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的来历

Question

谢谢大家~!

Answer 1

纪念屈原，此说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和北周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屈原据说，屈原于五月初五自投汨罗江，死后为蛟龙所困，世人哀之，每于此日投五色丝粽子于水中，以驱蛟龙。又传，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一直行至洞庭湖，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是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看来，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与纪念屈原相关，有唐代文秀《端午》诗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迎涛神，此说出自东汉《曹娥碑》。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春秋时吴国忠臣伍子胥含冤而死之后，化为涛神，世人哀而祭之，故有端午节。
龙的节日，这种说法来自闻一多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他认为，五月初五是古代吴越地区“龙”的部落举行图腾祭祀的日子。其主要理由是；(一)端午节两个最主要的活动吃粽子和竞渡，都与龙相关。粽子投入水里常被蛟龙所窃，而竞渡则用的是龙舟。(二)竞渡与古代吴越地方的关系尤深，况且吴越百姓还有断发纹身“以像龙子”的习俗。(三)古代五月初五日有用“五彩丝系臂”的民间风俗，这应当是“像龙子”的纹身习俗的遗迹。
恶日，在先秦时代，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是恶日。据《礼记》载，端午源于周代的蓄兰沐浴。《吕氏春秋》中《仲夏记》一章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欲、斋戒。《夏小正》中记：“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大戴礼》中记，“五月五日畜兰为沐浴”以浴驱邪认为重五是死亡之日的传说也很多。《史记·孟尝君列传》记历史上有名的孟尝君，在五月五日出生。其父要其母不要生下他，认为“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风俗通》佚文，“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论衡》的作者王充也记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 东晋大将王镇恶五月初五生，其祖父便给他取名为“镇恶”。宋徽宗赵佶五月初五生，从小寄养在宫外。可见，古代以五月初五为恶日，是普遍现象。可见从先秦以后，此日均为不吉之日。这样，在此日插菖蒲、艾叶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和喝雄黄酒以避疫，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夏至，持这一看法的刘德谦在《“端午”始源又一说》和《中国传统节日趣谈》中，提出三个主要理由：(一)权威性的岁时著作《荆楚岁时记》并未提到五月初五日要吃粽子的节日风俗，却把吃粽子写在夏至节中。至于竟渡，隋代杜台卿所作的《玉烛宝典》把它划人夏至日的娱乐活动，可见不一定就是为了打捞投江的伟大诗人屈原。(二)端午节风俗中的一些内容，如“踏百草”、“斗百草”、“采杂药”等，实际上与屈原无关。(三)《岁时风物华纪丽》对端午节的第一个解释是：“日叶正阳，时当中即端午节正是夏季之中，故端午节又可称为天中节。由此端午节的最早起源当系夏至。兑纷出，而以纪念屈原说影响最为广泛。由于屈原的人格艺超群，人们也愿意把这一纪念日归之于他。
纪念女诗人秋瑾：秋瑾字睿卿竞雄，号鉴湖女侠，小字玉姑，浙江绍兴人，幼年擅长诗、词、歌、赋，并且喜欢骑马、击剑，有花木兰、秦良玉在世之称。28岁时参加革命，影响极大，在策划起义时为清兵所捕，至死不屈，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五日在绍兴轩亨口英勇就义。后人为敬仰她的诗，哀悼她的忠勇事迹，于是，与诗人节合并来纪念她，而诗人节又是因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定为端午节。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2567.htm#2

Answer 2

《史记·屈原列传》曰：“屈原至于江滨，披发行吟泽畔，……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后人根据《屈原列传》、《楚世家》以及《哀郢》、《怀沙》等所载的内容、有关屈原的史料，进行分析、推论、考证，因此，对于屈原自投汨罗以死的原由说法各异。屈原到底是为什么而投江的呢？概括起来，主要有十种说法。

1、愤世说。此说主要认为屈原痛恨朝政紊乱、世事昏浊而投江。这种说法始于汉代。班固《离骚赞序》云：“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不忍浊世，自投汨罗。”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云：“屈原自放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罗，自沉而死。”刘向《新序·节士》云：“屈原疾暗世乱俗，汶汶嘿嘿，以是为非，以清为浊，不忍见于世，将自投于渊。”另外，从有关史籍和屈原作品中，也可看出，屈原是极为愤恨朝政不明和世事混浊的，如《怀沙》：“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莫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更为明显的是《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司马迁也将此记载于《屈原列传》，可见，司马迁对于屈原投江原因的看法大约属于此类。

