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前，向海潜负责与炮队联络。起义后，他率领民军攻打汉口，火烧华景街，为武昌起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湖北都督府成立，他任参谋。有的文章说，他曾任过武昌卫戍司令。当时是否设立过这一职务，无法考证。此时，他对会党的联络仍不放松。阳夏战争吃紧时，他曾以参谋名义赴湖南，联络会党援鄂。南北议和期间，孙武成立民社，创办《民声报》，公开与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对抗。向对孙武的骄横跋扈、党同伐异本来就不满，孙竟改变革命立场，投向袁世凯，这令向海潜更加痛恨。1912年2月17日的倒孙事件，他本人和他的群英会起了主导作用，并由他开第一枪，群英会的标志成为事变中的通行证。群英会事变以后，黄申芗去日本留学，他也离开武汉去了上海。
1913年3月25日，宋教仁被刺，引发了二次革命。7月22日，孙中山在沪发表讨袁通电。8月8日任命向海潜为江苏讨袁军副参谋长（临时总司令为何海鸣、参谋长为王宪章），率领一支部队镇守江阴。袁世凯对向十分忌恨，曾赏银10万元捉拿他。袁军猛攻江阴城，讨袁军处于敌众我寡之劣势，军事失利，人员伤亡惨重。部下建议他弃城救人，保存实力，向海潜说：“人在城在，人亡城亡。即使我被打得只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弃城逃走！”孙中山闻讯后，急忙电令向海潜撤退，并对在场人员说：“我宁失江阴一城，绝不可失向海潜一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不久即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他曾和黄申芗一起拜见过孙中山。如《孙中山在日本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晚七时四十分（1913年12月1日），黄申芗、向海潜、郑林双、丁仁杰、何仲良一起来访，议事，九时三十分离去。本日下午二时二十分，夏述痕、凌钺来访，议事，晚九时三十分离去。下午四时四十分，陈其美来访，五时十分戴天仇（戴季陶）来访，一起议事……”孙中山虽比向海潜年长许多，却按洪门规矩称向海潜为向大哥，因为孙中山早年曾参加过海外洪门组织致公堂。 1915年回国后，向海潜继续参加了一系列反对袁世凯和反对段芝贵、王占元对湖北人员残酷统治的斗争。由于向海潜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所以在反对段、王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据辛亥革命老人卢智泉回忆：“……同志们举熊先生（熊晋槐）为讨袁军总司令，以谋继起。同志们身上都带有三角形的药水刀子，对反动派的走狗，哪里遇到就在哪里跟他们干。革命同志把反动派的走狗往租界上拉，他们把革命同志往华界拖。就这样，侦缉老爷们被党人弄死了不少：熊先生家里就弄死了三个；卢志泉勒死了陈捷三；向海潜、马骥云、吕丹书等杀死了走狗几十个。工程营发难有功的程正瀛，堕落成为王占元的特务，也就是在这个斗争中被党人拉到租界，装入麻布袋沉之长江的。经过党人这种坚决的斗争，王占元的稽查长周三毛甘愿两不相犯。至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释放政治犯，反袁斗争始告一段落。”
1917年，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他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抗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军事进攻。孙中山任命向海潜为护法军政府军事委员，以后又任命向海潜为大元帅府援鄂第二混成旅旅长、湘鄂联军总指挥、湘军援鄂鄂省自治军左翼总指挥等职。 抗战胜利后，向海潜于1946年回到上海，首先便办理洪门复员，改组洪兴协会，向仍任理事长。时美洲洪门首领司徒美堂来沪，以联合向海潜等，召集全球洪门大会，组建致公党，对抗国民党的一党专政。1946年7月25日，洪门恳亲大会在上海举行，向海潜为主席团成员。但由于国民党的干涉和分化瓦解，洪门组建统一、公开、独立的政党的愿望最终成了泡影。此时，蒋介石正积极准备内战，便想通过控制全国帮会组织和武装作为打内战的资本，便将人民行动委员会改建为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1946年10月10日，新社会建设协会在上海丽都花园举行成立大会。向海潜迫于压力作出让步，与杜月笙、杨虎等三人担任了常务理事，军统特务徐亮则担任了书记长（实际负责人）。1946年4月，向海潜六十寿辰，洪门在静安寺设立寿堂，孙科、吴国桢、吴开先、潘公展、王晓籁等国民党要人和社会名流均送礼祝寿，蒋介石也送礼恭贺。这一时期，向海潜还多次在上海大开香堂，广收门徒。向海潜虽然参加了新社会建设协会这种由国民党控制的帮会，但并没有像杜月笙那样为蒋介石反共打内战摇旗呐喊，也没有参加伪国大代表的竞选，相反，在这民族命运决战的时刻，开始向往进步，积极向中共方面靠拢。
