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当地村民在开河时发现了广富林古文化遗址，之后共进行过四次考古发掘。
第一次是1961年9月，经考定，广富林文化遗址早于马桥遗址，又略晚于崧泽文化遗址中层，为良渚文化遗存。
1999年至2001年，相继展开了第二次、第三次发掘考古工作。在第二次发掘中，发现了大型汉代建筑构件；同时发现一件呈屏风状的竹木框苇编物，一说是汉代屏风，又疑是汉代宫殿建筑中的灵柩。第三次发掘中，除继续发现良渚文化遗存外，还于1号区域出土了一批不同于良渚文化特征的新器物，称“广富林遗存”，后取其文化特征的内在属性，定名为“广富林文化”。从考古学角度来说，广富林遗址遗存中具有三种不同的古文化现象，除广富林文化具有鲜明的移民文化特征应以独立命名外，其他的则应归类于已经命名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广富林遗存的陶器具有鲜明的特征，完全不同于以往分布于该地区的所有其他文化。
第四次考古发掘时间是2008年3月至7月，发掘面积六千平方米。首次在上海地区发现了春秋早期的鼎制青铜礼器残件，表明松江广富林地区礼制规格之高，非同寻常。同时，又发现了八座广富林文化墓葬，进一步显示了广富林文化遗址的考古价值。2008年在广富林遗址最北端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发现了广富林文化时期的生产、生活环境，即遗址东北部的大片湖泊等，湖泊的沿岸发现了大约1000平方米的大量木桩。从出土的许多陶器碎片推断，该遗址存在着良渚文化与广富林文化在同一地点的胶着状况。广富林文化时期的住宅为干栏式建筑和地面式建筑两种类型。广富林文化遗址还发现了稻壳和稻米，而发现的鹿角和猪骨可能表明，当时的先民已把猪和鹿作为肉食来源。发掘中首次发现的八座广富林文化墓葬，填补了广富林文化未发现的墓葬空白。 2008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在5个方面有了显著突破：一是开掘面积8000平方米，探方近250方，使遗址的文化内涵大面积地显现；二是遗址的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东周文化等遗存的叠压关系更为清晰；三是进一步揭示了广富林文化时期，当地先民的饮食、居住、墓葬等习俗；四是发现了部分广富林文化时期的生产、生活环境，即遗址东北部的大片湖泊；五是广富林东周文化遗存有重大发现。
此次大规模考古的具体地点是在广富林遗址的最北端，在那里发现了广富林文化时期的生产、生活环境，即遗址东北部的大片湖泊。湖泊的沿岸发现大量木桩，其面积约1000平方米。木桩应该是当时的渔业捕捞设施和沿湖泊的住宅。而在生活区发现的一条壕沟内，出土了许多良渚文化的陶器碎片，这是良渚人丢弃的生活垃圾。从而推断，良渚时期人们的生活地带也在附近。故该遗址存在着良渚文化与广富林文化在同一地点的胶着之状况。
广富林文化时期的住宅为干栏式建筑和地面式建筑两种类型。遗址北部湖边发现广富林文化木构建筑，这是一种干栏式建筑，在湖边遗址发现有排列整齐的柱洞，原本有木桩，为干栏式建筑的房基，木桩上架梁，再在梁上铺板，以起到防潮、防水的作用。这些房屋都是独立的小房子，当时尚未形成村子，而是以原始村落形式存在。在湖边遗址还发现了大批陶器、植物遗存，另有梅花鹿角、猪等动物遗存。考古发现有一处地面式建筑，为平地起建，墙体已经倒塌于生活面上。生活面土壤呈浅红色，先民将平地烧烤，使其变得干燥、坚硬，便于生活。倒塌的墙体为红色，可以断定该建筑是因火烧而倒塌。从倒塌的这一片墙体实物推算，这类地面式房屋的墙高在0.9米以上。这种木骨泥墙反映出先民已懂得在制作墙体的时候，往泥土里以木、竹为筋，以加强墙体牢固度，类似于今天的钢筋水泥混凝土。
此次考古，在广富林遗址首次发现了稻壳和稻米，据此判断，上海的先民们已经开始人工种植水稻。以往，良渚文化时期的稻米已被发现，此次发掘出的广富林文化时期稻壳和稻米，数量较多，形态完整，是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稻作史和农业经济形态的珍贵材料。而同时发现的鹿角和猪骨则表明，广富林文化先民已把猪和鹿作为主要的肉食来源。
发掘中还首次发现了8座广富林文化墓葬，填补了广富林文化未发现墓葬的空白。广富林文化墓葬为土坑竖穴墓，长度皆在2米左右，宽约0.8米。其中35号墓发现有随葬品，数量较多的随葬品被放置在主人腿部左侧。随葬品中有煮饭用的鼎、收割用的石镰，但比生活、生产实用器物的体积要小，且制作较粗糙，由此鉴定为冥器。广富林文化墓葬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而一穴为特别的曲肢葬。墓穴主人头向右侧，双手半举至头部，双膝弯曲，这些现象与规划严谨、葬俗统一的良渚文化墓葬差异明显。包括此次发掘出土的此穴在内，上海地区共出现了三穴曲肢葬。一穴发现于福泉山古文化遗址，经考证为陪葬；另一穴发现自马桥文化遗址，骨架作双手作捆绑于背后状，明显为犯规处死。那么，这具广富林文化的曲肢葬主人，他是否死于非命呢？由于墓穴非常小，仅容一人弯曲安置，此人的双手高举至头，有被强制性放入迹象，因此，此人很可能是因犯规而被处死。
2008年的考古发掘中，在广富林遗址还发现东周、汉代及宋元时期大量遗存。遗址出土了一批东周时期的重要文物，如东周时期的水井、龟甲、青铜鼎残件、青铜削、原始瓷器等。此次考古发现的东周水井形制很特别，井圈以未经加工的石块盘筑而成，石料概取之于附近的辰山。井底还铺设有木板。我国自古有“因井为市”之说。因此，东周水井的发现，印证了广富林在当时已经形成市井。493号灰坑中出土了大量陶器、木器和十余片龟甲。龟甲，在古代用于占卜，始见于中原商王朝，西周、东周时期有延续。被发现的十余片龟甲中，一片龟甲的腹部有钻痕。说明这些龟甲是当时的占卜工具。在奴隶社会时期，占卜活动是在贵族阶层流行。这些龟甲全部出土于方形大坑，此坑的位置很可能是当时聚落中用于祭祀的场所。青铜鼎残器的发现也尤为重要，因青铜礼器只有贵族才能使用。广富林发现的这块青铜器残片，是春秋铜鼎口沿，能清晰地看到上面的鱼鳞纹图案，表明它是一件青铜礼器的残片。由于是被发掘出来的残片，所以进一步证明这件青铜礼器为原地使用，这就等于提高了该遗址的等级。此件青铜礼器的残片，也是上海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件青铜礼器。广富林东周时期重要遗物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地在东周时期曾经是吴国东境的一处有相当等级和规模的聚落，这里曾经居住着东周时期的贵族阶层。
2008年的考古成果加上前几年的考古和调查资料表明，广富林东周时期文化遗存分布面积约0.8至0.9平方公里。即南至华东政法学院；北至规划中的银河路一带；东至陈子龙墓附近；西至沈泾塘以西。因此，广富林东周时期文化遗址的保护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科学划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