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起自微寒,做了皇帝以后,能够不隐晦他的出身,显示出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信心。但是,他的微寒身世和残酷斗争的经历,也在他的身上留有明显的印记,导致他心胸偏狭、滥用 权力、残忍无情,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行为方式。总而言之,他不允许别人向他的权威挑战;细而言之,他最担心别人对他不尊重。
有一个故事说,一天朱元璋在京城中微服出行,忽然听到一个老婆婆私下叫他为“老头儿”。朱元璋大怒,随后来到太傅徐达的家,走进房中怒气还未消,绕室而行,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当时徐达不在家,徐夫人大为恐惧,担心会发生别的不测,她惶恐地一再向朱元璋行礼,说:“难道是妾夫徐达负罪于陛下吗?”朱元璋说:“不是,嫂子不要往那儿想。”他随即紧急下令,召五城兵马司官员带领全部兵马过来,他说:“当年张士诚曾经短时期窃据江东,吴民至今还称他为张王。如今朕身为天下,此邦居民竟敢呼喊朕为老儿,这是为什么!”他下令将胆敢对他不恭的一大批百姓家籍收没,以泄私愤,以示惩戒。
有时,朱元璋与臣下斤斤计较,睚眦必报,心胸未史狭小。朱元璋曾经下诏,免除江南各郡县的赋税。但是到了秋在,还是向这些郡县征了税。一个担任右正言的官员周衡,觉得不妥,向朱元璋进言说:“陛下曾经有诏,蠲免了那里秋季的赋税,天下都为之庆幸。如今又要征税,这让天下人看来是没有诚信。”朱元璋也觉得自己理亏,说:“你说得对。”事情到这似乎已经完结了,可没过多久,周衡请假回乡探亲。周衡是无锡人,无锡离南京很近。他和朱元璋约定,六日以后恢复朝参,但是周衡第七天才回来,误了期限。朱元璋愤怒地说:“朕失信于天下,你失信天子!”然后竟然下令将周衡处死。
然而,朱元璋的残忍并不是天生的。当年他在社会底层,苦难深重,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朱元璋只能忍受。也许,他自幼就对富人对官府充满了仇恨,可又有够向谁发泄呢?但现在他的地位变了,他的手中有权力了。他可以发威、发怒,相对地,别人对他也无可奈何了。他的心越来越狠,一天一天练就了残忍的性情。
在朱元璋起兵之初,他就面临一个处理将帅关系的问题。朱元璋从普通战士“渐至提兵”,他所统帅的将领,许多人经历都和他差不多。朱元璋必须确立自己的权威,才能驾驭这些如狼似虎的将帅。
由于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第一个被他除掉的是平章邵荣,那是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当时朱元璋所委任的将帅以邵荣、徐达、常遇春三人最为卓著。据称,当时邵荣“骄蹇有异志,与参政赵继祖谋伏兵为变”。事情败露后,朱元璋打算免邵荣之死,但同为将帅的常遇春说:“人臣以反名,尚何可宥?臣义不与共生。”所谓人臣,是相对于君主而言,当时朱元璋还没做皇帝,君臣关系还谈不到,朱元璋与邵荣之间,充其量不过是起义军军官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君臣的名分还远远没有确定。但是,正如明人所说的那样:“太祖之初振也,将属皆草莽粗士,人人欲试大位。”一群草莽粗士和朱元璋一同起兵后,人人都想当皇帝。当然,朱元璋最后还是杀了邵荣,但在杀荣之前,他“乃饮荣酒,流涕而戮之”。饮酒,流涕,表示兄弟情深,出手杀戮实在是不忍心。不过,这时的朱元璋还可能有点不忍之心,还不愿意表现得过于残忍。
权力的争夺是残酷的,能够最终胜出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争夺者不仅能力超群,而且往往凶残无情。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削除诸将的兵权对巩固皇权也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朱元璋在铲除政治权力对手时,手段之残酷亘古未有。
胡蓝之狱,也称胡蓝党案,是胡党之狱和蓝党之狱的合称,“胡”指胡惟庸,“蓝”指蓝玉。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君主制国家以来,宰相或丞相就是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政,位高权重。宰相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也可以对皇帝的权力构成威胁历史上宰相篡夺皇权的并不罕见。朱元璋历尽艰险登上大位,他决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分享权力,他对身边的任何权臣都会严加防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他身边的任何权臣都面临着危险。
