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月清。原标题为《杨维对包头钢铁公司创建的贡献》，有删节。
包头钢铁公司（简称包钢）是中国的大型联合钢铁骨干企业之一，包钢的建成与发展，不仅完善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布局，使包头由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边陲小镇变成了一个以冶金、机械为主的新型城市，而且还促进了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迅速崛起，对于巩固国防、增强民族团结、发展边疆经济做出过重大贡献。
杨维是负责包头钢铁基地筹备工作的首任经理，1953年他带领全体职工平地起家开始筹备建厂，历经近十年的艰苦创业，一座草原钢城终于建成。杨维的爱人在《一个铁骨铮铮的包钢人—春来塞外忆杨维》对杨维在包钢工作的日子作过简单的回顾；包钢志中《杨维传略》对杨维的生平及工作做了介绍，王俭秋的《负重的脊梁——记本溪煤铁第一经理杨维》对杨维在建国初本溪煤铁公司担任经理时所做的工作做了介绍。正是因为有像杨维这样一大批创业领导者的无私奉献，中国的现代工业才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建立。从包钢的重要性，到杨维的重要性，都说明了本研究的价值所在，本文试图从 科技 史的角度探讨为什么杨维能担当包钢的首任经理？杨维担当包钢首任经理后，作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技术专家和领导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贡献？在特殊的政治背景环境下，杨维的科学精神为何受到批判，没有遵从杨维的科学做法，带来怎样的后果？
一、杨维担任包钢的首任经理
杨维为什么能担任包钢的首任经理？首先要从杨维的生平说起。杨维1911年生于吉林省双城县，6岁入家塾读书，因其博闻强识，颇得父母喜爱和亲友们赞赏。1928年，杨维考入了中苏合办的哈尔滨特别区立工业大学预科，翌年考入北平大学俄文法学院预科，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李一凡等人建立起中共俄文法学院支部。1935年，杨维因领导天津工人反帝运动被国民党抓捕，受尽折磨，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和胃病，1936年被组织营救出狱。1948年任本溪煤铁公司总经理，领导职工在战争废墟上建设人民钢铁企业。他本人开始埋头苦学，从大学有关基础课到冶金、机械等学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不辞劳作，学习工业管理、冶炼技术，并组织干部及技术人员参加夜校学习，钻研技术。在苏联专家协助下，快速恢复了高炉、平炉、铁矿、煤矿等的生产，重建人民的煤铁基地，培养出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的领导骨干。工程师靳树梁曾是国民政府委任的公司总经理，被杨维挖掘出来担任本溪的工程师，本溪很快流出战后由中国人炼出的第一炉铁水，向党的28周年献礼。“这是一副负重的脊梁，脊梁上驮着信念，驮着希望，驮着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曙光，在苍凉的辽东山区的荒野上，踩着荆棘，踩着凄风苦雨，踩着严寒冰沙，踽踽而行……”这段话记录了他为新中国钢铁事业的发展所付出的艰辛。
1951年东北工业部从冶金、煤炭、机械等行业的领导与技术干部中选出了100多名去苏联实习的名额。杨维负责钢铁组的组织工作，他带领钢铁组25人从莫斯科到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第聂伯捷尔任斯基钢铁厂实习。期间，他先后担任过炉前工、班长、炉长、技师、车间主任、厂长、总工程师及经理，认真学习了前苏联的冶金技术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53年春杨维回国，任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副局长，负责筹建包头钢铁公司，期间还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包头工业基地建委委员，参与制定包头城市建设规划。1953-1957年间，杨维领导包钢筹备组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在参加选址的时候，杨维的皮肤病因不能经常清洗而恶化，大面积皮肤变色结成硬痂，他只能站着工作，再加上胃病严重，终于病倒，检查出患有严重的肝脾症候群症，脾大二指，但他硬撑着坚持工作。1957年7月包钢开工建设，杨维带领包钢第一批员工进入全面建设的高峰时期。1958年3月，杨维因肝脾症候群恶化不得不手术，切除的脾重达5公斤，手术后本应休息两年，可杨维于1959年4月在肝脏仍有明显病变，尚不能正常进食的情况下返回包钢继续工作。这时，包钢建设正在高潮阶段，他与包钢主管工程的领导人经常深入施工现场，协调处理各种问题，终于提前一年建成当时全国最大的大高炉，在建国十周年国庆前流出第一炉铁水。出铁后不到半个月，杨维因病发再度住进协和医院。这时杨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一切职务。
