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点
斗拱使人产生一种神秘莫测的奇妙感觉。在美学和结构上也拥有一种独特的风格。无论从艺术或技术的角度来看，斗拱都足以象徵和代表中华古典的建筑精神和气质。斗拱中间伸出部仍叫做耍头。雕著一个立双式的青色龙头。其两旁的垫拱板雕半立体火焰珠一粒，象征吉祥如意。
二、演变
第一阶段，为西周至南北朝。西周铜器拱令簋上已有大斗的形象，战国中山国墓出土的铜方案上有斗和45°斜置拱的形象。汉代的石阙、明器、画像石和画像砖上也有大量斗拱的形象。从汉高颐阙和四川牧马山、山东高唐出土的汉明器陶楼上可以看出，柱顶有斗拱承托檩、梁或楼层地面枋，挑梁外端的斗拱承托檐檩，各个斗拱间互不相连。汉代以后开始在柱间用斗拱，最初是一种在现代称为人字拱的斗拱，即在额枋上立一个叉手，上置一斗，承托檐檩。
第二阶段，至初唐，从西安慈恩寺塔门楣石刻《说法图》上还可看到佛殿柱间仍用人字拱。第二阶段为唐代至元代。这个时期斗拱的主要特点在于柱头斗拱所承托的梁多插入斗拱中，使斗拱和梁架拉结在一起，顺屋身左右横出的拱也和井干状的柱头方（即枋）交搭在一起。建筑的一圈柱头枋和同它成直角的正、侧两面的梁交织成一个分为若干井字格的水平框架，斗拱成为各交叉处的加强节点。这时斗拱已不再是孤立的支承架或挑檐的构件，而是水平框架不可分的一部分。这个水平框架如今称为“铺作层”，用于殿堂型构架柱网之上，对保持木构架的整体性起关键作用。现存唐代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斗拱，就是这种做法的典型实例。宋《营造法式》中所载各种殿堂构架的斗拱与梁架结合，已不如唐代紧密，但仍类似。
第三阶段为明代至清代。自明代开始，柱头间使用大、小额枋和随梁枋，斗拱的尺度不断缩小，间距加密。清式建筑的梁不再像宋式那样穿插在斗拱中，而是压在斗拱最上一跳之上，直接承挑檐桁。因此，斗拱发展到明清以后便不再起维持构架整体性和增加出檐的作用。它的用料和尺度比宋式大为缩小。
三、作用
1、位于柱与梁之间，由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要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因此，它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
2、向外出挑，可把最外层的桁檀挑出一定距离，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形更加优美、壮观。在成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作为构件大小的基本尺度（“模数”制）。后来的斗拱逐渐变为装饰（后来采用砖墙，出檐变近许多，作用减少），也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
3、构造精巧，造形美观，如盆景，似花篮，又是很好的装饰性构件。
4、榫卯结合是抗震的关键。这种结构和现代梁柱框架结构极为类似。构架的节点不是刚接，这就保证了建筑物的刚度协调。遇有强烈地震时，采用榫卯结合的空间结构虽会“松动”却不致“散架”，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使整个房屋的地震荷载大为降低，起了抗震的作用。中国古建筑屋顶挑檐采用斗拱形式的较之没有斗拱的，在同样的地震烈度下抗震能力要强得多。斗拱是榫卯结合的一种标准构件，是力传递的中介。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斗拱是建筑装饰物，而研究证明，斗拱把屋檐重量均匀地托住，起到了平衡稳定作用。
目前对斗拱的起源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由井干结构的交叉出头处变化而成；一种认为由穿出柱外的挑梁变化而成；一种认为由擎檐柱演化为托挑梁的斜撑，再演化成斗拱。
