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记载，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以后，他正式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从这时起，他开始与中国党打交道。直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他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负责协调莫斯科与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关系。季米特洛夫一上任，就为中国革命办了两件好事：一件是推动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一件是大力组织了对中国红军的援助。 共产国际七大之后，特别是季米特洛夫开始负责中国问题之后，对中国的革命问题提出很大的疑问。在红军处于绝对劣势，短期内根本没有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可能，而民族危亡又迫在眉睫之际，把蒋介石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是否有利呢?1936年4月，他终于正式表明了他的看法，主张废止公开反蒋的口号，以南京政府而不要以各地的反蒋派作为党的主要统战对象。7月，莫斯科与陕北中共中央恢复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得到了中共瓦窑堡会议决议后，季米特洛夫立即召集执委会书记处会议，研究了决议中突出强调的“抗日反蒋”方针，随后更进一步会同中共代表团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这一意见迅速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中国共产党争取南京国民党的统战工作由此全面展开，使得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口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两党关系的关键，其实主要是一个实力对比的问题。当时红军的力量处于绝对劣势，所处陕北甘北的自然条件又极端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即使改变对蒋态度，蒋介石也未必真愿意坐到谈判桌前来。因此，巩固并壮大红军的力量就成了当务之急。对此，无论中共中央，还是季米特洛夫，都十分清楚。
1936年8月下旬，毛泽东正式向莫斯科求援。季米特洛夫当即会同苏联有关方面，研究确定了通过中国西北边境援助红军的具体办法。尽管此举意味着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一时将无法停止，甚至可能给苏联外交带来困扰，但季米特洛夫相信这是不得已之举。随后，他一面尽心竭力为中国红军组织援助物资和筹集援款，另一方面则多次电示中共中央：与国民党的谈判要保持高度警惕，对方不停止进攻如何显示有诚意?他强调，有关红军问题的谈判，“关键在于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份，并且绝对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的任何事情。只是在对日武装斗争的条件下，可以同意成立统一的、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指挥部。红军服从其指挥，但亦只是在一定战线上为完成总的对日作战计划这个范围内服从统一指挥。”
围绕着苏联援助的问题，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秋冬亲自主持了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工作，双方电报往来不断。但十分可惜，由于红军西渡黄河作战失利，接运援助的战略行动被迫中断。得知有两万西路军踏上西征道路，季米特洛夫即不断来电询问部队位置和行动部署，积极组织接应。西路军兵败甘西走廊，季米特洛夫非常遗憾，但还是尽力组织接应被打散的西路军，并积极与苏联军方联系，安排他们学习现代化的军事技术，为中共贮备军事技术人材。在直接的军事援助失去可能之后，季米特洛夫还立即与苏共领导人协商，为红军募集到了更多的援款，通过秘密通道陆续送来，以解红军燃眉之急。
西安事变的发生，严格说来不仅出乎共产国际的意外，也出乎中共中央的意外。由于事态紧急，形势严峻，如何处置，关系重大。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几乎是一天几封电报给莫斯科，说明事变的经过和意义，急于求得共产国际的明确意见和指示。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似乎也为此颇伤脑筋。直到1936年12月16日，也就是事变发生后第四天，季米特洛夫才发来一封电报指示。而电报第一句话就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个评价，与毛泽东当时的评价确有很大不同。
由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初一度动摇过联蒋立场，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对形势的估计又过于乐观，必欲坚持西北半独立局面，并公开了蒋介石秘密承诺的条件，这使莫斯科颇感不安。为此，共产国际书记处于1937年1月19日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批评中国党仍未完全摆脱过去反蒋的错误方针，把同蒋达成的协议看作是蒋介石的投降，把同张、杨军队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弄不好会葬送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和平局面。1月20日，也就是发出上述批评电报的第二天，共产国际书记处又发来一封电报，试探性地提出：“鉴于中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特别是在日本侵略影响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制度过渡到人民革命民主管理制度是适宜和适时的?”
