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22
手术之前的谈话，本来应该是医患双方沟通的一个最好机会。但是，根据很多病人的实际体验来说，这个过程却让本已草木皆兵的他们，更加惶恐不安。
至少，在我一个内行人看来，《手术知情同意书》上面清楚列明的诸如麻醉风险、药物过敏风险、心脑血管风险、手术失败风险、损伤临近脏器风险等「可能出现的意外」都是难以接受的。
01
直到现在，我都清楚记得第一次跟患者进行术前谈话的情形。
那时候我还是个实习医生，手上管着一个输尿管结石的病人，预期的手术方式是输尿管镜。这是一个很常见，技术也十分成熟的手术方式，所以风险很小。
尽管就一般而言，实习生是不能负责谈手术的，因为对手术过程的理解尚不透彻，而且特别容易说错话。但当时由于领导赏识，而且说话还算老道，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心里却是紧张得很，最害怕讲手术风险那一步。但到了这时候，也不能怂。于是重新梳理了整个手术过程，明确了手术指征，可能出现的风险，术后恢复等谈话中可能会涉及到的方面。然后，我忐忑地叫来了病人和家属，还让领导在旁边给我压压场子，关键时候能拉我一把。
这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丈夫左边的输尿管上有一个小石头，堵塞情况很明显，左肾已经开始积水，要尽快解除梗阻。
首先，我把他的CT片调出来，告诉他结石的位置和大小，表示目前的诊断是明确的。然后，我提供给他两个治疗方案，一个是体外冲击波碎石，另一个是输尿管镜，并说明两种方法各自的优缺点。最后，他和家属商量后决定做输尿管镜。看得出来，他们想要一次弄好。
在确定了手术方式之后，我给他们看了术前的检查结果，告诉他们没有明确的手术禁忌症，也就是说这个手术是可以做的。
从开始到现在，谈话都是很顺利的，他们也由一开始的心不在焉变得认真起来。我悬着的心也稍稍放下来了一点，总算完成了谈话的第一步，即告诉他们诊断和手术指征。就是告诉患者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如果他们说不做，那就要相应地给出替代治疗方案。
然后，我针对他们选择的手术方式，以画图加模型的形式，给他们讲解整个手术过程和术后的注意事项。讲完之后，他们都表示已经十分清楚了。这时候，我看到坐在隔壁的领导也轻轻点了点头，心里自然也高兴。
在谈话的间隙，我把《手术知情同意书》修改好，打印出来。纸上写的那些风险，按要求是要逐条说明的。我心里清楚，这是最难说好的部分了。说得过重，会造成患者的恐惧，甚至放弃手术；说得过轻，又怕真的会出现什么意外。那时候，对于说话的「度」，拿捏得实在难以令人满意。
所以我又一次在脑海中过了一遍要说的话。尽管如此，实际出来的效果还是过重了。因为我明显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脸上出现了犹豫而略带忐忑的神情，之前那种轻松愉快的氛围消失了。现在想想，那时候我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是要多一些。
我马上想要说点什么来补救，类似于「这个手术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的话，但效果并不理想。他们表示想要商量一下，然后起身走了出去。十分钟之后，他们回来了，男人的手上握着手机，看起来应该是刚刚跟家人通过电话，但脸上的表情却没有变。
他们问我：「如果输尿管真的在手术中断裂了怎么办？」我说：「那就只能开腹修补了。」
最后，他们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但我看得出来，他们今晚的心情必定是不平静的。在他们起身要离开时，妻子对丈夫说的一句话：「别担心，医生会小心的。」
手术过程很顺利，手术时间也比一般的要快。术后第二天，整个医疗组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查房，交待了各种注意事项，表示他今天就可以出院了。两夫妻很开心，并跟我们一一握手表示感谢。可我心里想的却还是三天前的那次谈话，我觉得，如果我能够说得更好一点，妻子可能就没必要说那句话了。
后来，我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学会了以一种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谈论手术风险。更确切来说，是让患者和家属听完之后不至于恐惧，而是有信心去接受手术。我认为，这种信任给予我的满足感，能够等同于甚至超过完成一台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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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术科医生们都学习过术前谈话，老师们曾说过，这是一个介绍病情、安慰病人和获取信任的重要渠道。让病人从手术的恐惧中走出来，然后轻松地走进手术室。这才能体现出医生这个职业的高尚。
