义》在人格构建上的价值取向，是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全书写人论事，都鲜明地以此来区分善恶，评定高下，而不问其身处什么集团，也不论其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特别是对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作者更是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他们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诸葛亮的一生，连他的敌人也佩服他“竭尽忠诚，至死方休”。如第四次伐魏时，形势大好，后主却听信谗言，将他召回。此时，“如不从之，是欺主矣；若从之而退兵，祁山再难得也”，在“正好建功”与完善道德的两难之中，他还是为了维护“忠”的人格而放弃了千载难逢的建功良机。关羽死守下沛，身陷绝境时，就决心为义而死。后来又是从大义出发，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为曹操的金钱美女所动心。当他一旦得知刘备的消息，便挂印封金，夺关斩将而去。他们的忠义观念、道德品格显然是属于封建性质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小说通过赵云投刘备、徐晃归曹操、田丰为袁绍所忌等故事的描写，反复强调“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思想，说明这种“忠”并不是忠于一姓之天下，也不是仅忠于“正统”的刘蜀，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灵活性。他们的“义”，又包含着“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的精神。因此，《三国演义》中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又与渗透着民间理想的政治标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着当时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至于关羽为报昔日之恩，而在华容道上不顾一切地放走了曹操，也被小说的作者称之为“义重如山”。关羽的“义”在本质上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回报和温情，与江湖上流行的道德精神是息息相通的。关羽这个形象在民间越来越被神化，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他的崇敬，而不仅仅是由于历代的统治阶级不断地予以尊崇、追封的结果。
走出乱世，还得凭借军事上的实力和谋略上的成功。小说对于智与勇，都是予以歌颂的。比较起来，在描写三国间政治、军事、外交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小说更突出了智慧的重要性。司马徽曾对刘备说：“关、张、赵云之流，虽有万人之敌，而非权变之才；孙乾、糜竺、简雍之辈，乃白面书生，寻章摘句小儒，非经纶济世之士，岂成霸业之人也！”他说的经纶济世之士，就是指诸葛亮。小说中的诸葛亮，不但是忠贞的典范，而且也是智慧的化身。他初出茅庐，就为刘备提出了据蜀、联吴、抗魏的战略思想。在通晓天时地理，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火烧博望”“草船借箭”“借东风”等，克敌如神；在深切地掌握敌方心理特点的情势下，巧妙地使用了骄兵计、疑兵计、伏兵计、反间计等，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其中如“空城计”“陇上妆神”等就是心理战成功的著名范例。特别是在对周瑜和孙吴方面，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随机应变、趋利避害，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魏国的曹操、司马懿，吴国的周瑜、吕蒙、陆逊，蜀国的庞统、姜维等，尽管也都长于计谋，但与诸葛亮一比，就都相形见绌。《三国志·诸葛亮传》曾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小说却一反其说，把他的谋略胜算写得出神入化，这无疑是寄托着人民的理想。诸葛亮的惊人智慧和绝世才能，实际上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的总结。
《三国演义》把蜀国的刘备、诸葛亮、关羽等君臣作为理想中的政治道德观念的化身，仁君、贤相、良将的典范，而把魏国的曹操等作为奸邪权诈、推行暴政的代表，至于孙吴方面只是陪衬而已，因而具有明显的“拥刘反曹”的倾向。在历史上，曹、刘孰为正统的问题，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在正宗的史学著作中，大致自朱熹的《通鉴纲目》起，一般都奉蜀国为正统，以魏、吴为僭国。至于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从来就有尊刘贬曹的倾向。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刘备是“帝室胄裔”，多少有点正统的血缘关系；二是刘备从来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著称，容易被接受。特别是在宋元以来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人心思汉”“恢复汉室”，正是当时汉族人民共同的心愿，因而将这位既是“汉室宗亲”，又能“仁德及人”的刘备树为仁君，奉为正统，是最能迎合大众的接受心理，符合广大民众的善良愿望的。