1947年，中共上海局提出要根据新社会建设协会中成员的政治情况和不同表现，分别对待，争取部分帮会首领，阻止国民党特务利用帮会进行反共和从事破坏活动，促使他们保持中立，或为我所用。中共上海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张执一秘密会见向海潜，与向海潜恳切交谈，分析形势，希望在这历史转折关头帮助中共。向海潜也诚恳地表示愿意协助共产党。于是，张执一指令帮会工作委员会书记田云樵与向保持联系。此后两年内，向海潜经常向共产党提供重要情报，如国民党战区指挥人员调动，部队调动，蒋介石决定下野等等。向海潜还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合作，派智松堂的汪云山等秘密加入民革组织。礼德堂堂主樊崧甫也与中共合作。向海潜这些活动，蒋介石不会不知道，因为戴笠早已派人打入了五圣山。1949年初，向海潜的亲信提醒他已被军统监视，向回答：“不要管他！”仍与李济深和共产党来往，准备弃暗投明。这时，蒋介石鉴于洪门的势力大，五圣山的人马遍布各地，不敢贸然行事，遂令毛人凤一定要让向海潜离开上海。上海解放前夕，上海解放前夕，向海潜被特务机关列入黑名单，将其本人和家属劫持押上飞机送往香港。到香港后，向已失去人身自由，但他仍密派王智圣回上海，表示不为国民党所用，拥护人民政府。1953年，向海潜一家被迫迁往台湾。向海潜在台湾除参加洪门活动外，并不参加其他活动。1974年9月7日，向海潜病逝于香港，终年86岁。 另外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1946年在武昌成立的辛亥首义同志会。辛亥首义同志会的成立，是与向海潜和梁维亚两人的热心和努力分不开的。据《辛亥首义同志会缘起》一文所述：“日寇投降，同志先后来鄂，向海潜、梁维亚两人首先发起组设辛亥首义同志会。第一次在梁宅集会，公推杨玉如为主席，粗议大概。以人数无多，第二次又在梁宅聚议，定名为辛亥首义同志会。向海潜极力主张采用此名。自名称定后，关于立案筹备等事，常在汉口李作栋（李春萱）家中会商。迨立案报备手续办妥，由郭寄生起草章程，于居正来鄂之时，召开大会，正式通过。会中理、监事人数皆系照此章程推定。”由于获得时任湖北省省主席万耀煌、议长何成濬及居正、张知本、王世杰、贺国光的大力支持，辛亥首义同志会于1946年6月15日在武昌正式成立，登记会员1644人。另由辛亥志士后裔张希文、董大威等成立辛亥后裔联励会，企址设在武昌昙华林。
向海潜移居台湾时，将辛亥首义同志会有关文件、名单等资料带到了台湾。后经旅台的张知本、赵恒惕、马超俊、王世杰等人提出在台复会的提议，又由辛亥志士后裔李志新奔走多年，辛亥首义同志会于1965年6月6日在台复会，更名为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当时旅台的辛亥革命老人所剩无几，参加过首义的更是寥若晨星。此时尚在世的除向海潜外，还有张知本、万耀煌、王世杰、赵恒惕、贺国光、曹珩、马超俊等。有鉴如此，所以除元老会员外，首义同志会又吸收了不少后裔会员和名誉会员。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的宗旨无非是发扬辛亥革命精神，继承先烈遗志，光我中华。其任务主要是：关于辛亥革命史料之征集、保管；关于辛亥革命史料之编辑、出版；关于辛亥革命史料之宣扬、激励；关于辛亥革命同志后裔之调查、联络等。向海潜去世后，五圣山由其遗孀李志芬接掌。 向海潜有二子，长铁铮，次榕铮。1949年上海刚一解放，华东军政委员会就登报寻找留在上海的向铁铮夫妇。联系上后，铁铮要求回湖北，组织代为安排，让他们回到武汉。1951年，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张执一接见了向铁铮，分配他到中南第二工程公司工作。随后，二公司改为华中钢铁公司筹备处，以后又改名为武汉钢铁公司，铁铮就成为武钢的干部了。武钢党政领导对铁铮非常关心，为照顾他的家属，将他的妻子调进武钢工作。向铁铮早已退休。次子榕铮于1953年随父去了台湾，原为军法处少将处长，后升任中将司长，已退役，现任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