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文言和口语基本一致中古汉语口语研究尚不足 大约在先秦时期，文言文还是和当时的口语一致的，与现在倾向使用双音节词不同，当时的汉语里单音节词占据上风。
《论语》《孟子》这类，可以说就是当时口语的实录。“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当时说话，就是这么个腔调。
但是由于书面语本身的保守性，加之以文言文为载体的儒家著作经典地位的确立，以及汉字对于汉语的巨大影响，文言文和口语很快就进入了漫长的双轨发展时期。大约在两汉时期，口语和文言文就有了一定的距离。
中国第一部方言著作、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除了以通语解释方言以外，还注重以今语解释古语。《方言》卷一就记录：假、炽、怀、摧、詹、戾、艐，至也……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同。
[3] （大意为：假、炽、怀、摧、詹、戾、艐这些词，都是“至”的意思……是从古语分化出来的不同说法，现在有些地方已经通用了。） 虽然文言文和口语都在发展，但前者远远跟不上后者的速度，距离越拉越大。
可惜由于反映当时口语文献远没有文言文献那么丰富，中古时期汉语口语的研究尚有很大空间。2、唐代出现白话文宋代文言彻底脱节 这种情况在唐朝出现变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佛教的大发展。
由于潜在教徒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出于方便传播佛教、吸引教徒的目的，大量翻译的佛经和佛教故事多使用当时的口语，成为早期白话的重要来源。到了宋朝，文言文和口语已经完全脱节。
当时的读书人，未必能用文言文表达一般口语要说的意思。宋吕本中《轩渠录》记述了这么个故事：族婶陈氏顷寓岩州，诸子宦游未归。
偶族侄大琮过州。陈婶令作代书寄其子，因口授云：“孩儿要劣你子，以阋阋霍霍地，且买一把小剪子来，要剪脚上骨出儿胳胝儿也。”
（应为开封地区方言，大意为：要给孩子买把小剪刀，剪去脚上的硬皮和老茧。） 大琮迟疑不能下笔。
婶笑云：“元来这厮儿也不识字！”[4] 宋朝的文人和学者们有时也使用白话文。譬如苏轼最爱用“呵呵”，在给挚友兼亲家文与可写信时、在给同事和文友鲜于子骏写信时、在给“河东狮吼”男主角陈季常写信时，都在末尾加上一句：“呵呵。”
[5]大儒朱熹在《朱子语类》中点评史书时也是一口白话：“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6]宋人的日常对话，就是这么通俗。
3、皇帝也爱说大白话：成吉思汗和朱元璋的圣旨 到了元代，由于汉语并非统治者的母语，很多时候连皇帝的诏书也直录当时的口语。《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了一篇成吉思汗写给丘处机的诏书，全文如下：宣差都元帅贾昌传奉成吉思皇帝圣旨：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路里饮食广多不少来么？你到宣德州等处，官员好觑你来么？下头百姓得来么？你起身心里好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
其实“么”这个现当代汉语常用的语气词，早在唐就出现了，来源是“无”。敦煌写本中写作与“无”语音相近的“磨”“摩”，宋代以后写作“麽”“末”，慢慢地演化成“么”。
至于“么”变成现代更常用的“吗”，那是清代的事情了。明清，白话小说诸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等等，不胜枚举。
皇帝批复奏章用大白话也不是稀奇事。明太祖朱元璋，听说沿海有倭寇来犯，怒而下诏：“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
钦此。” 相比之下，雍正对年羹尧的那一份表白，是不是显得柔肠百折了许多。
4、五四白话文运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书面语和口语发展的双轨发展，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立的局面，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终结。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语”等，吹响“白话文运动”的号角，终于让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了汉民族的共同书面语。
这里有个段子：胡适和黄侃打赌文言文和白话文谁更简洁。胡适对学生说，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
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学生们绞尽脑汁拟定了电报，挑出字数最少的一份，写的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
我用白话文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 二、对古人的误解源于重文言、轻白话 梳理了从先秦到五四，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最早在唐宋时，当时古人的口语就和我们现在的差不多了。
为什么我们总有一种错觉，觉得古人说话都是那么佶屈聱牙呢？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白话文出现时间晚，且被传统社会认为不登大雅之堂。虽然使用先秦口语的“十三经”到了后世已经成了难懂的文言，连汉人的批注对唐宋人来说也很古奥。
可是，儒家经典是士子必修，要想参加科举就不得不学。除了功利的需要，正史、正式的文章、书信，也都必须使用文言文。
语录体的《朱子语类》里，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