胡党之狱又称为“胡惟庸案”。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初二,朱元璋从西华门摆驾出皇宫,要到皇宫附近的胡惟庸家去。胡惟庸是谁?是中书省左丞相,是 *** 的最高行政长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正行走间,路上忽然有一个人迎着皇帝的车驾直冲了过来,拦住御驾车马,由于紧张,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朱元璋见他冲撞车驾,又不说话,极为愤怒。身边的卫士见这个人敢于如此冒犯圣驾,立即冲上去打。这个拦驾的人叫云奇,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宦官。云奇被打倒在地,胳膊都快给打断了,还拼命指着胡惟庸的家。朱元璋察觉到,一定发生什么事了,云奇才敢于拼死拦驾陈诉。既然云奇在他前往胡惟庸家的路上拦驾,那么此事就可能与胡惟庸有关。西华门离胡惟庸很近,朱元璋登上西华门城楼向胡惟庸的家眺望,只见胡惟庸家里有重重壮士,皆裹甲执兵,埋伏于屏壁间。难道是胡惟庸想要趁朱元璋临幸时造反谋逆吗?因为西华门与胡惟庸家近在咫尺,内使云奇发现了这一逆谋后,便紧急赶来向朱元璋报告。这就是所谓的“云奇告变”,这件事被详细地记载在了一些史书中。
朱元璋为什么要到胡惟庸家里去呢?原来,丞相胡惟庸向朱元璋报告说,他家的井里涌出了醴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祥瑞之事。因为朱元璋国家治理得好,上天要降一些祥瑞之事,以示表彰,这叫天人感应。胡惟庸说家有醴泉,要请朱元璋到自己家里来观看祥瑞,
朱元璋就兴冲冲地来了。想不到,这竟然是一场阴谋。
朱元璋马上调发禁兵,逮捕胡惟庸,然后召见云奇。没想到此时云奇已经气绝,不能做进一步的证明。朱元璋下令追授云奇为内官监左少监,以示旌表。
胡惟庸位高权重,为什么还要谋逆呢?据说,胡惟庸权力大了,逐渐骄恣不法。久而久之,野心败露,他担心受到惩戒,经常惶恐不安。这时,他远在定远的老家井里忽然长出了石笋,井水无缘无故涌起数尺,他家三代的坟墓上红光冲天。他以为这是天降的吉兆,预兆他将大贵。于是,他就有了非分之想。一次,他的儿子在大街上跑马踩死了人,惹怒了朱元璋,要将其治罪。胡惟庸感到,与其待罪接受处罚,不如先动手,以求一逞。于是,胡惟庸就串通了一些人,图谋造反。
后来,胡惟庸被处以极刑。朱元璋处死了胡惟庸,按说还可以选择一个人做丞相,但朱元璋决定从此不再设立丞相。可见,在朱元璋看来,不是丞相的人选有问题,而是设立丞相这一制度有可问题。长时期以来,胡惟庸案似乎铁证如山,没有人对其表示怀疑。
但仔细读历史,《明史通蒙古(称臣于元嗣君这一罪名,则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即1390年时才发现的),派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称臣,并约为外应,等等。经过史家考证,胡惟庸的上述罪状多属捕风捉影之词。
胡惟庸的罪行一件一件被发现,已经是胡惟庸被处死很多年以后了,也就是说,当胡惟庸案发的时候,他并没有正式的罪名。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对胡惟庸罪状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比如,《明太祖实录》详细记载了胡惟庸案处理的情况,但没有关于胡家出醴泉而邀请朱元璋观看的事;云奇揭发胡惟庸,功劳很大,但《明太祖实录》中却没有记载。谈迁认为,这一连串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离奇的“云奇告变”,也是无稽之谈。
晚明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史家潘柽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胡惟庸如果要谋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吗?几百年以后,也就是到了现代,明史学家呈晗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胡惟庸党案考》,把胡惟庸的案子从头到尾缕析了一遍,最后证明,胡惟庸案是一个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