2、殉国说。此说始于汉，盛于清时至今。班固《离骚赞序》云：“国将危亡，忠诚之情……自投汨罗。”宋朱熹《离骚经序》云：“不忍见其宗国将遂危亡，遂赴汨罗之渊自沉而死。”清王夫之《楚辞·九章通释》之序云：“迨顷襄狂惑，窜原于江南，绝其抒忠之路。且弃故都而迁寿春。身之终锢，国之必亡，无馀望矣，决计自沉。”王夫之认为，屈原眼看郢都沦陷，国都已破，于是不忍国亡而投江以殉国。

郭沫若《屈原赋今译》（1）说：“屈原是一位理智很强的人，而又热爱祖国，……他的自杀必然有更严肃的动机。顷襄王二十一年的国难，情形是很严重的。那时，不仅郢都破灭了，还失掉了洞庭、五渚、江南。顷襄王君臣朝东北逃难，在陈城勉强维持了下来。故在当年，楚国几乎遭了灭亡。朝南方逃的屈原，接受着压迫，一定是看到国家的破碎已无可挽救，故才终于自杀了。”郭沫若是现代屈学中持“殉国”说的主要代表。郭沫若多次申述其“殉国”说。他在1942年撰写的《屈原考》说：“他把所有的血泪涂成了伟大的诗篇，把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祖国，与国家共存亡，这是我们所以崇拜他的原因，也是他所以伟大的原因。”他在《屈原简述》（2）中说：“当楚国的都城被白起攻破的时候，他曾做过一首悼国都的诗，……看到楚国的前途已经绝望，就在这年的五月五日（农历）终于跳进湖南汨罗里自杀了。”他又在《伟大爱国诗人屈原》（3）中说：“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詹安泰《屈原》（4）说：“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贵族中一个最进步的分子，他热爱祖国，关心人民，忠于自己正直的主张，以忘我的精神与一切恶势力斗争到底，最后，他投入长江东边的汨罗江，以身殉国。”游国恩、陆永品也承袭此说。
3、洁身说。此说来源于《渔父》、《离骚》以及《怀沙》、《涉江》等诗篇的诗句。《渔父》有“安能以身之察察，爱之汶汶呼！”、“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离骚》有“伏清白以死直兮”。宋司马光《屈平》诗曰：“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司马迁《屈原列传》也有“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的评说。
潘啸龙在《从汉人的记述看屈原的沉江真相》（5）一文中指出，屈原“为了保持清白峻洁的操守，捍卫自己毕生追索的理想，他因此庄严宣告：‘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终于带着不尽的遗恨，怀石自投于汨罗江中——这就是诗人在绝命前的《怀沙》中，对于自己为何沉江所作的愤懑自白。”

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6）说：“屈原为什么要跳水呢？屈原是清清白白的，‘伏清白以死直兮。’‘直’是道德的‘德’字，即，我有这个德，先天得之于我的先祖高阳，我是楚国的宗族。我又有这样的修养，既然‘举世皆浊我独清’，我有什么办法呢？他自己个人是光明磊落的，没有一点含糊，他最看得起的道德是耿介，耿是光明的意思，介是大的意思，光而且大，这是屈原的最高理想。”
4、尸谏说。此说以王之江为代表。他在《屈原之死刍论》（7）一文中认为，楚国“党人”横行，国危濒亡，屈原已被流放之中，无力身谏楚王。但屈原忠心未泯，既无力效忠国与民，也无力促使楚王醒悟，只好采取尸谏之法，投汨罗而死。

5、赐死说。此说以吴郁芳为代表。吴郁芳在《屈原不是自杀的》、《再说屈原不是自杀的》（8）两文中指出，史籍中有许多自沉、自缢、自鸩、自刎者，名为“自杀”，实为诛杀、弑杀、刑杀。而且古代又有“刑不上大夫”之俗规，因此，“大臣有罪，皆自杀”，这就是“有赐死而无戮辱”的“优刑”。屈原不仅曾任过三闾大夫，而且还任过仅次于令尹的左徒。屈原的流放，实际是变相的死刑。吴郁芳还说，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曰“流放”、“迁之”皆诛也。变相的死刑即为赐死。

