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6-30
在俄罗斯留学的中国学生被捕折射打工窘境
近日，俄罗斯圣彼得堡移民局以中国留学生无证无牌带旅行团为由，在导游出入较为频繁的圣彼得堡景区、中餐厅、大巴上等地点，陆续抓捕了数十名中国留学生，并向当地法庭提起诉讼。依据俄罗斯移民法的规定，一旦罪名成立，这些留学生将面临高额罚款、被驱逐出境及收监处罚。
4月19日，央视知名主持人在微博上转发了相关新闻，并发表评论：“唉，咋说呢，几年前去圣彼得堡就是一个中国的学生娃陪的，了解他们特别不易，经常被各种人(当然包括俄罗斯警察)敲诈。但他们也的确有把柄被人抓住。在外的中国人可怜啊。”
言辞中对在俄做导游的留学生之艰辛情状颇为同情。事实上，中国留学生无证带团的现象存在已久，此次事发系因当地旅游业内举报，而圣彼得堡当局的执法举措则受到部分国人的抨击。
《新浪国际》的报道提到，每年光顾圣彼得堡的中国游客约达50万人次，极大拉动当地GDP，因为对圣彼得堡的情况较为熟悉，兼职导游工作的中国留学生是当地接待中国游客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们普遍没有导游证。在旅游旺季创汇期，“圣彼得堡当局对这种无证带团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旅游淡季则造造声势”。值得一提的是，无证带团在当地人中并不鲜见。“圣彼得堡从事中国游客正规登机注册的旅行社有1600余家，有正规导游证且操熟练中文的俄国导游连200人都不到。”
《留学》看到，舆论存在两种声音。大多数人认为，在中俄关系融洽的当下，俄罗斯警察抓捕中国留学生简直可以说是“恩将仇报”，“太不够意思”。但也有人指出，这是俄罗斯执法机构“普通正常的依法办案”，根本没有任何政氏乎指治因素，没有合法打工身份的留学生从事以挣钱为目的营生，本身已经违反移民法，一个国家的权力机构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利来维护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完全是无可厚非的举动。倒是无证导游被抓事件反映出的中国留学生法制观念淡薄、境外遵纪守法意识有待增强等问题应当引起舆论的关注。
《留学》看到，来俄罗斯留学的人，如果是在国内没有俄语的基础的，大多是为了突破高考的壁垒而来的。由于俄罗斯这些年物价连续上涨，留学的费用不断攀升，一些普通家庭也越来越难以承受。于是，在过了最初的语言关之后，这些留学生自然而然就去寻找一些打工的机会。
俄罗斯的大学对于课程的要求不高，本国大学生可以采用函授或者全日制面授方式完成学业。即便是全日制课程，也有夜间班可以选择。如果一个学生，由于经济原因无法在白天学习，也可从全日制白天班转到夜间班。这样的学生，如果功课好，用功努力，会特别得到老师的欣赏和帮助，苏联的电影里常将这样的青年作为正面而励志的典范。俄罗斯的懒人多，而且很多懒人还爱喝酒闹事，所以，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的人，没有不良嗜好，而且有专业知识的人，会赢得社会的尊重。打工的大学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积累了社会经验，获得了学位，有的自然而然就留在打工的单位工作，继续从事相关的工作。这样的人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的升迁也会比较快。
拥有良好的语言基础，来到俄罗斯后又迅速融入当地文化的中国留学生很快就能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抢手货。他们出去打工的目的，一是为了挣钱;二则是为了更顷告好地提高俄语水平，融入当地社歼配会，为了未来的就职积累经验。留学生里面，还有一部分人是以学生身份掩护，专门来俄罗斯打工挣钱的。
此次中国留学生被抓捕事件投射出在俄留学生异国打工的窘境。在俄罗斯留学的中国学生普遍都有过打工史，其中不乏曲折故事甚或惨痛教训。留学俄国、毕业后选择留在莫斯科从事国际贸易工作的高级白领安娜，向《留学》讲述了她和她朋友的亲身经历。
STORY 2：文艺青年在俄国沉沦——只学会用俄语说脏话
冯林，《留学》本次采访对象之一，今年32岁，在莫斯科已经有十年的打工经历。他出身艺术家庭，父亲曾是某省级交响乐团的小号演奏家。
