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6-09-10
1814年拿破仑帝国覆灭、法国开始了波旁王朝的复辟统治（1814－1830年）。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给法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使得复辟时期法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式出现了急速的变化。一方面是拿破仑帝国覆灭后，长期禁锢的思想得以松动，纷纷要求捍卫1789年原则，恢复《人权宣言》里的公民自由，反对和批评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另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诸如城市规划、公共卫生、农商发展、统一市场、振兴教育等一系列的重建工作需要进行。社会的急剧变化必然给当时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因此，复辟时期的思想十分活跃。 “复辟时期它是各种政治原则的试验场，自由主义、实证主义、功利主义都得到检验，一系列诸如选举法、军队的重组、出版自由、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关系，代议制政府的条件等都成为这一时期讨论的热点”，『1』p41 复辟时期成了政治思想的“黄金时代”。『1』p41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震动了整个世界和欧洲， “它使各国人民心中产生了一个隐隐约约新时代。” 『2』p40对于19世纪初的法国思想家们来说，法国大革命已是历史，如何认识这场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到底是怎样一个事件？它的意义是什么？它摧毁了什么，又创造了什么？这是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此外，如何正确处理大革命的遗产，在大革命的废墟上如何重建一个自由、文明的法国社会？谁才拥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也是需要他们回答的。基佐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其政治活动和历史研究的，他于1812年开始任巴黎大学历史教授，同年与女作家宝莲娜·德·梅兰结婚，从此结识了保皇党头面人物而开始进入政界，曾参加第一次波旁复辟，成为君主立宪派的鼓吹者和“空论派”成员；他的《欧洲文明史》（1828）、《法国文明史》（1829－1832）也创作于这个时期。可以说，基佐的文明史研究和进入政界几乎是同时的，他的思想必然受其影响，有着深刻的时代特征。其实，复辟时期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如梯也里、基佐、米涅、梯也尔等都意识到历史与政治的联系，相信“历史的政治功用。” 『4』p1，基佐作为19世纪20年代末法国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的全部思考都是基于在后革命时代的法国如何去维护大革命的合法性，如何去重建一个自由、文明的法国社会，都是与标志着现代性开端的法国大革命密切相关的。
二、
基佐在文明史中把“社会状况”作为研究对象，正如傅雷指出：“基佐和托克维尔在阐释法国大革命的方法上把法国大革命视为一个漫长的民主（平等）革命的终点而不是起点：他们都注重对大革命起源的分析，而不是描绘大革命的本身；在分析漫长的民主（平等）进程时注重考察“社会状况”与“政治制度”之间的辨证关联。” 『5』p 210 -211 傅雷的分析是十分精辟的，基佐在文明史不是把“政治制度”而是“社会状况”当作考察的对象。
基佐的欧洲文明史考察的是5-18世纪欧洲的“社会状况”的变迁史。他是“参照文明的进展对欧洲近代史作一回顾,对欧洲文明的历史、对它的起源、它的发展、它的目的、它的特性作一概述。” 『6』p2基佐将欧洲文明的历史概括为三大时期：一、初创或形成阶段二、试验、探索时期，三、发展阶段，这一进程开始于16世纪，现在仍在继续中。基佐认为“近代文明的三大因素,即罗马因素、基督教因素和日耳曼因素，从5世纪起它们的发酵和混合的工作一直都在进行，到了10世纪末,发酵才停止,混合工作才差不多完成,新秩序和真正的近代社会的发展才开始。” 『7』p348也就是说从10世纪开始欧洲开始摆脱野蛮而进入文明状态。从12世纪起第三等级开始崛起， 13世纪起王权逐渐兴起，到16世纪发展成为绝对的王权， 13－16世纪是欧洲文明由原始欧洲转化为现代欧洲的过程，期间各种不同的社会等级依次掌权或失势，最终都没有取得成功，但 “国家”、“人民”这两个新的因素却在进行着缓慢而不易觉察的演变，“这就是使现代欧洲区别于原始欧洲的主要特征，也就是13世纪到16世纪内完成的变化。” ，『6』p135“16世纪才是现代社会真正的开始”。