斗拱在中国木构架建筑的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它的演变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形制演变的重要标志，也是鉴别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年代的一个重要依据。斗拱的演变大体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周至南北朝。西周铜器拱令簋上已有大斗的形象，战国中山国墓出土的铜方案上有斗和45°斜置拱的形象。汉代的石阙、明器、画像石和画像砖上也有大量斗拱的形象。从汉高颐阙和四川牧马山、山东高唐出土的汉明器陶楼上可以看出，柱顶有斗拱承托檩、梁或楼层地面枋，挑梁外端的斗拱承托檐檩，各个斗拱间互不相连。汉代以后开始在柱间用斗拱，最初是一种在现代称为人字拱的斗拱，即在额枋上立一个叉手，上置一斗，承托檐檩。
至初唐，从西安慈恩寺塔门楣石刻《说法图》上还可看到佛殿柱间仍用人字拱。第二阶段为唐代至元代。这个时期斗拱的主要特点在于柱头斗拱所承托的梁多插入斗拱中，使斗拱和梁架拉结在一起，顺屋身左右横出的拱也和井干状的柱头方（即枋）交搭在一起。建筑的一圈柱头枋和同它成直角的正、侧两面的梁交织成一个分为若干井字格的水平框架，斗拱成为各交叉处的加强节点。这时斗拱已不再是孤立的支承架或挑檐的构件，而是水平框架不可分的一部分。这个水平框架现在称为“铺作层”，用于殿堂型构架柱网之上，对保持木构架的整体性起关键作用。现存唐代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斗拱，就是这种做法的典型实例。
宋《营造法式》中所载各种殿堂构架的斗拱与梁架结合，已不如唐代紧密，但仍类似。第三阶段为明代至清代。自明代开始，柱头间使用大、小额枋和随梁枋，斗拱的尺度不断缩小，间距加密。清式建筑的梁不再像宋式那样穿插在斗拱中，而是压在斗拱最上一跳之上，直接承挑檐桁。因此，斗拱发展到明清以后便不再起维持构架整体性和增加出檐的作用。它的用料和尺度比宋式大为缩小。
斗拱，又称枓栱、斗科、欂栌、铺作等[3] ，是中国汉族建筑特有的一种结构。
在立柱顶、额枋和檐檩间或构架间，从枋上加的一层层探出成弓形的承重结构叫拱，拱与拱之间垫的方形木块叫斗，合称斗拱。斗拱 （15张）斗拱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从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采桑猎壶上的建筑花纹图案，以及汉代保存下来的墓阙、壁画上，都可以看到早期斗拱的形象。中国古典建筑最富有装饰性的特征往往被皇帝攫为己有，斗拱在唐代发展成熟后便规定民间不得使用。
斗拱，是汉族建筑上特有的构件，是由方形的斗、升、拱、翘、昂组成。 是较大建筑物的柱与屋顶间之过渡部份。
其功用在於承受上部支出的屋檐，将其重量或直接集中到柱上，或间接的先纳至额枋上再转到柱上。一般上，凡是非常重要或带纪念性的建筑物，才有斗拱的安置。
斗拱使人产生一种神秘莫测的奇妙感觉。在美学和结构上它也拥有一种独特的风格。
无论从艺术或技术的角度来看，斗拱都足以象徵和代表中华古典的建筑精神和气质。斗拱中间伸出部仍叫做耍头。
雕著一个立双式的青色龙头。其两旁的垫拱板雕半立体火焰珠一粒，象征吉祥如意。
成立于1953年的中国建筑学会将抽象的斗拱作为会徽。
云南民族居住的历史演变，西南边陲云南，地理气候多样，民族杂居，生活习俗与内地差异大，在云南民族居住方面自古至今与内地汉族不同，且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
云南各民族的民居，大体都源于巢居和穴居。中国古史上有不少关于巢居、穴居的记载。
《庄子》日：“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粟，暮居木上，故命之日‘有巢氏’之民。”《韩非子.五蠹》云：“上古之世……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号之日‘有巢氏’。”
《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一载，岭南道贺州风俗是“多构木为巢，以避瘴气”。云南各民族先民，经过原始穴居或巢居以后，约距今两千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脱离原始穴居、巢居，建立了木楞房、土掌房和竹楼。
竹楼源远流长，它由原始巢居发展而成。在剑川海门口发现的公元前1150年左右的文化遗址，已清楚地有竹楼建筑的痕迹。
此外，从滇池、洱海地区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房屋多采用“干栏式”或“井干式”两种木结构的建筑式样。祥云县 *** 那村出土的“铜棺”就是按“干栏式”的房屋形状铸造的。
