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约13.3亿(不含港澳台),中国政府计划在2010年时控制在13.7亿内.
2001年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1号《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主要数据公报》。该公报依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对中国人口总量、人口增长率、家庭户均人口数、总人口性别构成、年龄构成、民族构成、各种受教育人口数和城乡人口构成等，进行了简要公告。随后，2001年4月2日，国家统计局又发布了第2号《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将快速汇总的人口地区分布数据进行了公布。2001年6月，中国统计出版社又结集出版了这些数据。随后出版的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也公布了某些2000年"五普"快速汇总的数据。本文利用这些已知的数据资料，再结合学术界对中国人口状况的认识，对中国当前的人口状况进行综合的分析。
一、中国的人口总量
在"五普"公布中国人口总量的可靠数据之前，国外某些学术界人士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曾经对中国的人口总量持有疑虑，认为由于存在漏报等问题，中国大陆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3亿。中国的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
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大陆的人口总数为126583万人（包括250万现役军人在内）。这就解除了国外学术界及国内某些学者的疑虑，也证明了计划生育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对人口出生率的抑制。可以说，除国家的人口控制政策外，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人力资本和教育费用的提高等也不同程度促使中国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下降。
在大陆进行人口普查的前后，香港、澳门和台湾也相继公布了当地的人口数据。其分别为：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00年6月30日公布的香港现有人口数为678万；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00年9月30日公布的澳门现有人口数为44万；
台湾当局于2000年12月公布的中国台湾省和金门、马祖等岛屿的人口数为2228万；
所以，2000年年底中国的人口总量应是大陆人口、香港人口、澳门人口、台湾人口之和，即126583+678+44+2228=129533万人。
自1998年开始，中国大陆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下降到了10‰以下，为9.53‰。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了8.77‰。因而，即使将中国大陆200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估计为8‰，那么，在2000年的126583万人的基础上，仍然净增加1000多万人口。所以，中国大陆在2001年年底的人口总量大约为127600万人左右。
127600万人在地理区位分布上差异极大。总体来说，中国东南部地区人口稠密，西北部地区人口稀疏。大城市稠密，农村地区稀疏。上海市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每平方公里超过2500人，北京市、天津市居于750～900人之间，江苏省600人，山东、河南、广东的人口密度也达到了每平方公里500人左右。西藏、内蒙、新疆、青海等地区的人口则较为稀少。
二、中国大陆人口构成的变化
1、性别构成
从性别构成上来说，中国大陆男性人口一直稍多于女性人口。国际上一般以100个女性所对应的男性的比值来检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性别比。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中国人口的性别比为107.56，即与每100个女性人口相对应的男性人口有107.56个；在1964年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中国人口的性别比有所下降，为105.46；在1982年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人口的性别比为106.30；在1990年进行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中国人口的性别比为106.74，男性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四普"有少许增长。
现在，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到70岁左右。从总体上说，女性人口的寿命长于男性人口。1999年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在中国的人口中，自69岁年龄段左右开始，男性人口就少于女性人口，该年龄段的性别比为99.51；而79岁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则下降到76.36；84岁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进一步下降到60.87；94岁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仅仅为42.55。
可同样依据1999年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中国0～4岁人口的性别比却出奇地高。其中，0～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为119.54；0岁为119.35；1岁为118.89；2岁为118.78；3岁为119.41；4岁为12.06。除存在一定程度的女婴漏报外，少儿性别比有居高不下之势。
可见，正是少儿人口性别比的居高不下抵消了老年性别比的降低对整个人口性别比的总体影响，从而使得中国人口的性别比现在仍然为106.74，25～29岁年龄段的平均性别比为98.76。故而，中国当前并不存在总体意义的婚龄人口性别比的失调问题。但由于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局部婚龄人口的失调却是存在的。比如说农村的某些山区，由于婚龄女青年向城市的流动，就出现了这些地区男性婚龄人口择偶的困难现象。
2、城乡构成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国人口的城乡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53年"一普"时，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3.26%。而"五普"时期的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更直线上升到了36.06%。1990～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年均增加大约1个百分点。
从"一普"到"四普"，中国乡村人口的数量在净增加。但自"四普"之后，乡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却开始减少，这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速度加快了，也表明中国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增加了。到2001年年底，中国各大城市，基本都对原有的户籍制度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放宽了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户口的政策限制。户籍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中国未来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将更加加快。
3、不同文化程度人口的构成
①每1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的增长。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的人口构成中（尤其是在劳动力人口构成中），高学历人口所占比重越大，人力资本含量越高，这个国家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就可能越高，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也就越大。所以，任何一个国家人口普查所进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项目，就是调查不同文化程度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
②文盲率的降低。如果说高等教育生产出了高素质人才的话，那么，文盲和较少受教育的人口，则不仅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严重阻滞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故在一般意义上，文盲率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反相关。
