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5-19
福泽谕吉生于大坂堂岛，是当时的丰前国中津藩藏屋敷的下等武士福泽百助的次子。由于他出生的当晚，作为儒学家的父亲刚刚获得《上谕条例》（记录清朝乾隆帝时期的法令的著作），因此给他取名为“谕吉”。谕吉的父亲既从事管理与大坂的商人的贷款业务，也是一位通晓儒学的学者。但是由于身份卑微，在等级制度森严的中津藩一直未能有所建树，终生不得志而溘然逝世。因此，谕吉在日后说“门阀等级制度是父亲的敌人”，他本人对封建制度也开始产生怀疑。
谕吉在1岁6个月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回到中津(现在的大分县)。他与他的兄弟或者当时的普通武士家子弟不同，并没有忠孝仁义的观念，也不敬神佛。他起初也非常厌倦读书，到了14、5岁的时候，由于周边环境的压力，他才开始学习。不久，他的能力就逐渐积累，渐渐地开始阅读各种汉文书籍。
安政元年（1854年），19岁的谕吉前往长崎，学习兰学。作为他人生的转机便是这时。由于佩里侵日，日本国内对火炮战术的需求高涨。为了学习荷兰的火炮技术，必须要有通晓荷兰语的人才。于是谕吉的兄长便建议谕吉学习荷兰语。谕吉此后开始拜访长崎的火炮专家山本物次郎，在荷兰语翻译的指导下开始学习荷兰语。
次年1855年，介绍谕吉认识山本的奥平一岐与谕吉不和，便通知谕吉返回中津。但是，从离开中津那时便不打算再回去的谕吉却自行经过大坂前往江户（现东京）。他到大坂后，便去投靠与父亲同在中津藩藏屋敷工作的兄长。兄长劝阻他前往江户，并说服谕吉前往大坂学习兰学。于是谕吉便来到了绪方洪庵的适塾。这中间，因为患伤寒，曾暂时回到中津休养。
1856年，谕吉再次前往大坂求学。同年，由于兄长去世，他成为福泽家的户主。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求学，变卖了父亲的藏书和部分家产后，还清了债务，虽然除了母亲以外的亲戚都表示反对，但是谕吉还是毅然前往大坂。由于他无力支付学费，便从奥平一岐处借来便偷偷抄写的建设工程学的教科书（C.M.H.Pel,Handleiding tot de Kennis der Versterkingskunst,Hertogenbosch 1852年），并以翻译该书的名义作为绪方的食客而学习。1857年，谕吉成为适塾的塾长。他在塾中研读抄写荷兰语的原著，并根据书中的理论进行化学实验等。但是由于他害怕见到血，从来没有做过放血或者解剖手术。虽然适塾主要是教授医学，但是谕吉对荷兰语的学习超过了对医学的兴趣。
1858年，谕吉为了担任在江户的中津藩官邸内设立的兰学塾的讲师，便和吉川正雄（当时名为冈本周吉，后改名古川节藏）结伴前往江户。当时住在筑地铁炮洲的奥平家的中屋敷，在那里教授兰学。这个小规模的兰学塾后来成为了庆应义塾的前身，因此这一年便被定为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时间。
1859年，谕吉前往横滨。当时，根据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横滨成为外国人的居留地。但是当地全用英语，学习了荷兰语的谕吉连招牌的文字都看不懂。从此他痛感学习英语的必要，便开始通过字典等自学英语。
同年冬，为了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日本使团要乘坐美国的军舰Powhatan号赴美国，日本决定派遣咸临丸作为护卫舰。谕吉作为咸临丸的军官木村摄津守的助手，在1860年（万延元年）前往美国。当时咸临丸的指挥官是胜海舟。之后，福泽也以在首次看到蒸汽船仅仅7年后就乘坐完全由日本人操纵的军舰横渡太平洋而感到自豪。
虽然谕吉已经在书上了解了很多美国的事物，但是还是受到了文化差异的震撼。例如他在书中写道，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孙的近况，但是美国人几乎没有人了解乔治·华盛顿的后代们的生活。（事实上，华盛顿并没有留下后裔） 谕吉还和同行的翻译中滨万次郎一起购买了韦伯辞典的盗版书带回国内，成为日后研究的帮助。
回国后，他仍然在铁炮洲教授课程。但是此时他决定放弃荷兰语，专教英语，把兰学塾改变成英学塾。同时也受雇于幕府，从事政府公文的翻译。据说当时他对于不能理解的英文部分，还需要参考荷兰语的译本进行翻译。回国的当年，福泽还将在美国购买的汉语和英文对译本词汇集《华英通语》加入日语译文，作为《增订华英通语》出版[1]。这是福泽谕吉最早出版的书籍。在书中，福泽将表示V的发音的假名“ウ”上面加上浊音符号变成“ヴ”，这成为后来日本通行的标注方法。
在同年冬天，日本派遣以竹内下野守为正使的使节团出使欧洲各国，福泽谕吉也随之同行。当时也用幕府发给的津贴费买了许多英文书籍带回日本。他在欧洲对于土地买卖等制度也感受到了文化的差异，并对于许多在书本上无法看到的事物进行调查。例如欧洲人习以为常但日本人前所未闻的医院、银行、邮政法、征兵令、选举、议会等。
通过这几次参加海外使团的经历，福泽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回国后，他写作了《西洋事情》等书，开始了对西学的启蒙运动。当时，他曾作为官员提倡幕府机构的改革，但在1868年（庆应4年）后，便将兰学塾改名为“庆应义塾”，专心从事教育活动。
在明治维新后，福泽继续大力提倡普及西学。并针对日益高涨的国会设立运动，提出创立英国流的不成文宪法的论调。他在1881年（明治14年）的政变后与政府要人绝交，在1882年创办日报《时事新报》，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场，引导社会舆论。1898年因为脑出血而病倒，之后虽然一度康复，但在1901年（明治34年）复发，溘然长逝。在葬礼上，遗属遵从福泽的遗志，婉拒了各方的献花，但是唯独默然收下了福泽的盟友大隈重信送来的丧礼。