据史书记载，元代以前，傣族住宅都是“干栏式”竹楼。这种干栏式的民居，很适于云南省南部热带、亚热带的湿热气候，其楼上住人，楼下饲养牲畜和堆放杂物，凉爽干燥，十分舒适。
干栏式民居至今仍在傣、景颇、佤、基诺、布朗、哈尼、德昂、拉祜、傈僳族民族中广泛采用。竹楼民居，从元代以后随民间文化交流的扩大而有所改变。
部分傣族的住宅受汉、彝、哈尼影响有些改变，如德宏的“傣那”（旱傣）将干栏式竹楼改建成土墙、草顶、平房的四合院，元江、新平等地的“傣那”则受彝、哈尼影响改建为土掌房。“井干式”房屋也称“木楞房”，它由一根根圆木按“井”字形建构成房屋，封闭牢固，适于高海拔地区民族居住。
从昆明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上仓图”刻纹图像中，已有“井干式”房，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滇池地区的焚族已经居住“井干式”房屋。从公元初至13世纪，即从东汉至南宋时，云南已形成独具地方民族风格的三种民居：即木构架平顶的“土掌房”和上述“干栏式”竹楼及“井干式”木楞房。
第一种，从元谋大墩子和宾川县白羊村的新石器时代房屋式样发展成型。第二、三种，在祥云县 *** 那村和晋宁石寨山等地发掘的青铜文物中有模型。
这三种民居建筑源远流长，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并不断发展。至近代和现代，木构架平顶土掌房发展为哈尼、彝等族的土掌房；干栏式发展为傣、景颇、德昂、布朗、基诺等族的竹楼；井干式房屋仍为森林茂密的山区人民采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内地汉族大量迁居入滇和经济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内地建筑风格和技术不断传入云南。南诏后，佛教盛行，佛教建筑对云南地方建筑产生了深刻影响。
故东汉后云南的建筑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内地文化风格与地方传统交融，又产生了新的居住建筑技术和特点，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深化。在昭通后海子发掘的东晋壁画墓中，绘有一所房屋，瓦顶、斗拱、檐牙高翘，显然是仿内地汉式建筑。
西汉前云南无此类房屋。可见，云南建筑在东汉后有了突破性发展，木构架已由权式柱、井干式、干栏式向穿斗式、抬梁式、斗拱式发展，尽管这种建筑尚未大量出现，只是富家、地方大姓建造，但它在云南的出现，显示了建筑技术的进步，因为穿斗式、抬梁式、斗拱式的运用，在选材、设计、操作等方面的技术要求更高了。
砖运用于民居建筑，是东汉以后云南建筑技术进步的又一表现。在云南昭通、鲁甸、大关、盐津、曲靖、陆良、呈贡、江川、姚安、祥云等地，均发掘出了许多东汉和两晋时期的墓葬，有墓道、墓室、券顶（或四角攒尖顶），多用砖砌。
这些砖有青砖、印纹砖、印字砖、画像砖，烧制得相当好。印纹有菱形、方格形等几种花纹。
画像砖上有牛、马车、人物等形象。云南省昭通白泥井画像砖上有马车一乘，前后四人随行，有的骑马，有的执兵器，形象生动。
印字砖上有纪年和铭文，呈灰、黑色，凸面有印出的文字，大多数是阳文正字，少数印成反文。还有莲花纹白瓦当，卷云纹滴水。
在大理、巍山、姚安、楚雄等地都发掘出了这种有字瓦和印纹瓦，这种瓦都用于建造房屋。巍山咙于图山是南诏王细奴逻时代的城址，这些瓦当为建造垅圩图城房屋所用。
大理金梭岛发掘的瓦当是南诏王室在金梭岛建造别墅所用的。瓦上有烧制年代和匠人名字，有的文字图案已难识别。
可见不用瓦的传统井干式房屋，在此已改变发展为如内地的砖瓦房。南诏、大理时代建房用瓦，此后的民居也基本为瓦顶。
南诏、大理时代，无论在民居、宫殿、寺庙、佛寺、塔窟建筑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为适应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南诏、大理均兴建扩建了一些城镇，特别是阁逻凤统治时期， 有《南诏德化碑》颂扬其政绩“设险防非，凭隘起坚城之固”。
据唐人樊卓《蛮书》所述，当时的重要城镇有太和城（今太和村附近）、阳苴咩城（今大理）、龙尾城（今下关）、龙城口（今上关）、大厘城（今喜洲）、邓川城（今邓川德源村）、白崖城（今弥渡红岩）、铁桥城（今丽江塔城）、永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