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政权以骠悍的金戈铁马席卷南宋王朝,完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少数民族对全国的统一。统一之初的蒙古贵族实施了残酷的民族歧视政策,将全国各族人民强行分为四等,迫使他们服从于蒙古族的风俗、习惯乃至语言,使之成为超越任何一次政权更替的文化灾难。但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当然不是一个异族能轻易摧垮的,汉文化独有的学术、艺术等最终还是随着汉民族一起,坚强地保存和延续下来,并使蒙古贵族也意识到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随着政权在全国逐步得到巩固,统治者都会很快明白“天下虽得之马上,却不可以马上治”的道理。蒙古政权也一样,“自太祖、太宗即知贵汉人,延儒生,讲求立国之道。”①逐渐改变了游牧民族的观念,走上尊经崇儒,兴教立学,科贡并举,延贤招隐的治国之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但在客观上却也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使传统汉文化得到一定存在、延续的空间,只是异族本质上对汉文化的恐惧和卑视,使之只能在维持旧规上下功夫,从而使复古之风成为元代文化发展的主流。
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入仕元朝的宋宗室赵孟頫,明智地选择了政治上碌碌无为,文化方面恢复传统,极力倡导复古。在书法方面,北宋书法虽崇尚晋唐书风,但南渡后模拟当代名家成为一时风气,宋高宗虽然有上溯魏晋的思想,却未能扭转局面,只是复古的暗流却潜藏了下来,到了元初,赵孟頫不失时机地提出复古的艺术主张,复古遂成为有元一代的书法主流。
元代书法复古是全面的,各种书体在不同程度上都得以恢复,并被渗入新的精神内涵,赋予新的内容和价值。同前代相比,元代书法虽然较偏重于行书,但其他书体如楷书、隶书、章草、篆书也都受到书法家们的重视,得到发扬,特别是衰微已久的篆书,在赵孟頫复古思想的号召下,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从元人为我们留下的大量传世作品看,元代书法家在篆书上继承传统和发扬传统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一、元代篆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唐代以后,书法家少有问津篆书者,由唐末到元初的370余年间,能以篆书名世的也仅有徐铉、郭忠恕、梦英,党怀英等几个人,其个中原因恐怕是与篆体在当时人眼中十分高古、严肃,不能随意发挥个性有关,况且宋人书法崇尚意趣,这种意趣的崇尚又易于在任性恣情的行草书中体现,故以苏、黄、米等为代表的宋代书法家中,除米芾因好古偶涉篆书外,鲜有用心于此道者,特别到了南宋,书法家又多乐于追随时风,篆书一道自然更人问津了。
在两宋时期,虽然篆书字体少人实践,但集录金石铭文、古印谱乃至收藏金石古玩却是十分风行的。在这一时期,关于古文字的著作十分丰富,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王厚之的《钟鼎款识》、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等,都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著作,也表明对于古字体,宋人的研究还是十分深入的,而随后篆书在元代复苏并蔚然成为风气,是有着十分坚实的学术基础的。
(一)全面回归古典的书法风潮为元代篆书的发展提供了社会背景。元代篆书的发展,首先得益于书坛的恢复古法、崇尚古法、托古改制的书学思潮。赵孟頫的出现,使元代书风发生了巨大转折,向晋人学习的复古潮流占据了整个朝野,成为书法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由于崇古的艺术审美立场,赵孟頫主张“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也。”②他在书法上由魏晋上溯两汉、先秦、广涉行、楷、隶、篆、籀、章草、今草诸体,从而影响到各种书体在元代都得到充分的发展,篆书名家亦不乏其人,形成书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节,并进而影响到清代篆书的再一次复苏。