杨维早期学习俄文及工业大学的背景，再加上他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使他有了从事冶炼行业的基础；在本钢期间，他开始拼命学习冶金工业的基础课和专业知识，在钢铁的实践经验为建设包钢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以及在苏联近两年钢铁厂各岗位的实习经验，使得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管理钢铁工业鲜有的内行、筹建包钢技术和管理最佳人选，能够提任包钢首任经理，为后期包钢的建设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杨维作为技术专家型的领导，在包钢的早期建设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杨维在包钢创建初期所做的工作
杨维从1953年起领导包钢筹备组，主持厂区选址并参与了包头城市建设规划。此后，杨维领导了提供设计资料、集结建设队伍、审查初步设计、建立相关机构、培训干部和技术工人，以及开工建设、催调设计图与设备等一系列工作，使包钢如期进入了大规模的建设阶段。
（一）负责筹备包头钢铁公司
1953年4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在北京成立包头筹备组（全称：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包头筹备组），由钢铁工业管理局直接领导，钢铁工业管理局副局长杨维负责筹备工作，具体事务由石景山钢铁厂设计处承办。杨维派人到包头建立工作点，成立包头办事处，办公地点设在包头市（今东河区）和平路155号。规定包头办事处主要任务是集结人员，选择厂址，为包钢设计收集提供有关资料。后经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批准，包头筹备组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包头办事处改名为“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包头办事处”。
1953年9月，国家分配给包头筹备处第一批大专毕业生40名，应届中专毕业生32名，有学冶炼、机电、建筑等，还调来四个苏联姑娘任俄文打字员。1957年杨维在《建设月刊》发表文章“包钢建设的筹备工作”，文中记录了包钢筹备组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三年多来对包钢建设所作的筹备工作：选址、地质勘探和科学工作试验、搜集和整理设计资料、委托和审查设计、搜集设备资料进行设备订购工作、生产准备工作等。包钢主抓干部、技术工人的培养和生产技术准备两个环节。从1954年起就开始干部和技术工人的培训工作，选送一部分人去兄弟厂、矿学习，或到高等学校培养，开办技术工人学校，培养高级技术工人，派送了部分人员去国外实习，还进行了各项生产技术物资、技术资料等准备工作。到1954年9月12日统计，公司共有职工10937人，杨维选派了357人去鞍钢、北满钢厂、石景山钢铁厂、太钢、本钢学习。在包钢筹建期间，一批满怀理想干部、工人、农民、复转军人、知识分子等从各地云集包头，成为包钢最早的创业者。
（二）主持厂区选址
杨维主持了包钢的厂区选址工作， 历史 证明，历经三次考察而做出的决策确定下来的包钢厂区是最优厂址。1954年4月末，杨维指示由石景山钢铁厂（现首钢）设计处副处长弓彤轩带领赵书润等11人进行首次厂址选择，对内蒙古西部地区大面积粗勘。之后杨维亲自出马，同钢铁工业管理局局长刘斌、副局长袁宝华等5人在包头市附近进行第二次选择厂址工作。同年7月，他又与前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包钢设计组总工程师安德列耶夫和其他5人，组成第三次厂址选择小组，足迹踏遍包头周边的广大地区，确定乱水泉（今万水泉）、宋家壕、乌梁素海为预选厂址。杨维会同国家计委、中共中央华北局蒙绥分局、中共包头建委、重工业部及苏联专家、苏联包头设计组组长别良其克夫、总工程师安德列也夫等25人再次对三处待选址进行考察，经过对几处厂址各种经济技术条件的分析与研究对比，初步确定为宋家壕厂址，其后，别良其克夫正式提交了《包头钢铁公司厂址建议书》，6月5日，经中央 财经 委员会批复重工业部，最后选定宋家壕为包钢厂址。包钢厂址是我国大型企业厂址中建厂条件最优越的厂址之一。
1956年杨维在建设月刊上发表了文章《包钢是怎样选择厂址的》详细地从如何考虑选择厂址的决定性技术经济条件出发开始选择厂址工作，对按照原料、水源靠近厂址、交通便利、靠近城市、电源供给、便于与其他企业协作，以及公司继续发展不受限制等多种因素选出的三种方案进行详细比较，最终确定厂址的全过程。他谈到对选择厂址的体会，特别强调是“我们”对选择厂址工作的几点体会，以此强调是集体劳动的成果。他指出党和领导的支持，是工作顺利进行的有力保证；并且必须取得各有关部门的配合协作，才能完成计划；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向苏联专家学习，特别强调“把他们先进的技术经济思想贯彻在选择厂址中，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必须有政治水平较高并有基本业务知识的干部，带着若干技术干部才能进行工作。
（三）请示确立“包头钢铁公司”名称获得批准
1953年12月19日，重工业部向国家计划委员会呈送了《关于包头钢铁公司工作情况报告》，报告题目及内容中首次出现关于“包头钢铁公司”的称谓。1954年年初，由于人员增加，机构扩大，方便对外联络等原因，杨维等人商量给包头办事处换个名字，1954年3月杨维向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报送了《关于改“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为“包头钢铁公司”的请示》，于4月3日获得批准并颁发了“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包头钢铁公司”方形铜质印鉴一枚。5月1日，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正式改名为包头钢铁公司（简称包钢）。1956年6月20日，包钢由“重工业部包头钢铁公司”改称为“冶金工业部包头钢铁公司”。冶金工业部决定将包头钢铁公司、包头冶金建筑总公司、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包头分院合并为包头钢铁公司。并任命陈守中为中共包钢委员会书记，杨维被正式任命为包钢总经理，（实际从1953年就开始担任工作）。
