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时，人类学与语言学分享共同的智力起源，人类学与追溯某种语言或语系的历史渊源的比较语言学紧密联系。自转换生成语言学引起的语言革命后，语言学模式被广泛用作文化行为及社会行为模式，在结构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中尤为明显。
语言学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引入正规的人类学研究的。博厄斯对语言学感兴趣出于几点原因，首先是由于他早期在北极的工作，他试图了解因纽特语并发现它是一种特殊的难以捉摸的复杂的语言。后来这一洞见被编入了他的反进化论观点，即历史特殊论。他将种族、语言、文化区分开，认为人类有学习任何语言和适应任何文化的能力。每个社会在博厄斯看来都按照其各自的模式适应不同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语言也被看作这适应模式的一种反映。博厄斯的观点构成了“语言相对论”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后由他的学生们进一步做了完善，其中最著名的是“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提出人类观察世界的方法因语言而异。此说未得到全部证明，也未能完全推翻。各种语言的词汇差别显然与文化差别相关，但相关性有多大，还没有作出结论。该假说后来由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学生霍耶尔（Harry Hoijer）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与博厄斯共同进行语言人类学研究的最著名的人物当数萨丕尔（Edward Sapir） 了，在语言学领域，他感兴趣的范围非常之广，他从心理和文化两个方面研究语言的功能，他还是语言与性别，历史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的先驱，他对于土著美洲人的语言也做了大量的研究。
博厄斯认为语言学对人类学研究起重要作用的第二点原因是，他觉得语言学研究可以不需要经过报道人，而直接深入地洞察人们的思想。这就避免了人类学家必须应对的经过“二次加工（secondary rationalizations）”的信息——由于报道人的政治、宗教、经济、亲属关系及其它社会习惯等而造成的影响。由于博厄斯的学生们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些存在一时和提纲性的语言观点确立了上一世纪语言人类学的发展进程。
与此同时，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也对语言学对人类学研究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在他的《珊瑚花园和它们的巫术》中，马林诺夫斯基将一篇深入论述语言的论文作为第二卷的导言。他论述了翻译的问题，他就特洛布里恩岛的巫术用语的翻译展开论述，他认为只有深入地了解了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后才可以准确地作出翻译。这一语言学的功能理论的影响范围不大，但比较积极。
1950~70是一个过渡时期。这期间，许多语言学家和语言人类学家一道进行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方法论研究，被称做“民族语义学”、“新民族志”等。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有助于了解人们的分类逻辑，从而了解人们隐藏在其文化行为背后的认知过程。到了70、80年代，注重语言和社会生活相互作用的社会语言学开始兴起，后来又由Dell Hymes 和John Gumperz将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称做“交流民族志”的研究。在这之后，还有人研究演讲和语言表达上的交流问题，这更多的是注重分析影响它的社会和交流过程。
语言人类学——选自《维基百科》在1960年代，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主要负责发起第二种理论典范，将“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这个名称固定下来，虽然他也创造了“言谈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或“沟通民族志”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这个术语，来描述他为这个学术领域所设想的架构。这包含运用新的科技发展，包括新形态的录音设备。
海姆斯也引介了一种新的分析单位。有鉴于在第一种理论典范聚焦于表面上独特的“语言”（引号表示当代的语言人类学家将“一个语言”的概念视为一种理想建构，从而掩盖了这个语言内部的复杂性，以及“跨越”所谓的语言界线的复杂性）；第二种理论典范的分析单位是“言谈事件”(speech event)。（言谈事件是一个事件，由发生在这个事件之中的言谈所界定的，例如，一场晚宴并不是一个言谈事件，而是一个言谈情境，在这种情境下，言谈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有许多学者专注于在这些言谈事件中，参与者对他们的语言表现型态所提出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