作者从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出发，融合着千百年来人民大众对于明君贤臣的渴望心理，把刘备、诸葛亮等人作为美好理想的寄托。根据儒家的思维逻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或“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但历史的发展恰恰是事与愿违：暴政战胜了仁政，奸邪压倒了忠义，全能全知、超凡入圣的诸葛亮竟无力回天！诸葛亮临终时哀叹：“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亡矣！”小说最后也用了这样的诗句作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作者无可奈何地将这一场历史悲剧归结为“天意”或“天数”。所谓“天数”，与其说是肯定了客观历史进展的理则，还不如说是流露了作者对于理想的幻灭、道德的失落、价值的颠倒所感到的一种困惑和痛苦。一部《三国演义》表现了作者在理想与历史、正义与邪恶、感情与理智、“人谋”与“天时”的冲突中，带着一种悲怆和迷惘的心理，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苦苦追寻和呼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部悲剧，也是一部呼唤民族大众传统文化精神的史诗。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3个回答 2008-11-02
历史上三国的背景
三国时期简介
三国是继东汉而出现的时代称号，由于魏、蜀、吴三个国家鼎立而得名。三国始与公元220年魏国代汉，终于公元265年晋代魏。但史家往往以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离开洛阳为三国上限，以公元280年晋灭吴为三国下限。
三国局面的形成
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死，刘辩继立为少帝。执政的何太后兄何进联络西园八校尉之一的袁绍，杀统领八校尉兵的宦官蹇硕。袁绍、何进等密谋尽杀宦官，并召并州牧董卓入洛阳为援。当宦官杀何进，而袁绍又尽杀宦官之时，董卓率兵入洛阳，尽揽朝政。他废黜少帝，另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董卓的专横激起了东汉朝臣和地方牧守的反对，酿成大规规模的内战。
董卓入洛后，袁绍出奔冀州，东郡太守桥瑁假东汉三公名义，要求州郡兴兵讨伐董卓，关东州郡纷纷响应。他们分屯要害，推袁绍为盟主，相机进攻董卓。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避关东兵锋，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关东联军本是乌合之众，彼此欺诈并吞，不久就分崩离析了。初平三年长安兵变，董卓被杀，关中混乱不已。
经过激烈的混战以后，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时，全国形成许多割据区域：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曹操占据兖、豫二州，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瓒占据幽州，公孙度占据辽东，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扬州的淮南部分，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孙策占据扬州的江东部分，士燮占据交州。此外，张鲁以道教的组织形式保据汉中地区，置祭酒以治民。在这些割据者中，势力最强也最活跃的是袁绍和曹操。
董卓入洛后，曹操逃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聚兵反抗，成为关东联军的一支。他在济北（今山东长清南）诱降黄巾军三十万众，选其精锐，编为青州兵；又陆续收纳一些豪强地主武装。建安元年，他把汉献帝迁到许县（今河南许昌东），取得了挟天子以令不臣之势；又屯田积谷，以蓄军资。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两军进行官渡之战，曹操以弱胜强，全歼袁军主力；又利用袁绍二子的矛盾攻占袁氏的邺城，相继占领青、冀、幽、并四州之地，统一了中原地区。建安十二年，曹军出卢龙塞（今河北遵化西北），打败侵扰北方的乌桓。
建安十三年，曹军南下，攻占刘表之子刘琮所据的荆州。依托于荆州的刘备向南奔逃。江东的鲁肃受孙权之命与刘备会晤，商讨对策，诸葛亮又受刘备之命，于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与孙权结盟，共抗曹军。孙、刘联军以少胜多，大败曹军水师于赤壁（一般认为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迫使曹军退回中原。这就是促使形成三国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战。曹操北归以后，用兵于关中、陇西，把统一范围扩及整个北方。
建安十六年，刘备率部进入益州，逐步占据了原来刘璋（刘焉之子）的地盘。二十四年，刘备从曹军手中夺得汉中，据守荆州的关羽也向曹军发起进攻，但是孙权遣军袭杀关羽，占领荆州大部，隔三峡与刘备军相持。
汉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死；十月，子曹丕称帝（即魏文帝曹丕），国号魏，都洛阳，建元黄初。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即汉昭烈帝刘备），国号汉，世称蜀，又称蜀汉，建元章武。孙权于公元221年接受魏国封号，在武昌称吴王。公元222年，蜀军出峡与吴军相持于夷陵（今湖北宜都境），猇亭一战，被吴将陆逊击败，退回蜀中。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即吴大帝孙权），后迁都建业（见建康），建立吴国。猇亭之战以后不久，蜀、吴恢复结盟关系，共抗曹魏。南北之间虽然还常有战事发生，有时规模还比较大，但是总的说来，力量大体平衡，鼎足之势维持了四十余年之久。