6、谋杀说。此说源起于现代，以1991年《上海采风》第9期刊载的署名为“大可”的《屈原死于谋杀》为代表。该文认为，屈原是做了秘密爱情的牺牲品，他最眷爱和迷恋的“湘夫人”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与郑袖私通而遭流放，楚怀王之子顷襄王继位后，屈原的政敌对其进行谋杀。刺客在汨罗江上乘龙舟追杀屈原，屈原乘另一只龙舟飞快逃跑。最后被刺客装入麻袋投入江中，并说此即为赛龙舟和包粽子之情形。对端午的解释是：“端”就是端正、澄清之意，“午”是“忤”的通假字，“端午”就是澄清谎言的意思。随后，《东南西北》在1991年第12期上又将该全文转载。1999年湖北《三峡晚报》刊载马健的《屈原死因新解》，重弹此调，《旅游导报》第78期也登载过此类“情杀”的文章。此说可谓情调低下，无中生有，粗制滥造。1991年《中国文化报》曾载《屈原不可戏说》一文，批评信口雌黄和哗众取宠的“戏说”，称此是篡改了民间传说，是招摇过市。

7、救主说。亦称“易服救主”说。此说源于湖北秭归一带的民间传说。黄丹《屈原死因新说》（9）一文说，在屈原的诞生地——湖北省秭归县乐平里，有一个民间传说：相传屈原遭奸佞中伤后，被楚怀王流放到沅湘荒蛮之地。怀王在秦国死后，顷襄王继位。当时的楚宫已堕落得不成样子，秦军经常犯楚，占领了楚国不少地方，后来又攻破了郢都，并追杀顷襄王。顷襄王非常悔恨，当初不该亲秦，更不甘心楚国近800年的基业毁于自己手中，于是他想到了被流放在汨罗江一带的屈原，就去找他商议救国大计……秦军闻讯后紧紧追来，在这危急关头，屈原与顷襄王换了衣服，并且在秦军的视线下跳进了汨罗江，秦军眼看着“顷襄王”沉入江中，停止了追杀，从而使顷襄王得以脱险。该文从“易服救主”传说故事的可靠性、“救主说”符合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一贯性等方面进行了论证、阐述。

8、殉道说。郝志达、王锡三在《东方诗魂》（10）一书中提出，屈原的自沉是“以身殉道”，并认为此举是屈原对死亡意识的庄严探索与实践，是屈原人格力量的最后升华。认为屈原坚信道德的力量，相信自己认可的道德标准，世上的人都可以做到，也都应该做到。并指出“以身殉道”具有自身认知的片面性。该著中说：“屈子那种‘以道自任’、‘以道辅势’，大任降于己的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同现实世界的污浊黑暗以及自身认知的片面，使他陷入一种苦痛而无法自拔的思索之中。”又说：“屈子对死亡的抉择，不是他人生的自然归宿，而是他对人生积极探索后的必然选择，是屈子崇高人格的升华与最后的实现。”

当代部分学者认为屈原的“以身殉道”具有一定的缺陷，曲德来《屈原的“乡国之情”、气质和人格新论》（11）认为，屈原追求的所谓“完美人格”，包含“内美”和“修能”两个方面的内容。屈原所称道的“内美”，实质上是把人的价值维系在宗法血缘关系、巫术意识和巫术风习上；“内美”是楚国固有的原始感性文化的标志。屈原强调的“修能”，属于儒家道德伦理，这种意识，把人的价值维系在道德自律和人格完善上，这是春秋时代理性文化发展的产物。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文化观念，在一个完整的人格中是难以并存的。因此，这种“两难追求”注定了他不可避免的失败和人生悲剧。黄灵庚《论屈原之死》（12）一文说，屈原沉湘自杀，与其说是社会悲剧，毋宁说是他人格缺陷的悲剧。

9、政治悲剧说。冯川在《人文学者的生存方式》（13）第三编《文心臆解·屈原与自恋》中提出，屈原的悲剧，突出地表现为外在的政治思想和内在的道德理想两者之间的尖锐冲突，把个人理想强加给现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屈原非失败不可。成功是屈原内在神性所不能允许的——成功意味着神性的放弃与泯灭，失败则有可能使屈原以其他方式去彰显内在之神性。冷成金在《隐士与解脱》（14）一著中认为，屈原对儒家的观念一直存在两点迷误：一是认为王道美政与现实历史统一；二是认为建功立业是实现人格自足的惟一途径。事实上，君主与圣人、国家与祖国，是两组有着本质区别的概念，君主是社会秩序的偶然和现实形态，并且仅是外在标记；圣王则是一种文化理想的现实显现，是内在品质的外化；国家只是一个政治意识的人为形态，与美政理想并无必然联系，也无情感意义；而祖国是一个情感概念，是一个民族的情感的历史文化积淀，具有绝对的情感意义和无需论证的神圣性。屈原的痛苦就在于混淆了两者的区别。屈原以死追问出了现实国家、君王的真相和意义，彰显了理想与现实的不统一性和现实的荒谬，对人们有极大的警醒作用。