(二)篆学研究的深入,为元代篆书的发展提供了学术保证。元代的篆学研究承接宋人的优良传统,且有所发展,与同时代的书学思想一样,复古仍是其唯一的指向。元代有关篆学的重要著作有赵孟頫的《印史序》,杨桓的《六书统》、《书学正韵》,吾丘衍的《学古编》、《周秦石刻音韵》,周伯琦的《六书正讹》、《说文字源》,应在的《篆法点画辨决》,吴睿的《汉晋印章图谱》等。元代重要的篆书家,大部分都有相应的古文字学著作,所以说元代的篆书发展,是与当时的古文字学的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而这种影响,使元代的篆书创作开创被纳入到文人书法的轨道上。
(三)元代书法教育中对古文字的重视,使元代的篆书发展拥有了人才基础。元代的书法教育可分为官办、私办及家庭传授等几种形式。元代的官办学校还是较为完备的,虽然书法在以儒学教育为主的学校中没有系统的要求,但作为读书人必须掌握的技能,书法教育从来都是不被忽视的,且古文字也是学生必修的课目,《元史》载:“成宗……五年,大都提举学校所举安西路张秦山、江浙首举张升甫……皆以其天资颖悟,超出儿辈,或能默诵经文,书写大字,或能辍辑辞章,讲说经史,并令入国子学教育,惟张秦山尤精篆籀,……时人以远大期之。”③由能书大字、精篆籀而被视为“天资颖悟,超出儿辈”并举荐入国子学学习,可见元人对篆籀的重视,自然也就提高了其他学生学习篆籀的兴趣。
元代一些南宋遗民不愿出仕,往往办私学来传授自己的学术思想。这些私学虽以传授程朱理学为主,但对书法都比较看重,河南内乡的博山学院等,都是由一些书法学养很深的学者出任山长。特别是吾丘衍,隐居陋巷办私学,传授篆籀之法,并编写了《三十五举》等专门教授篆书和篆写印文的教材,在他门下,出现了吴睿、赵期颐等篆书名家,成为元代篆书复兴的主要力量。再有就是在家庭中书法传授也十分普遍,如在赵孟頫的传授下,其子赵雍,其侄孙赵肃等都能以篆书名世。而宫廷中的书法教育则更直接地使元代统治者受到良好的书写教育,曾供职于奎章阁、宣文阁及翰林院的书法家中,如赵孟頫、虞集、周伯琦等都是写篆书的高手,故在促进元代篆书的发展上意义更大。
(四)书法家的兼擅诸体,为元代篆书的发展提供了展示机会。历代书法大家,皆能兼善多体,在元代,尤以赵孟頫为代表,《元史》称其:“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④其他如虞集“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⑤钱良佑:“篆、隶、真、行、小草,无不精绝。”⑥俞和“篆、楷、行、草各臻其妙。”⑦周伯琦:“而尤以篆、隶、真、草擅名当时。”⑧张范“能大小篆、隶、行、楷,皆遍遒劲有体。”⑨李詗“尤善书,自篆、隶、草、真皆精诣。”⑩钱逵:“才气飘逸,真、草、篆、隶不失规矩。”⑾陈绎曾“真、草、篆、隶俱通习之,各得其法。”⑿赵雍“工真、行、草、篆。”⒀陈友“好古博雅,真、草、篆、隶皆有法。”⒁缪贞“善篆、隶、真、行书。”⒂书家兼善诸体,自然有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特别文人书法家,能善于古文字书写,不仅是其崇古的表现,也是他们能得到社会重视的重要因素。
(五)文人篆刻的兴起,为元代的篆书发展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元代的文人篆刻,从传世资料看,能自篆自刻的虽然只有王冕、朱珪等数人,但文人自篆印章的却不在少数,特别是赵孟頫、吾丘衍二位大家积极从事篆印活动,促进了元朱文和仿汉印这两类印式的确立,完成了文人篆刻的基础工程。其他长于篆书的书法家也乐此不疲,如虞集曾为奎章阁篆写“奎章阁宝”、“天历之室”,周伯琦为宣文阁篆“宣文阁宝”,他们更多的篆写自用印,如吴睿所用的印章,即全部出于自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篆书在元代是被广大士人所注重的,他们的艺术实践促进了元代书法诸体并重的形成,使之出现共同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