三国疆域，大体魏得北方，蜀得西南地区，吴得东南地区。魏国置司、豫、兖、青、徐、凉、雍、冀、幽、并、荆、扬等州。其中凉州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幽州地境达于辽东；南部诸州大致依秦岭、淮河分别与蜀、吴相接。蜀置益州，自秦岭至于南中（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因在巴、蜀之南，故名）。吴有扬、荆、交三州。三国户口，魏有户六十六万余，口四百四十余万；蜀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吏四万，兵十万余；吴有户五十二万余，口二百三十万，吏三万余，兵二十三万。
第4个回答 2008-11-02
《三国演义》用“依史以演义”的独特的文学样式，描写了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的近百年历史。“依史”，就是“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对历史的事实有所认同，也有所选择，有所加工；“演义”，则渗透着作者主观的价值判断，用一种自认为理想的“义”，泾渭分明地去褒贬人物，重塑历史，评价是非。统观全书，作者显然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这也就是《三国演义》的主旨。
作为明君良臣的主要标志，就是能在政治上行“仁政”，人格上重道德，才能上尚智勇。
自从孟子精心设计出一套“民为邦本”“仁政王道”的社会政治蓝图之后，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一直为之奋斗不息，也为广大的百姓向往不已。小说在以蜀为中心，展开三国间的错综复杂的争斗故事时，就把蜀主刘备塑造成一个仁君的典范。刘备从桃园结义起，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当他被吕布打败，匹马逃难时，“但到处，（村民）闻刘豫州，皆跪进粗食”。后曹操大举南下，竟有十数万百姓随同刘备赴难，虽然情势万分危急，他亦不肯暂弃百姓。他爱民，也爱才。待士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故如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鱼之有水也”。刘备就是作者理想中的“仁德”明君。他手下的大臣也都有“救国救民之心”，如赵云就明确表示过：“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诸葛亮在临终前，还手书遗表教后主“清心寡欲，薄己爱民；遵孝道于先君，布仁义于寰海”。这都寄托着作者仁政爱民的理想。
与刘备相对照的是，作者又塑造了一个残暴的奸雄曹操。刘备入川时，曾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曹操也是一个“人杰”，小说中王粲就说他“雄略冠时，智谋出众”。有时为了笼络人心，也略施权术，以示有“宽仁大德之心”，因而能平定北方。但他心灵深处所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热情款待他的吕伯奢一家，竟被他心狠手辣地杀得一个不留。他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所到之处，“尽杀百姓”，“鸡犬不留”。对部下，更是阴险、残酷，如在与袁术相持时，日久缺粮，就“借”仓官王垕的头来稳定军心。其他如割发代首、梦中杀人等等，都表现了他工于权谋，奸诈、残忍，毫无惜民爱民之心。与此相类的，如董卓、袁绍、袁术、曹睿、孙皓、刘禅等，既无曹操的雄才大略，却似曹操那样轻民、残民，因此必然走向灭亡。如董卓就将“民为邦本”之说视为“乱道”，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他专肆不仁，杀人如麻，闹得“罪恶贯盈，人神共愤”。最后暴尸之时，“百姓过者，手掷董卓之头，至于碎烂”，“城内城外，若老若幼，踊跃欢忻，歌舞于道”。这种对于蔑视黎元、残杀无辜的乱臣贼子的愤恨，正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于仁政的渴慕。
《三国演义》在人格构建上的价值取向，是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全书写人论事，都鲜明地以此来区分善恶，评定高下，而不问其身处什么集团，也不论其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特别是对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作者更是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他们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诸葛亮的一生，连他的敌人也佩服他“竭尽忠诚，至死方休”。如第四次伐魏时，形势大好，后主却听信谗言，将他召回。此时，“如不从之，是欺主矣；若从之而退兵，祁山再难得也”，在“正好建功”与完善道德的两难之中，他还是为了维护“忠”的人格而放弃了千载难逢的建功良机。关羽死守下沛，身陷绝境时，就决心为义而死。后来又是从大义出发，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为曹操的金钱美女所动心。当他一旦得知刘备的消息，便挂印封金，夺关斩将而去。