虽然2000年中国总人口文盲率已经下降到了7%左右，但各个不同地区的文盲率却存在显著的差异。华北和华北地区的文盲率较低，绝大多数省份都在5%以下，而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文盲率较高，西藏的文盲率甚至于在32.50%左右。青海、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安徽的文盲率都在10%以上。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西部大开发的主要任务，应当主要是提高该地区人口的文化水平，提高这些地区劳动力人口的文化水平。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只有具备一定文化素质的劳动人口，才能适应于市场经济的竞争。
4、中国人口的民族构成
在民族既定的情况下，人口的民族构成主要决定于各民族人口的增长水平。
自1982年"三普"开始到1990年"四普"止，中国政府一方面对汉族人口实行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尽力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另外一方面，政府相对放宽了少数民族的人口控制政策，尤其是对某些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即使在城市，也对少数民族职工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二孩"政策。再加上政府对少数民族政策的优惠，某些在父系或母系有过少数民族家长对汉族子女，也纷纷在此一时期"转变"为少数民族。
所以，在"三普"到"四普"之间的8年间少数民族占大陆总人口的比重增长最快。2000年少数民族人口占大陆总人口的比重为8.41%，只比1990年"四普"的8.04%增长了0.37个百分点。
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的增长意味着民族构成中汉族人口增长速度的放慢。
三、劳动力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构成
在人口的构成中，年龄结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度量指标。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出现了剩余，老龄化水平进一步上升，老龄人口的分布状况也开始显现城市化所带来的诸多特点。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0-14岁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越大，这个国家的人口就越年轻；一个国家0-14岁人口逐渐减少，15-64岁人口增多，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在7%以下，则这个国家的人口越呈"成年型"；一个国家65岁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超过了7%，则这个国家的人口就进入了"老龄化"时期。2000年普查表明，中国65岁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6.69%，基本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2000年人口普查还表明，中国15～64岁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70.15%。所以，中国现在正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红利"时期。但决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因为在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出生的那些人正处于就业大军之中。劳动力人口的增多意味着对就业岗位的需求在增长。倘若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能满足劳动力人口增长之所需，那么，失业将长期困扰21世纪初叶的中国。
另外，2000年人口普查还给我们以新的警示：当前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城镇，农村为7.35%，城镇为6.30%。这就是说，原来那种对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农村的认识，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人口的流动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提高，城市打工和做生意的比较收益的刺激，使农村有较高文化程度的青年人口，越来越多地移居到了城市。这在给城市带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给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带来了促动。按地区和城乡分的年龄构成统计表明，越是城市化速度快的省份，其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就越快，其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也程度不同地表现得较高。比如说，上海、江苏、福建、广东、海南、浙江、重庆这7个省（直辖市）自1990年"四普"以来的城镇化速度最快，而相应地，其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也高，农村与城镇人口老龄化
的百分之差也就越大。
韩国和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较城市为严重的状况，也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现了。
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已经使农村老人的赡养问题凸现了出来。2000年11月"五普"表明，上海乡村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达到了13.73%、浙江达到了10.51%、江苏达到了9.73%、山东达到了9.15%、北京市达到了8.35%、重庆市达到了8.04%。
四、中国大陆家庭户规模变小
总体上来说，中国大陆的家庭户人口规模在逐渐变小。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人口流动率的加大、离婚率和婚龄人口未婚率的增加，都会促使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但在中国家庭户规模的缩小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应该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因为正是在人口迅速增长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家庭户人口规模的平均数到达峰顶，并开始下降。
1949年后，伴随经济的发展，人们补偿生育行为的作用曾经使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户均规模迅速提高。但由于"大跃进"所引起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的提高，中国的家庭户均规模曾经有所缩小。在1962或1963年之后的补偿性生育，又使家庭户规模开始增加。一直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迅速下降。1990年"四普"时家庭户均人口规模为3.96人，2000年"五普"时的家庭户均人口规模为3.44人。
家庭户均人口规模的下降，一方面意味着夫妻子女数的减少（城镇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农村一对夫妇大约在两个左右），另外一方面也意味着青年、成年家庭的核心化和老年家庭的空巢化。伴随中国21世纪前半叶老龄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和城镇的养老问题都将凸现。即使社会养老解决了所谓的经济供养问题、生病老人的家庭护理，以及不能正常生活的老人伺候和精神慰藉等，都将对发展中的中国提出重大挑战。
当然，依据2000年的"五普"数据，从总体上来说，农村的家庭户均人口规模较城镇家庭要大。全国总计城镇户均人口规模为3.1人，农村平均户均人口规模为3.65人。这就是说城镇单身家庭、无子女家庭和只有一个子女的夫妇家庭，已经将家庭户均规模降低到了比较低的水平上。从发达国家现在的家庭户均人口规模看（如美国和加拿大等），其户均人口规模也在3人左右。这就是说，城镇家庭户均人口规模已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中国农村的家庭户均人口规模虽然大于城镇，但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促使之下，相信未来一段时间其还有下降的空间。
户规模的变小，使核心家庭和某些单身家庭成员的独立生活空间扩大了，但基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缘关系和姻缘关系所构建的家庭网之间的关系却仍然较为紧密。各个家庭之间的互动率仍然很频繁。不管是父母家庭与子女家庭之间的互动频率，还是各个子女家庭之间的互动频率，还是由姻缘关系所搭连的家庭之间的互动频率，都比较高。这可能是东方亲情社会的传统使然。
参考资料：
http://hi.baidu.com/007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