但是，现在这种单纯的关系好像已经变了，医生不愿意推心置腹，病人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信息。造成患方会觉得，手术前的谈话签字就是医生推卸责任的方式，但是不签字，手术又做不下来。最后落得个双方都尴尬的结果。
由于外部大环境的影响，医生们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麻烦，已经越来越趋向于把风险说得尽可能详细，而且普遍会尽可能说得严重些。同时，医生们的心中也有另外的考虑，这些前人血的教训，如果不让病人和家属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就是自己的失责。
此外，做医生久了，难免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在无法短时间取得病人足够信任的情况下，医生很难知道面前这个人真正的想法。随着维权意识的普遍提高，医生不得不想到如何去保护自己。
除了外部环境的作用，医患双方对于手术的预期不同，也影响着双方在谈话中的心理活动。
单单就手术这件事而言。医生们只是把它当成了每天必须完成的工作，只不过是一种治疗手段。但对于患者来说，这次手术可能是他们这辈子的唯一一次，至少，他们希望是唯一一次。
医生们自然十分清楚手术的风险，但他们更加清楚，在如今的医疗条件下，很多风险都已经微不足道了。可是患者会认为，手术的目的是治病，而不是为了承担风险。并且，一旦出现意外，对于个体而言就是百分百，没有回旋的余地。这时候，只要医生的言论稍有不慎，就会触动到他们本已紧绷的神经，并引发患者的猜疑和不良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良好的问题解决机制，医患矛盾往往一触即发。
但是从另一面来看，双方的行为又都是可以被理解的。无论是医生的夸大其词，还是患者的忐忑不安，都不过是出于对自我保护的本能。
所以，如何能够把话说得让双方都满意，实在是很多医生在临床技能之外需要学习的一门技术。说句实在话，很多患者最喜爱的医生往往不是医术最高超的医生，而是最懂得说话和拿捏他们心理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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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谈话，仅仅是医患关系中的一个小小片段，却很有代表性。说得更直白一点，术前谈话就是一次针对「风险」的交流，这是医患双方最关注的一个点。
我们发现，本来应该是为了安慰患者而进行的术前谈话，逐渐变成了医生安慰和保护自己的方式。这说明曾经医患之间那种较为单纯的关系已经被一种新型的关系所取代。究其根本原因，是信任已经在医患关系中缺席很久了。没有信任，哪还有安慰？
医疗的目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出于安慰。在这一点上，现在做得还不够好。尽管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埋怨时代，埋怨这个处于过渡期和阵痛期的时代。但我们依旧希望，人为的力量能够做出一些改变。
也正因如此，特殊的历史使命不可推卸地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包括医患双方。如何更快地走出这片沼泽，很多人都已经在思考并且行动了。大家无非是追求一段融洽的关系，作为一个天平的两端，彼此都希望获得对方的理解，而这自然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人类这个高级动物，内心终究是渴求人性的温暖和慰藉的，未来的医疗模式，可以预见也必然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现代医学的寒冰终将融化，医生和患者的追求也会归于统一。
我们知道，这里面的路还很长。但是，在当下，我们也并不是毫无作为的。作为患者，当你知道了医生的自我保护心理如此强烈，那不妨尝试着给他们多一点信任；作为医生，当你知道了患者在疾病面前已然草木皆兵，那不妨尝试着给他们多一点关爱，让他们有信心去面对困难和恐惧。
能够做的很少，但我们都在努力，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