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苏庄村的庙宇全、艺人多,这两大特点在蔚县远近闻名。
上苏庄村到底都有哪些庙宇,而今能够看到的和能够回忆起来的就有:财神庙、福神庙、风神庙、龙王庙、观音庙、五谷庙、奶奶庙、五道庙、三义庙、井神庙、关帝庙、三元宫、阎王殿、释迦寺等。这些庙宇除财神庙、井神庙、龙王庙、奶奶庙和福神庙已成残垣败瓦之外,其它仍然保存完好。特别是三义庙、关帝庙、三元宫、释迦寺中的壁画还栩栩如生,清晰可见。一个独立村堡,建有如此多而全的庙宇,这在蔚县境内是不多见的。
旧时代庙宇文化虽然是泛神论的产物,但它又是地方文化繁荣的见证,也是这个地方民风民谷的缩影。且不谈发明这些神鬼殿堂者最初的用心何在,但由那些庙宇引发出的一个个弃恶扬善、赐福添禄的神话和传说,倒是影响了一代代上苏庄村民,为该村淳朴民风的形成起到了“善劝”引民的作用。
在上苏庄众多庙宇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三义庙。一般的村堡北端建造的都是真武庙,供奉真武大帝。庙门的楹联是:宝剑辉煌驱逐千邪归海外,旌旗闪烁招来百福赐人间。借此祈求平安。而上苏庄堡墙北端建造的却是三义庙,供奉齐备、关羽、张飞。庙门的楹联是:三人三姓三结义,一君一臣一圣人。这又是祈求什么呢?有人说:相传,齐备是压火水星,三义庙是为了与堡墙南端祭火神用的灯山楼遥相呼应,取水火平衡之寓意而建造的,但从建堡时张、田、柳、孟、王等姓氏人家都能在这里扎根生活来看,三义庙的建造,最大的寓意在于一个“义”字。人们祈求的是刘、关、张那种同生死、共患难的侠风义骨能在上苏庄村发扬光大。这一点,将在下文有关民风的叙述中更能得到印证。
上苏庄建堡时,在堡门处左右用石头和黄土垒砌了毛笔头和砚台模样的建筑物,而今仍然能看出其形状。据说这是希望村里多出些文人。历朝历代上苏庄村出了多少文人举子?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无人知晓。传说明末清初该村有一刘姓子弟曾考取了功名在他乡为官,但无法找到史料记载,亦说不清来龙去脉。可要说起上苏庄的戏曲艺人和武术艺人,倒是闻名遐迩,有口皆碑。
上苏庄的戏曲演唱活动历史悠久。初建堡时就在堡内十字街口设有“乐善亭”,专供艺人们吹拉弹唱,一来为敬神,二来为自娱。明朝末年,弦子腔、道情戏等最初的戏曲表现形式在上苏庄就十分流行。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蔚县秧歌已经发展成戏曲雏形,学唱秧歌戏又成了上苏庄村人闲暇时最主要的娱乐活动,咸丰、同治时期,上苏庄村已经有了自己的秧歌戏班。光绪以后,他们培养出大批闻名四乡的秧歌戏艺人。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要数武生袁守千,他扮相英俊,唱腔圆润,武功极高。唱戏时他使用的是真枪真刀,耍得异常精彩,倾倒了无数观众。
从帝王将相的明清两世到连年战乱的中华民国,上苏庄村唱戏学戏的民间活动从未间断。1948年蔚县解放,我人民政府司法机关暂住上苏庄时,见村里的老百姓如此爱戏,就将村内用于念经摊派的粮食集中起来,从涞源县请来晋剧名角李化宣(艺名眼子旦)教唱晋剧。从此,上苏庄的戏班又从蔚县秧歌演变成了晋剧。这也是蔚县境内当时为数不多的一个晋剧戏班,也叫大戏班。
上苏庄晋剧戏班得益于村人深厚的戏曲文化底蕴,很快发展起来,两年后唱红了蔚县四乡,一大批晋剧新秀脱颖而出,象须生康德成,花脸赵桂印、李福财,生角袁国、袁文堂,旦角田作、郭为香,安全、郭翠莲等,不但在蔚县唱得红、叫得响,就是在山西雁北、张家口坝上、内蒙古一带也同样小有名气。1951年蔚县就是以这些艺人为基础成立的新生剧团。蔚阳合县后,他们有的进了阳原剧团,有的分配到崇礼剧团,有的则受聘于山西、内蒙古等地的市、县剧团。无论在哪里,这些出生于上苏庄古堡的艺人们都是戏中的主角,团里的台柱。
有人说上苏庄是“戏窝子”,这话不假。只要你到上苏庄,随便找个人就会喊几嗓子唱几句。四百多年来,上苏庄的戏曲艺术和戏曲艺人们不但丰富了本村堡人的文化生活,而且还为蔚县、及至蔚县周边地区的戏曲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除了戏曲艺术以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上苏庄的武术艺人。清朝光绪年间,一名叫王青的耍武卖艺人,据说是因打劫皇纲而逃难来到上苏庄。上苏庄人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在堡内三义庙西侧为其建了武场,让他教授村里的青少年演练拳脚、习武刀枪。这位王青只在上苏庄住了近三年,但他为上苏庄营造了习武的氛围,并培养出不少武术人才。象袁逢、袁学父子和马高等人,都是源于王青师傅的武功真传,刀、枪、鞭、镖玩得十分精湛,名震十里八乡。1899年后,曾在上苏庄武场习练武艺的青年男女,大部分参加过义和团和红灯照的反帝爱国运动。
上苏庄古堡以她独特的人文环境造就了这些让后人赞叹的民间文化艺术人才,反过来,这些艺人们又以他们的才智和勤奋,使古堡的文化得到继承、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