1937年1月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无条件地肯定了国际书记处的提议。考虑到国民党即将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昭示共产党真心抗日、团结御侮的决心，坚定蒋介石的和共意愿，毛泽东在会上力主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说明共产党准备实行苏区改制、红军改编，并准备根本放弃苏维埃革命政策。 谈到季米特洛夫与毛泽东的关系，不能不提到共产国际派王明等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这件事。作为欧洲国家的党的领导人，继承俄国革命的经验，季米特洛夫和几乎所有苏联党的领导人一样，对中国党长期脱离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一直忧心忡忡。也正因为如此，季米特洛夫相信，必须选派熟悉莫斯科意图，懂得依靠工人阶级重要性的干部，回去监督党、帮助党，以免国共合作后党会出现迷失政治方向，最终被蒋介石欺骗、瓦解的严重情况。
1937年10月10日，在确定了王明等人回国的问题之后，共产国际还通过一个专门的决议，进一步规定了王明等人在这方面的使命。决议对中国党提出了八点要求，加强统一战线问题只占八分之一，其余各点大都是告诫中国党要依靠工人阶级，扩大影响，巩固战斗力的。决议特别强调，务必设法保持红军的战斗力、它的团结和它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绝对忠诚，要设法扩充军队，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使敌人不能通过瓦解、挑拨和特务活动等手段来破坏党和红军的组织。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陈云等乘苏联飞机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对于王明等人的到来，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这“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甚至把王明他们比喻为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据当时在延安的人回忆，在随后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也“讲得很热烈、很兴奋”。可以肯定，毛这时所表现出来的激动心情，绝不是装出来的。因为在这时，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莫斯科，在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被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派回来的领导人，自然要被另眼看待。但是，仅仅十天之后，毛与王明之间就开始出现了意见分歧。按照有的书上的写法，十天以后，毛泽东就开始“抵制”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了。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王明与毛泽东这个时候的分歧，主要还只是发生在如何兼顾党的利益和统一战线的需要这个具体的策略问题上。人的正确认识总是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可能真正形成的。第一次面对这种以四万红军与国民党二百万军队“合作”，共同反对强大民族敌人的新局面，采取何种策略方能利国利己，很难说抗战伊始毛泽东就有了十分的把握。因此，当得知王明带来的是受人尊敬的莫斯科方面的意见，毛泽东自然不会采取“抵制”的态度。更何况，与国民党的合作，当初就是以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为前提的，如果真能像季米特洛夫所建议的那样，实现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又何尝不是件好事呢?
任弼时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里，也清楚地写着：“十二月会议，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巩固发展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有着更详细的讨论，认定……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过去“我党对国民党和两党合作长期性认识不充分，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民主，与改善民生的要求，此外一些工作方式也有严重缺点”。大家认识到，“在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各党派在共同纲领下，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不应有谁投降谁，谁推翻谁的企图。”根据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国民党内开始产生改进自己组织的要求和趋势，而对国民党的改进与复兴采取赞助的方针，使国民党内能增加新的进步的成分。”不仅要共同抗日，还要争取共同建国。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季米特洛夫仍旧强调“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主张在“抗日高于一切”的条件下“继续拥护蒋，拥护国民政府”，但当他得知蒋介石否认国共合作，竭力取消共产党的种种企图之后，却又开始突出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强调拥蒋并不等于不反对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他十分欣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能够在国民党挤压和日本人大举进攻这种“复杂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还特别告诫中共中央，不仅要努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大力发展自己的军队，而且可以适当地提出民主的要求。 王明的为人和作风，未必是季米特洛夫所喜欢的。他曾提醒王明说：你回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已经有自己的领袖，就是朱德、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从1937年12月王明赴武汉工作，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屡次发生矛盾的情形，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这个时候由王明引起的矛盾，并不仅仅是他与毛泽东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更多地表现为王明与中央书记处的矛盾。这种矛盾也不仅仅在于双方对统一战线方针和策略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很重要的还是如周恩来、博古后来所概括的问题，即王明“目无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
好在因王明引起的党内矛盾，很快就被反映到莫斯科去了。1938年3月，还是根据王明自己的提议，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据任弼时后来介绍，当他在莫斯科汇报党内情况时，关于王明的问题并非是他提起的，倒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主动向他提出询问。首先是曼努伊斯基向他提了有关王明的三个问题：一是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意见的倾向；二是问王明是否总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围；三是问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自然不能不介绍了王明向延安中央争权力及闹意见分歧的种种表现。据任说，当时季米特洛夫听了之后明确讲，他对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说“这个人总有些滑头的样子”。据共产国际干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不很诚实，在苏联时就总是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季米特洛夫早在派王明回国前就告诫过王明：他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应该向国内的同志很好地学习，不要去争当领袖。
季米特洛夫等人这时对王明表现得如此反感，有一个十分微妙的背景。那就是，前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那个扶植王明上台的有犹太血统的俄国人米夫，在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中被怀疑为反革命，这时已遭到整肃。米夫的倒台和被怀疑有敌对背景，不仅使王明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伞，而且也促使莫斯科的领导人对米夫一手扶植起来的干部表示出严重的不信任态度。此后中共领导人到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又曾几次谈到王明，除了对王明表示不信任以外，都特别提出过王明与米夫之间的关系值得怀疑的问题。
随着任弼时在1938年春赴苏汇报谈及王明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的分歧，莫斯科已经不能不就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了。在这一年的7月，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了他，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以及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其中特别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的条件，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要“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才能巩固发展统一战线。而“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据季米特洛夫讲，斯大林也主张要宣传各国党自己的领袖，并树立他们的权威。
1939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紧接着，在10月份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会上，康生、陈云等明确提议应当推举毛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这次全会上，中共领导人中已迅速形成推举毛为党的正式领袖的热烈气氛。就连王明也意识到自己大势已去，不得不急忙再使顺风舵，在会上信誓旦旦地表示：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 。 1943 年12 月22 日 毛泽东（亲启） 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一、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您知道，从1935 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务。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问，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
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
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1943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它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
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紧紧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