10、殉楚文化说。杨春时在《楚文化的挽歌和屈原的悲剧》（15）一文中认为，楚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实体，战国末期，在以秦国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发展的逼迫下，以楚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化明显衰落，并且面临着淹灭的危险。屈原作为楚文化的精英，预感到楚文化的危机，而又无力挽救，最终以死殉之，而屈原赋也成为楚文化的挽歌。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屈原赋才达到理性的超越，并具备了深刻的审美意义。同时，故国文化是屈原安身立命的根基，他是吸吮着文化的乳汁成长的，他无法容忍楚文化的淹灭，更不能生存在北方异质文化中。秦国的法家文化崇尚暴力、弃绝仁义，理智冷酷、压抑个性、功利世俗、泯灭信仰。而楚文化则以其血缘亲情、热情和想象、神话和诗意征服了屈原。对楚文化的忠诚热爱超越了对君王的义务，对国家的职责、对宗族的隶属、对故土的乡情，它是屈原生命的全部内涵。屈原赋的写作动机就是抒发忠诚眷恋之情，排遣忧思怨愤之意，表达与楚文化同命运的决心。杨春时指出，屈原的悲剧也在于，他成了一个落后的、最终淹灭的文化的殉道者，屈原之死的根本原因是其精神支柱——对天道的信仰崩溃了。他没有把生存的基点置于自由选择上，而是为传统殉葬。

以上十种说法中，广为流传的是“殉国说”，再次是“愤世说”。其他说法未被公认，特别是“谋杀说”中“情杀”的说法，似已超出学术讨论或研究的范畴，可称过眼烟云，无稽之谈。应该引起学术界的警惕，不可被戏说迷惑。

Answer 3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我国最大的传统节
日之一。端午亦称端五，“端”的意思和“初”相同，称“端五”也就如称“初五”；端五的“五”字又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又因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五月五日，月、日都是五，故称重五，也称重午。此外，端午还有许多别称，如：夏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等等。

端午节的别称之多，间接说明了端午节俗起源的歧出。事实也正是这样的。关于端午节的来源，时至今日至少有四、五种说法，诸如：纪念屈原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等等。迄今为止，影响最广的端午起源的观点是纪念屈原说。在民俗文化领域，我国民众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都与屈原联系起来。传说屈原投江以后，当地人民伤其死，便驾舟奋力营救，因有竞渡风俗；又说人们常放食品到水中致祭屈原，但多为蛟龙所食，后因屈原的提示才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做成后来的粽子样。

端午节的习俗主要有：吃粽子于门上插艾或菖蒲驱邪，系长命缕，饮雄黄酒或以之消毒，赛龙舟等等。 粽子又叫“角黍”、“筒粽”，前者是由于形状有棱角、内裹粘米而得名，后者顾名思义大概是用竹筒盛米煮成。端午节吃粽子，在魏晋时代已经很盛行。这种食品是在每年端午和夏至两个节日里食用。粽子还是一种节日往来的礼品。到了唐宋时期，粽子已极为有名，市场上常有粽子卖。现在，我们过端午节仍然免不了要吃几只粽子。粽子有不少花样，有南北之别，东西之分。南方常用红枣、花生、咸肉等混在糯米中制成，也多见不杂别的食品，而去品味粽叶的清香的；北方多以枣、果脯等作为粽子的馅心。小小的粽子，似乎已经成了中国传统的象征，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 过去端午节还有躲午的习俗，此种习俗源于一 种信仰，即：五月为“ 恶 月” ，瘟疮蔓延，重五是个不吉利的日子，所以父母都于是日将未满周岁的儿女带往 外婆家躲避，以逃脱灾祸，故称躲午。这无疑是古代科学不发达而产生的观念，因为五月酷暑将至，蚊虫滋 生，在没有医疗卫生设备的民间，容易发生传染病，遂给人们带来一种恐惧心理，于是产生躲午习俗，如今这一节日的一些古老习俗已经随着社会变迁而消失了，但吃粽子、赛龙舟等习俗仍然流行 。

Answer 4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棕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Answer 5

屈原 投汨罗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