『6』p175，到了17和18世纪的欧洲，正式这两大因素逐渐成熟且影响已超过了贵族、教士、市民这些阶级的力量，最终使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基佐在《法国文明史》里详细考察了王权和第三等级的发展过程。指出它们是与封建制度一起逐渐成长起来。『8』 (P1)随着王权逐渐“成为一个与封建制度不相干的权力……跟领土所有权没有关系……处在封建权力的等级制度之外的、真正和纯粹政治的、除了管理以外没有其他名义和其他任务的权力,”成为“唯一的而普遍的权力。”『9』P255到13世纪末, “国王已位于法国诸大王爷中没有匹敌的头儿脑儿的地位。” 『9』P302与此同时,虽然“法国的中产阶级在各自治市里丧失其一部分自由”,但“它通过议会、总督、法官和各种行政管理人员之手,篡夺了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增加了中产阶级的人数、抬高了中产阶级的地位;他们使中产阶级日益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影响、重要性和在国家中的权力。” 『8』P73这样, “被看作一个社会阶级的第三等级……人数愈益增多,力量也愈益强大了。” 『8』P56基佐断定,第三等级一直是法国文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支配法国文明的各种势中最强大的势力。
基佐对文明史中“社会状况”的考察是有深刻的政治意图的。在基佐的文明史里法国大革命它既是一部通史的结果，同时又是一部法国历史的秘诀。从欧洲文明的历史长河来看，，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是偶然的，革命爆发前所面临的形势也是当时整个欧洲共同面临的形势，大革命是有深刻历史根源的，然而法国大革命又与英国革命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全部秘诀都在法国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其实，基佐通过对文明史中“社会状况”这一独特对象的考察，认识到文明发展17、18世纪一个新的因素的“社会”开始苏醒，并迅速地成长起来，王权统治下的国家已经无法全面包容整个社会了，社会结构由原来的王权－中间团体－个人的三重结构变成了国家－个人的两重社会结构，“国家”和“社会”的对抗成了最重要的危机。具体到法国，基佐通过对法国文明史中第三等级的考察，称赞第三等级是“法国历史上最积极、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8』p2第三等级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逐渐壮大了自身的力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影响力，在“社会状况”的变迁中逐渐取得优势的他们到了1789年开始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这是合理的，因而大革命爆发就具有正当性了，因此，大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圆满完成，其根基在于民族社会的组建之中，在于对法国历史的总体阐释之中，按基佐的看法，法国历史的发展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特征的，即封建性没有创造出贵族阶级，公社运动没有创造出民主，因此不存在自由的制度，而最终形成的是绝对君主制，这个双元的结果，只有大革命的爆发才圆满完成了古老的阶级斗争，才最终缔造民主，即同时不可分割的缔造一个社会和一些自由制度，只有大革命才这样围绕一个统一的原则使社会趋于和解。法国在寻找一种政治代表制度过程中，无法像在上个世纪那样再保持秩序，大革命用争取合法性的话语竞争来取代权力的利益之争。基佐把法国大革命放到法国文明史的进程中，指出法国大革命只是这种源远流长的争取自由斗争的最近一次努力罢了，他是从长时段的角度、强调大革命与旧制度的延续、强调了大革命的“古老”从而捍卫了大革命的正当性。
三、
那么在后革命时代的法国又如何重建自由、文明的法国社会呢？基佐认为： “文明所包含的第一个事实是进展、发展”。『6』p9它包括两个方面：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一方面是不断增加生产给予社会以力量和幸福的一切资料，另一方面是把所产生的力量和幸福更加公平地分配给每个人。人性的进步是指个人的发展、内心生活的发展、人本身的发展，人的各种能力、感情、思想的发展。一个完善的文明社会要靠 “文明的两大要素，即智力发展和社会发展要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起，文明的完善不仅在于它们的结合，而且在于它们的同步性，以及它们相互激发并产生自身的那种广度、便利度和速度。” 『3』p10