在他上中学时，冯父辞职下海，在北京一所高校开了一家高档餐厅。十年前，冯林上大一，父亲原计划送他去美国留学，结果没有办成，于是改道来到俄罗斯读书。在一个南部小城呆了一年以后，他转到了莫斯科大学。不幸的是，他带的学费?了。7000美金啊!因为不想跟家里说，他自力更生，走上了一条艰难的打工之路。
冯林曾眨着厚眼镜片后的小眼睛，定定地看着我说：“你能想象我当时的惨状吗?我一天就吃一顿饭。早上五点就起来骑车去送华人报纸。到九点多回来，能挣30卢布。”我回想了一下，当时我来莫斯科的时候，一瓶酸奶就卖30卢布。
后来，冯林和女朋友在宿舍开了个小食堂，卖盒饭。之后，他去了大市场，给一个中国卖箱包的老板打工。从扛包到管钱，吃住都在市场里。几个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在一起，有过开心的日子，吃喝玩乐，挣了些钱;也有过争吵打闹的日子，最后生意黄摊，各自走散。再后来，他打过各种各样的长短工：在展会当过翻译，每天收入一二百美元;在俄罗斯人开的物流公司干过业务员，拉过一个单子，最后被中国人坑了;给大老板开车当马仔，低三下四地侍候过国内来的各色权贵;当过导游，施展浑身解数讲笑话娱乐游客;处理过各种繁复的突发事件;给俄罗斯公司当过采购，最后被厂家甩掉;给展览公司当过业务员，为了拉业务，免不了搞些歪门邪道的利益输送。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他找到国内一家大企业在莫斯科设立公司，当上了总经理，才有所改观。
冯林很羡慕我的俄语水平，我在听、说、读、写、译都无障碍。他常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是：“我的俄语如果有你的这么好，那可就如虎添翼了。”
他的口头禅总掺杂着国骂。我曾问他：“什么时候学会说脏话的?”
他当时眯起小眼，遥望远方，幽幽地说：“在市场上的时候。哎，你不知道，那里的人都那么说话，我在市场上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就学会了骂俄语脏话。”
看到我眼里的鄙夷神色，他拿出手机给我看了几张照片。照片上有一个长相清秀的年轻人，高高的个子，留着一头及肩的长发，穿着一条白色印花?恤和泛白的牛仔裤，斜倚着栏杆，眼睛里流露出文艺青年特有的忧郁。
“这谁啊?”我问。
“真的看不出来吗? 这就是我啊!刚到俄罗斯小城上预科的时候，那时候我每天就是学俄语，绘画，弹琴。”他有点失望。
我很惊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眼前这个粗壮的满嘴脏话的东北男人和这照片上的小清新的文艺青年的联系。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吹牛，有一次冯林给我弹了几支曲子，有肖邦的小夜曲，和一些婉转的流行歌曲。他边弹边唱，陶醉不?己。
那一刻，我忽然有些心疼这个朋友：如果当年他去了美国，如果当年他没有丢钱，如果他打工没有去大市场，如果他遇到一个好老板，他也许就不是今天的他：他应该是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个画家;至少是一个像样的公司里的高级白领。现在的他，除了每天愁眉苦脸地琢磨怎么卖钢，还时时瞅着各种各样的赚钱的机会。
“你还有理想吗?”我问他。
冯林语调坚定：“有!等我赚钱了，我就回北京去，买个大房子，娶个媳妇，生个儿子，开个漫画工作室，专门画画。可是，我他妈的，现在还得拼命挣钱啊!”
STORY 3：顶着学生名头的出租车大叔
林建新是莫斯科一所大学的进修生。他大概四十岁的样子，长得结实，浑身肌肉发达。一个凸凹不平的脑袋，刮得溜光。常常穿着一件黑色衣服，后背上印着一团看不明白的图案，很容易让人觉得是黑社会人士。尽管学生身份和外形相差甚远，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在莫斯科营生。
他每周去那个学校上一节语言课。这所学校并不知名，似乎是一所语言专修学院。林建新在学校呆了四五年之久，之所以选择这个学校，是这里可以给他和众多的中国人办理合法的居留身份。不以学业为主，林建新的学生身份名不副实，其真实职业是出租车司机。
在莫斯科的华人很多，从事出租车服务行当的司机也很多，他们接送机场乘客，带国内来的客户游览购物，陪同去参展、谈判，办理各种车辆购置或者过户年检手续。有时候仅仅是当个快递员去送个文件送个货，去买一桶奶粉送到客户指定的地方。这是一个消耗大量体力的苦差事，尤其在莫斯科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