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方面：佛学。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的东传，直接影响了日本的佛学。现在日本的禅学包括与之一起发展出来的日本特有的文化都与中国是一脉相承，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原始的影子。
第三个方面：医学与建筑。日本的医学受中国影响也非常深远，其中鉴真和尚就带去了大量的中医图书，以至日本古时的中药袋上，都画着鉴真和尚的画像。建筑就更不用多说，日本的建筑结构都与中国古代相同。日本有名的东大寺，就是仿照中国的寺庙建造的。
菅原道真出身于古代豪族土师氏,在曾祖一代改姓菅原,祖上世代以文道出仕朝廷。他的曾任遣唐判官、天皇侍读的祖父清公和被称为文章博士(翰林学士)的父亲是善,均是当时的儒学大家。菅原氏是以儒教治家的,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祖上几代沿循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与经历,对道真起着深刻的影响。他自少年起即勤于学业,博览群书,当时,文章博士之下有文章生二十人,要当文章生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
十八岁时,菅原道真考取了文章生,在大学察学习文章道,二十六岁时已通过方略试,(古代科考—律令制度下秀才的考试科目)以学者身份登上仕途。之后快速跃升,中间虽有波折,也有机遇,到五十五岁已经官至右大臣,品居从二位,成为宇多天皇的亲信,具有可比藤原氏的权势。那么从菅原道真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对日本平安时代的影响有哪些呢？
元庆元年道真转任式部少辅兼任文章博士,司职文官的任用和朝廷仪式,以儒治国的政治理想和治学领域方面的优秀才能使得他在官高位显的同时,也卷人了学阀官僚的斗争中去。他不断受到诋毁,中伤和诬陷，仁和二年道真被罢免了式部少辅、文章博士、加贺权守三职,被赶出了京都,外放士岐(现香川县)。
羹岐守时代,道真共创作了157首诗歌,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被认为是模仿白居易诗风的“谕讽诗”,诸如《寒早十首》《行春词》《路遇白头翁》等诗歌。这些诗歌都是以民众的疾苦为主题,以怜悯的视角描述贫穷和苦难,深切地表达出作为地方父母官的道真对下层劳苦民众的关切和关心。这种对社会底层弱者的同情,正体现了儒教的“仁者爱人”和“经世济民”的福祉理念。
在潸岐国任职的四年中,道真开设家塾,亲自祭孔授徒,据说,当时很多子弟从京都慕名而来。通过弟子门生的传颂,道真名声更加显赫,公元890年46岁的道真重新受到宇多天皇的信任,回到了京都。公元891年,为了遏制藤原氏的势力,道真被任命为藏入头,品居从四位上,掌管机密文书,承担经办重大诉讼和宣奏的要职,此后,道真一帆风顺,到了55岁,被醍酮天皇任用右大臣,品居从二位,达到了入生的顶点。然而,返京后的道真,并没有像白居易那样,作为翰林学士在皇帝身边以大量的讽喻诗反映政治矛盾和民众疾苦,这主要是由于他出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从道真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对他的影响之深刻,并通过道真的一生折射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对平安朝,尤其是平安朝前期带来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