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启雯
如果我们长久以来的努力，是为了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有安全感，也许，我们的目的已经或正在达成。当然，如果是在农村，这里的“我们”，其实只是代表着那些享受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新农村建设”等政策带来的各种果实的人们。而更大范围的“我们”，生活是否都已好了许多呢？这个问题着实令人疑惑。
研究“三农”问题的青年学者爱新觉罗·蔚然，在《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中，试图通过百万字的考察日记和近万张记录照片给出答案。只是他没有给出结论。中国农村问题太过复杂，复杂到令绝大多数身处问题之中的人，甚至都忘记了思考。也许，这正是本书最大的意义所在：没能告诉答案，却促使我们去找寻。
蔚然于2004年在上海创立了民间公益社团幸福发展促进会，由此开始“专职”帮助农民脱贫、解困、发展，同时也致力于农村、农民问题研究——于2006年启动帮扶“万村行”工程，立志用25年走遍全国贫困农村，帮助贫困家庭走上健康、良好的发展之路。本书正是他在2006年至2009年期间，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深入农村考察的成果。
相比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和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可以说，蔚然再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乡村。
以农村小额贷款为例，银行借钱给农民解农业生产之急，本是一件好事，然而，作者在深入考察中却发现，某些地方“贷款”的独特走向及其局限性，使得农民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两大“黑色漩涡”。
其一，贷款之前，信用社就已为贷款设定了“行走路线”，也就是说，农民始终看不到现钞，只能从出售化肥种子的农资供销商那里拿走相应的农资产品，不能用于其他用途。从“情理”和“政策”的表面看，这是为了保证资金的专用，但实际上由于其他更有前景的项目无法使用贷款，从而大大局限了农村小额信贷资金的合理有效利用，同时也为农资供应猫腻行为的滋生提供了空间。
其二，由于传统的惯性思维，农民往往只计算卖了粮食还了贷款还剩多少粮食，而不怎么计算生产成本。现实情况却是，如果核算生产成本，把农民的劳动力（比照当地劳动力的日平均工资）计入生产成本，农民每年的收入往往已是负数。换句话说，农民每年种地即是亏本，不但得不到应有报酬，还要为放贷方交付贷款利息。在这样“畸形”的借贷关系下，与国家的扶农、支农政策精神背道而驰，那些贷款的农民一年比一年更穷。
那如何使“支农贷款”不再成为“坑农贷款”？蔚然给出的建设性意见是，首先从用于农业生产的金融体系入手解决；其次，不妨借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例如，美国加州的杏仁协会对协会成员的资金帮助，就是通过协会内部金融运行的方式合理支持成员解决生产所需的资金问题。
作者在考察中也体察了中国农民的“朴素”。农民们在贫困中毫无怨言，贫穷、没有退休的权利、创业无门……都不能破坏他们对生活的信心。他们不仅是“良民”，而且是真正的“粮民”——不仅“民以食为天”，而且为城市持续提供着食粮。
当然，作者观察和了解到的中国农村问题和现象还远远不止这些。在逃离了饥饿与物质奇缺的折磨之后，当下的农村又陷入了林林总总的生存危机和恐惧之中：“继水污染之后又有三大危害已威胁到农民的健康和生命”；“80岁第一次有了存折，唯一的10元‘存款’还被村干部骗走”；“被爱情遗忘的村庄，娶妻生子只能靠梦想”；“农民疾呼新农村建设不要再让县乡（镇）干部乱花国家钱了”……
为什么城市户口者生来占有众多资源，而农村户口者则需要艰难挣扎？如果仔细地分析，其本质就是一个不公平的问题。深入思索这件事，很容易令人愤怒，但是，正确的态度，应是本书作者所持的这种：既然问题已积淀了那么久，那么多，就只剩下正视与解决这一条道路可走了。作者也借许多有良知的专家学者之口，道出了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方法，其中最基本的一条，便是打破城乡界限，建立健全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即“不要扶贫，要公平”。
“中国农村会消失吗？”——这本书的副标题本身就是个世纪的叩问，也是包括作者在内的千百万中国人对农村命运的担忧。一旦土地和“粮民”消失，岂不埋葬了我们祖先和无数先辈的梦想？蔚然体验式的精神还乡，不过是暂时离开水泥地面到乡村里接接地气，从农村的土地上获得一些力量。我们每个人所能做的，便是有所警醒，感受到这种弥漫于四周的“不安”与“不公”背后的力量，并且积极努力地促其改变。 (本文来源：上海证券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