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想是继古希腊之后西方伦理思想发展过程中最活跃、最富于生命力的阶段。它批判继承了前两个历史时期伦理思想发展的成果，注意到主体德行和客观法则的统一，比较自觉地理解和探讨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以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建立了更加完整的伦理体系。F.培根对前人的道德理论作了批判性考察，试图把道德建立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上，使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理性和情感、道德和科学结合起来，起了承前启后的积极作用。T.霍布斯、J.洛克、B.孟德维尔(1670～1733)等，从经验论方面发展了利己主义伦理思想，强调理性和功利，并试图通过理性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B.斯宾诺莎和G.W.莱布尼茨等人则从唯理论方面强调理性和功利，达到了与经验论同样的所谓合理利已主义的结论。A.A.C.沙夫茨伯里、F.哈奇森、D.休谟和亚当·斯密等英国伦理学家，把人的心理活动所具有的特殊情感看作道德善恶的根源，用道德感解释道德的本质和起源，并用以确定评价行为的标准，形成了道德情感说。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把理性、经验和情感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了功利主义和合理利己主义伦理思想，把被正确理解的利益作为道德的基础，强调社会环境和教育对道德的决定作用，并把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作为政治和伦理原则，表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和力求从人的本性出发解释道德现象的倾向。后来，J.边沁、J.S.密尔等功利主义者，虽然对道德情感论和自然权利说（见自然状态说）进行了有价值的批判，但他们却把对利益的正确理解变成了追求快乐的正确计算，从而使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功利主义思想庸俗化。德国古典哲学家I.康德，在反对经验论和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律伦理学（见自律与他律）。康德从善良意志、先验理性出发，强调纯粹道德义务、绝对命令和人的绝对价值，力图论证并确立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从而使其伦理学说具有完全不同于近代功利主义的严肃主义或至善论的特色，并对近现代伦理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影响。G.W.F.黑格尔总结了当时资产阶级伦理思想所达到的成就，把西方近代伦理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他力图突破从抽象人性出发的伦理学说的肤浅性和局限性，强调道德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利益要求，认为道德义务的实质就是“行法之所是，并关怀福利，──不仅自己的福利,而且普遍性质的福利,即他人的福利”（《法哲学原理》，第 136页）。在他看来，道德的善或绝对价值，只有在伦理的普遍关系中，在主观与客观、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理智与情感、权利与义务、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中才能实现。L.费尔巴哈否定了康德的纯粹理性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强调道德应与个人的经验和对幸福的追求相联系，在其人本学基础上论证了合理利己主义幸福论伦理学说。
19世纪中叶出现的以H.斯宾塞为代表的进化论伦理学，把生存竞争作为普遍法则，认为道德就是生物为求得自己生存和延续的行为进化的一个阶段，道德价值的标准就在于生命的保存和延续。这种进化论伦理思想的发展，以A.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F.W.尼采的权力意志伦理价值观为标志，开始了资产阶级伦理思想从发展走向衰落的转折。在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时期，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日益深化的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鲜明地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以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见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社会道德现象及其历史发展，批判、继承了以往人类伦理思想中有价值的成果，第一次把伦理学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成为西方伦理思想的巨大的批判力量，为人类伦理思想的发展开创了新纪元。
19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的伦理思想派别繁多，演变期短。在理论形态上，主要继承了自苏格拉底开始的分析道德概念的传统和近代人道主义的思想传统。从而表现出两种基本的伦理学倾向或思潮：①注重研究道德概念的性质、意义及用法的各种元伦理学，其中包括直觉主义和感情主义、语言分析（见新实证主义伦理学等流派；②着重探讨人的本质、价值和命运的所谓存在主义伦理学，宗教存在主义和境遇伦理学也属于这种思潮。（见西方现代伦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