（四）带领包钢职工进入大规模建设
包钢在3年多时间内顺利完成了包钢的筹备工作，建成生产附属企业基地、一定数量的职工住宅建设任务等。1957年7月25日，是包钢 历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包钢建厂开工典礼在昆都仑河西岸机械总厂铆焊车间举行。杨维在基地上挖开了第一锹土，包钢从此进入大规模施工阶段，正式开始了生产厂矿的建筑安装工程。
杨维对包钢的建设任务与存在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包钢当前的建设任务是重大的，而国家的投资是有限的，在尽量设法少花钱，把建设任务在保证质量情况下按计划完成；包钢遇到的问题是技术设计、施工图纸有些要修改，设计院有的专业力量又不足；原材料不够，而需要紧迫；设备订购与建设进度要求也有些不相适应；职工中绝大多数人是外来的，而目前福利设施的建设却赶不上需要；协作部门的工作步骤也需要进一步统一。因此要做好协作，勤俭建设包钢，为保证工程质量、按期完成或提前超额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杨维在开工典礼大会上的开幕词两次强调要保证工程质量前提下尽量节约，按期或提前超额完成任务。
1958年11月末，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中乌兰夫就包钢建设问题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说，要想办法为包钢解决问题。周恩来总理为此专门接见了包钢经理杨维，听取了包钢建设工作的汇报，并指导拟定了解决包钢建设中存在困难的具体方案。后在党中央和周总理的关怀下，出现了全国支援包钢的大场面，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保证重点支援包钢》，包钢建设面临的困难局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五）对包钢一号高炉出铁的贡献
包钢1号高炉原计划在1960年同选矿烧结厂同时建成，后来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工业试验，证明在选矿烧结厂未建成前，富矿可以直接入炉。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包钢职工干劲冲天，提前1年建设成这座1513m3的大高炉，向建国十周年献礼。
1959年8月，包钢一号高炉建设接近尾声，从黑龙江富拉尔基运来的高炉料钟拉杆却在运输过程中撞弯，无法安装。专家建设必须拉回原厂重新加工，可是如果回厂重新加工，国庆10周年包钢出铁计划将被打乱。杨维提议就地修理，苏联专家认为无此可能，便不再管。杨维积极与冶金部联系，部里派来了西安冶金机械厂的回纪胜同志和一位工程师，在短时间内修复了拉杆。9月25日，杨维宣布：“一切准备就绪，高炉开始点火！”包钢一号高炉系统所有自动化的机器都转动起来。9月26日，包钢一号大高炉胜利出铁，包钢建设首次获得丰硕成果。10月15日，周总理亲临包钢为一号高炉出铁剪彩。出铁典礼结束，周总理在杨维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包钢焦化厂，杨维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包钢建设现状和远景发展规划。内蒙日报社论指出：“一号高炉出铁，标志着以包钢为中心的包头工业基地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建设和生产并进的阶段。是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功勋与杨维担任总经理期间，包钢筹备组所有领导及职工的艰辛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也是杨维最幸福的时刻。
从1953年杨维提任包钢筹备组组长开始，一直到1957年在这一时期，国家路线、方针符合实际，是钢铁行业正常 健康 发展的前提。在苏联援建包钢的建设中，杨维作为一个懂技术的管理钢铁工业的内行在正确的政策领导下发挥着专家的作用，包钢建设中的各项工作是正常的。首先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了选址、厂区勘测、设计审查、调集培训技术干部和工人，进行生活基地和施工基地的建设等，当时条件很艰苦，但是工作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符合建设程序，使包钢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
其次，杨维很重视技术骨干的培养，多次选送干部和技术工人到鞍钢、北京钢铁学院、东北工学院等地培训学习，实践锻炼；在实际工作中，学习苏联专家，但不迷信苏联专家，这些行为不仅为包钢后期的生产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也奠定了钢铁技术自力更生的基础。