他们的忠义观念、道德品格显然是属于封建性质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小说通过赵云投刘备、徐晃归曹操、田丰为袁绍所忌等故事的描写，反复强调“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思想，说明这种“忠”并不是忠于一姓之天下，也不是仅忠于“正统”的刘蜀，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灵活性。他们的“义”，又包含着“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的精神。因此，《三国演义》中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又与渗透着民间理想的政治标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着当时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至于关羽为报昔日之恩，而在华容道上不顾一切地放走了曹操，也被小说的作者称之为“义重如山”。关羽的“义”在本质上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回报和温情，与江湖上流行的道德精神是息息相通的。关羽这个形象在民间越来越被神化，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他的崇敬，而不仅仅是由于历代的统治阶级不断地予以尊崇、追封的结果。
走出乱世，还得凭借军事上的实力和谋略上的成功。小说对于智与勇，都是予以歌颂的。比较起来，在描写三国间政治、军事、外交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小说更突出了智慧的重要性。司马徽曾对刘备说：“关、张、赵云之流，虽有万人之敌，而非权变之才；孙乾、糜竺、简雍之辈，乃白面书生，寻章摘句小儒，非经纶济世之士，岂成霸业之人也！”他说的经纶济世之士，就是指诸葛亮。小说中的诸葛亮，不但是忠贞的典范，而且也是智慧的化身。他初出茅庐，就为刘备提出了据蜀、联吴、抗魏的战略思想。在通晓天时地理，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火烧博望”“草船借箭”“借东风”等，克敌如神；在深切地掌握敌方心理特点的情势下，巧妙地使用了骄兵计、疑兵计、伏兵计、反间计等，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其中如“空城计”“陇上妆神”等就是心理战成功的著名范例。特别是在对周瑜和孙吴方面，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随机应变、趋利避害，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魏国的曹操、司马懿，吴国的周瑜、吕蒙、陆逊，蜀国的庞统、姜维等，尽管也都长于计谋，但与诸葛亮一比，就都相形见绌。《三国志·诸葛亮传》曾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小说却一反其说，把他的谋略胜算写得出神入化，这无疑是寄托着人民的理想。诸葛亮的惊人智慧和绝世才能，实际上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的总结。
《三国演义》把蜀国的刘备、诸葛亮、关羽等君臣作为理想中的政治道德观念的化身，仁君、贤相、良将的典范，而把魏国的曹操等作为奸邪权诈、推行暴政的代表，至于孙吴方面只是陪衬而已，因而具有明显的“拥刘反曹”的倾向。在历史上，曹、刘孰为正统的问题，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在正宗的史学著作中，大致自朱熹的《通鉴纲目》起，一般都奉蜀国为正统，以魏、吴为僭国。至于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从来就有尊刘贬曹的倾向。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刘备是“帝室胄裔”，多少有点正统的血缘关系；二是刘备从来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著称，容易被接受。特别是在宋元以来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人心思汉”“恢复汉室”，正是当时汉族人民共同的心愿，因而将这位既是“汉室宗亲”，又能“仁德及人”的刘备树为仁君，奉为正统，是最能迎合大众的接受心理，符合广大民众的善良愿望的。
作者从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出发，融合着千百年来人民大众对于明君贤臣的渴望心理，把刘备、诸葛亮等人作为美好理想的寄托。根据儒家的思维逻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或“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但历史的发展恰恰是事与愿违：暴政战胜了仁政，奸邪压倒了忠义，全能全知、超凡入圣的诸葛亮竟无力回天！诸葛亮临终时哀叹：“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亡矣！”小说最后也用了这样的诗句作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作者无可奈何地将这一场历史悲剧归结为“天意”或“天数”。所谓“天数”，与其说是肯定了客观历史进展的理则，还不如说是流露了作者对于理想的幻灭、道德的失落、价值的颠倒所感到的一种困惑和痛苦。一部《三国演义》表现了作者在理想与历史、正义与邪恶、感情与理智、“人谋”与“天时”的冲突中，带着一种悲怆和迷惘的心理，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苦苦追寻和呼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部悲剧，也是一部呼唤民族大众传统文化精神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