由于福泽生前居住在庆应义塾的校区内，因此现在在他去世时所在的庆应义塾大学三田校区内设有石碑。戒名是“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2]，墓地在麻布山善福寺。每年2月3日（福泽谕吉的忌日）被称为雪池忌，校长会带领众多师生前往扫墓。
福泽由于是1万日元的正面人物而在日本家喻户晓。有时候人们也将1万日元直接叫做“福泽谕吉”或者“谕吉”。也因此，有人在数1万元纸币的张数时，会以1人、2人的人数来计数。
福泽也是将会计学的基础“复式记账法”介绍给日本的第一人。“借方”、“贷方”的用语也是福泽首先翻译的。
首先将近代保险制度介绍给日本的也是福泽谕吉。他在《西洋旅案内》（中译：西洋旅游介绍）中介绍了人寿保险、火灾保险和损害保险等三种保险制度。
福泽谕吉主要的思想特征是反对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击封建时代的专制压抑。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第一篇开篇第一句即使“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见其对于封建专制的抨击和对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劝学篇》后续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这种均衡说体现了福泽独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学说。此外，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数学、地理、物理、历史等等现代科学知识。福泽的代表性语言就是“独立自尊”，这也成为了他死后的戒名。福泽毫无疑问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最高级别的精神导师之一。其著名著作是《劝学篇》17篇，《福翁自传》，《脱亚论》。尤其是《劝学篇》，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了著名的短文《脱亚论》，积极地提倡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洋文明。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他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中日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朝鲜王朝、清朝是“恶友”。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 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可以说在其自由主义的表象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此后，也有人批评福泽是一位肯定侵略行为的种族歧视主义者。但是，根据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的真实》（文春新书）的文字，其实这应该归因于《福泽谕吉传》的作者、《时事新报》的主笔、《福泽全集》的主编石河干明。根据平山的论点，虽然福泽批评了支那（中国）和朝鲜的政府，但是并不是贬低其民族本身。至于将清朝的士兵称为“猪猡”等种族歧视的说法，其实是石河将自己的观点伪造成福泽的说法写入全集的。但是，对于这种观点，仍有不少人表示质疑。但根据《脱亚论》，事实上当时福泽认为日本，中国之间如同近邻。而日本已经将旧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国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泽认为应该想方法令中国也改建为石房，不然代表中国的茅草房着火一样会影响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应该不惜强占还是草房的中国，朝鲜。帮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实上，福泽甚至还资助过当时朝鲜的政变。但无论福泽如何认为，作为日本当时的精神导师的福泽在推动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问题上亦难辞其咎。他对亚洲的观点，尤其在当时精神导师的地位而导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民众的心理，而这种普遍存在的观点，成为日后日本军队在亚洲国家实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在一些学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亚洲路线的基本设计者，堪称“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而福泽“脱亚入欧”的理论至今仍在影响着日本的发展，可以说是“现今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的总根源”。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