1957下半年到1960年，包钢建成了原料基地和非标准设备加工基地，从黄河水源工程到炼铁、集化、洗煤、厂区运输等工程全面展开，建国十周年时顺利出铁，包钢进入边生产边建设的阶段。但与此同时，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在当时这些看到的成绩——提前建厂、提前出铁……为后续的技术发展付出了代价。
三、杨维的科学精神受到批判
在工业“大跃进”、“大炼钢铁”、“反右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包钢的正常建设被打乱了，杨维因反对盲目修改包钢设计被打成右派。
195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冶金部向全国钢铁生产战线提出了“速度快一倍，投资一当二”的号召。1958年开始“大跃进”，《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发出“十五年赶上英国”号召后，为超额完成钢铁生产任务——争取年产钢1070万吨而奋斗。由此开始的“大炼钢铁”把这项政治运动推向了高潮，不仅提出不能实现的目标，还缩短了目标实现的时间。冶金部提出“包钢11亿投资包干，1962年建成300万吨钢生产能力（4座高炉，6座平炉）”的指示（按照当时苏联的初步设计，包钢二期建成，投资21亿，1962年建成150吨的生产能力，1965年全部完成3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实际包钢直到1993年才达到3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包钢党委又进一步提出“投资减一半，产量翻一番，八年任务五年完”的口号，把一些重要设计按照所谓的“节约原则”来修改，杨维坚决反对生产工艺方面关键部位的设计修改，对这种不按科学态度办事的做法十分反感。但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氛围下，杨维虽然拥有职位，但却没有决策权，决策权在谁的手里呢？当时毛泽东主张“书记挂帅”，“一切依靠群众”，“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而杨维在办企业方针方面，他提出实行责任制，反对党政不分的“一揽子化”；主张重用知识分子，依靠 科技 进步；为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出“要实现工业化，首先学好数理化”的口号。
据包钢设计院统计，1958年共修改国外设计106项，其中重大项目33项，修改设计中已证明合理的有71%，不合理的占29%。这些项目在施工和竣工后发生了不少质量问题，例如白云鄂博矿储矿槽的空心圆柱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改为砖结构，因耐压力不够，交付使用后就出现了设备开动整体颤动的现象，杨维要求马上加固，但意见未被采纳。后来只得在砖柱子周围加上等于原来厚度的钢筋混凝土围子。这些工程，即使加固后可以进行生产，质量比原设计降低了，工期也拖期1、2个月。再如黄河水源地输水管，原设计为4条钢管，因缺钢材，冶金部决定，先修一条18公里长的预应力水泥管（国内最新技术，试制产品），杨维坚持不同意修改，苏联专家也坚决不同意，后冶金部决定，2号输水管线靠近水源端用8公里铺预应力水泥管，另10公里仍用钢管，经过65米高度的加压之后，到处漏水，以致断续送水后又多年停运。1959年包钢经冶金工业部批准设8公里钢管的3号输水管与2号预应力管平行，以保证供水，不到一年又告失败，直到1962年冶金工业部同意全部改回钢管输水，这项修改，给国家造成损失400万元。这些修改不仅造成事故多发，难于适应生产要求，还造成了更多的浪费。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大包钢建起了中包钢、小包钢。杨维反对高指标，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认为搞“小包钢”卡住了大包钢的运输咽喉，认为搞“中包钢”分散了包钢人力、物力；遍地开花的小高炉，炼不出合格铁，劳民伤财。可在当时谁提反对意见就要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包钢的负责同志（包括杨维、刘力子等人）认为对于企业的生产技术装备的技术来说，修改原苏联设计应采取慎重的态度，对设计中的主要项目，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就不要修改。尚无把握者，不宜勉强自制，以免影响大型企业的建设进度和降低设备的质量。一些设备可以试制，试制成功后保证了质量，再用自己的产品。1958年底，杨维带病回包钢听取了这次修改设计的汇报，并经调查研究后，颁发了各生产厂矿部分恢复原设计的一系列决定。
包钢一号高炉出铁这一幸福时刻对杨维来说却是短暂的，因为这一成绩刚好被归功于了“大跃进”、“反右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增产节约、原设计的标准设备改为非标准设备、提出修改原设计的革新建议被视为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活动。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的包钢的反右倾言论：“……包钢的建设从总的方面来说是继续跃进的形势，群众干劲很大，但是当时一小部分干部当中滋长着某些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他们对于实现跃进指标，保证提前出铁缺乏信心，甚至指手划脚，乱泼冷水。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所及，在一个短时间内曾引起了干部和群众思想上的某些混乱，出现了不少工程计划不能如期完成，群众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的冷落局面。……”