基佐基于对文明的上述认识，通过对欧洲文明、法国文明的研究展示了其独特的文明观，逐渐勾勒出他心中的理想的自由、文明的社会。首先，基佐认识到古代文明与近代以前欧洲文明的不同，它们的区别在于“单一性”和“多样性”，基佐认为“古代文明……在它们的种种制度、设施、它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上都打有单一性的烙印;一种唯一的、或者至少一种强大的胜过一切的势力支配着、决定着一切。” 『6』 (P21)古代文明的结局则可能是惊人发展以后突然衰竭(如希腊那样)或者陷于停滞(如印度那样)。而近代以前欧洲文明则与此不同：“社会组织的一切形式、一切原则都在其中并存着；宗教的和世俗的势力…这些各色各样的势力原则和制度和思想感情处于一种互相不断斗争的状态，然而没有一个能消灭其他势力而占有整个社会。” 『6』p25这里，基佐看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文明的“单一性”和“多样性”，基佐认为单一的文明只能使文明最终走向死亡，而文明只能在多样中才能发展。其次，基佐认为欧洲文明具有统一性和特殊性。“在欧洲文明的历史里有一种真实的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只有在一些一般的事实里，在一些巨大的结果里显示出来，” 『6』p9这种统一性就在于社会状态的发展、精神状态的进展要相互联合，相互作用，最终达到社会和人类的完善。然而，欧洲各国文明在发展中出现了不完善，表现出很多特殊性。基佐认为英国“文明一直是特别向着社会的完善，……向着不仅是物质条件而且也是精神条件的改良，……但总的来说，社会的发展比起人性的发展来是更为广泛、更为辉煌的；”英国文明的面貌和力量就在于“到处占压倒优势的是功利和应用的原则。” 『3』p12“而纯粹的智力活动则是德国文明的主要特征” 『3』p13，意大利文明是介于英国和德国之间的，但它的文明的弱点就在于文明的两个要素没有很好的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基佐基于他对文明的定义：社会的进步、人性的进步对英、德、意各国文明的价值进行分析，并指出这两方面是最优秀的，它的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两者是并驾齐驱的，紧密配合发展的，因此，基佐最推崇法国文明，认为“它的文明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忠实地重现了文明的普遍的典型和基本思想。这是最完全、最真实，也可以说是最有教养的文明。” 『3』p19最后，基佐认识到文明具有传承性，辐射性。欧洲文明的一些基本的、主要的因素：罗马世界、基督教世界和日耳曼世界，亦或古代、基督教和原始风尚。『7』p338这些因素在长期的相互斗争，相互影响中同样也孕育了法国文明。欧洲文明和法国文明在各自的发展中是一脉相承的。法国文明更具有辐射性，“……每当法国在文化事业方面比其他国家跑得更快时,她总能唤起新的活力,以一股新的冲力跃向前去,并很快就与其他国家并驾齐驱或跑在他们前面。这是法国的特殊的命运。不仅如此,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当这些已在其他地方崛起的文明思想和文明制度力图扩大其领域成为丰富而普遍的思想和制度,以便为欧洲文明的共同利益而运作时,它们必需在某种程度上在法国经受一次新的预习,然后从法国这个第二故乡出发去征服欧洲。在它扩散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伟大的文明思想、任何伟大的文明原则不是按照这种方式通过法国的”。『6』p3
基佐还考察了文明史中自由的发展历程，他通过对5世纪－8世纪的欧洲文明史的研究得出结论说，自由的本质在于“各种力量、原则和制度”的多元共存『6』p25。在欧洲漫长的文明进程中，王权、神权、贵族势力、民主势力都曾要对欧洲社会独占统治权，但谁也没有办法完全消灭谁，因而只好相互允许对方存在和发展。基佐认为这就是欧洲文明结出自由之花的秘密所在。相反，在其它文明中，单一性或占优势原则的控制却可能导致暴政和社会的长期停滞。基佐把英国和法国文明进程进行比较，认为英国人懂得“给予不同的力量各自应得的一份尊重” 『6』p218各种力量总是在同时发展，各种利益相互调和，因此，英国既享有自由又享有秩序，法国则不同，贵族制、君主制、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首尾相连，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独占熬头的时期。“他们不知道同心协力使彼此变得自由和强大；而是永无休止的斗争，把自己也把法国不断投入革命的漩涡” 『3』p3。基佐认为19世纪初法国人汲取历史教训，实现新旧法国的和解，仿效英国建立由王权。贵族院共同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基佐从文明的长时段的历史对法国政治传统的反思是极为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