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4-07
在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就读，是一段独特的体验，这里从应试教育的角度看，无疑可称得上准一流，甚至一流。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人格塑造，却发现其价值与初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落差。滨河学校的教育并非全然缺乏才华的培养，但忽视人文关怀，却成为了一种引人深思的现象。
钱穆先生在书中区分制度与法术，滨河学校的教育模式同样体现了这一点。制度，如严格的作息安排和考试规则，旨在维持秩序，保证公平。然而，法术则显得更为个人化和畸形，如自愿夜自习的设立，看似制度的一部分，实则带有强制和人治色彩。而那些无视人文的举措，如偷偷翻查宿舍、检查座位，更像是法术的体现，而非教育的本质。
在这样的环境中，孙正平老师作为年级主任，其角色显得尤为重要。他作为教师，曾有过严谨授课的一面，但其行为举止却偏离了教师应有的道德标杆。他对于权力的滥用，如对学生座位的随意处置，以及对领导的逢迎，暴露了他缺乏教育家应有的责任感。面对学生厌学问题，他的处理方式过于刻板，只关注表面的纪律，而非学生的内心需求。
孙正平的“法术”不仅在于他的人治倾向，还体现在言行不一的矛盾中。学校的规章制度与其实际操作之间的反差，揭示了他作为领导者在教育理念上的缺失。他的“春雷行动”背后，是权力的滥用和自我膨胀，而他自以为洞悉学生的内心，却忽视了真正理解与引导。
滨河学校的其他教师们，尽管在教学上表现出色，却在官僚化和形式化的管理中显得无力发声。他们的处境与胡适先生相似，面对压力，即使内心正直，也难以避免受到不公正制度的影响。我深感，教育的初衷在这样的环境中正在被削弱，而批判与反思是必要的。
孙正平的行为反映了学校管理中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传统与现代、封建与民主的交融，使得他的行为难以用单一标签定义。他的法术，虽然初衷可能出于对学生的好意，但方法却偏离了教育的正轨，落入了权力滥用的陷阱。他似乎在寻找一种平衡，试图以牺牲自己来保护学生，但这种牺牲却可能适得其反，成为一种自我合理化的手段。
我在滨河学校的经历，从最初的期待到今天的反思，见证了学校教育的转变。尽管我对它的感情难以动摇，但遗憾的是，曾经的美好正在消逝。我选择写下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批判，而是因为无力再沉默，希望能引发更深入的思考，寻找一种更为文明、持久的教育方式，以期找回教育的初衷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