杨维曾在1959年7月代表包钢主要领导人答复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部长李雪峰的信中，把盲目修改包钢设计作为执行 社会 主义建设总路线存在的主要问题向上级反映。信中反映了：
①国家对包钢建厂方针多变,使建设进度、建设规模、建设顺序随之变动，影响了建设速度；②由于修改设计，使包钢装备水平下降，不但没节约，反而造成损失。国内制造大型轧钢设无把握，未经试验的“新技术”——预应力混凝土管用于输水管线，造成巨大损失；③城市建设投资和工业建设要相适应④没有相当数量的技术干部、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要多快好省地建设包钢是不可能的。要保持建设者们饱满的情绪，就应解决工资偏低的问题等。
杨维敢把不合时宜的做法尽量制止，还写信反映给中央，是需要勇气和伟大的科学精神的。因为在当时的“反右派运动”中，他的专家做法是与群众路线对立的。这封信认定杨维反对修改原设计、反对“大跃进”是“右倾”行为，杨维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他的病榻前播放批判他“右倾机会主义”的录音，杨维被打倒并被撤销职务。但他坚信真理必然战胜谬误， 历史 会做出公正的裁决。李超（当时的包钢经理）去看望他时，他还嘱咐：“要把初轧和轨梁尽快搞上去，形成生产能力，不然把10吨大钢锭运到太原去开坯，国家损失太大了”。杨维在带领包钢人经过几年的日夜奋战，实现提前一年出铁的目标后，这位作风硬朗的老革命家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杨维的老朋友阮章竞在的葬礼写下挽诗：
“太行山上秋云飞，君到三江冬已至。探矿草原风漫漫，冶钢阴山雪霏霏。
癌魔夺脾难夺志，鄂博知君无假日。提前出铁护‘跃进’，赢得右倾压君死。”
这首诗记录了当时的悲壮实情。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不仅杨维等领导和技术骨干才能发挥受到限制，科学的建议受到不同程度的错误批判，也使得包钢建设违背钢铁工业生产建设的客观规律，盲目修改设计，最终遭受巨大损失，留下的后遗症多年后才得以解决。这一时期，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是党委包揽一切，认为“内行是保守”，外行说了算，外行瞎指挥，内行反对就会受到批判。赫鲁晓夫在回忆录说“他们搞乱了整个黑色冶金工业……”，后来赫鲁晓夫询问访苏的周恩来：“周恩来同志，在我们那里学习毕业的冶金工程师到哪里去了？据说，他们在你们农村劳动，接受所谓的锻炼，而你们的钢铁厂由一个根本不懂冶金专业的人管理。”这也充分说明了如果技术发展不能受技术本身发展规律的指导，必将受到重挫。
1959年8月17日,毛泽东在发表《对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稿的批语》的这个决议中，就看出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有意识地纠“左”了。1960年1月13日毛泽东在其所作题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中又说:“现在看来,搞 社会 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渐渐地“超英赶美”的口号在1960年底以后就终止了，大跃进也开始落下帷幕。1961年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国家重新提出符合 社会 发展需要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后，钢铁行业才进入正常发展的秩序。也就在1962年，杨维获得甄别平反，恢复名誉和一切职务。后调任冶金工业部科学技术办公室主任、中国金属学会副理事长，为苏联撤走专家后的各项事宜操劳。
四、结语
总之，在一片荒草沙原、经济落后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包头，平地起家建设一座现代化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绝非易事。包钢的建成结束了内蒙“手无寸铁”的 历史 ，形成了鞍山、武汉、包头三大钢铁基地鼎足而立的局面，包钢的建设促进了新中国钢铁事业的发展。首任经理杨维为包钢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领导指挥包钢进入大规模建设工程，带病坚持在建设工地上，1964年杨维病逝于北京，最终为我国的钢铁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文化大革命中，冶金部的“造反派”召开“揭批大会”，将杨维骨灰在会场上扬弃。1980年杨维案平反，骨灰盒里装着他戴过一顶帽子安放于八宝山。2012年包钢以企业开拓者和劳模命名道路，其中一条是杨维路，以纪念包钢的首任经理有开拓包钢事业之功。
作者简介：
武月清，1976年出生，女，内蒙古包头达茂旗人，博士，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院“123”名师，中国地平线项目职业教育专家。兼任中国教育技术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等。主要研究方向：计算机应用，科学技术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