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整祖上几辈生活在关中地区。金末时投奔南宋，隶属名将江万载、孟珙麾下，宝v二年（1254年）随李曾伯入蜀，选拔为将，屡建战功。景定元年（1261年）四月，升任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副使。身为北方人的刘整以武功获得升迁，为一些南方将领所忌，这其中就有后来守卫襄阳的主将吕文德。刚好此时刘整最初的直接领导江万载因不满权权臣贾似道当权误国，辞职归里奉养慈母，贾似道为了排除异己，在各路武将中推行所谓的“打算法”，即派遣官会计查核各地军费，凡在战争中支取官府钱物用于军需者，一律加以侵盗掩匿的罪名治罪。大将多获罪，赵葵、史岩之、杜庶等名将均因此罢官，还被勒令赔偿。另一名将向士璧被夺官下狱，被逼而死，家族又被拘押偿付军需。名将高达、曹世雄对不学无术的贾似道十分轻视，贾似道怀恨在心，命党羽罗织罪名，逼死曹世雄，罢了高达的官。又嫉妒在钓鱼城立下盖世奇功的王坚，故意把他调知和州，罢了他的兵权，不久王坚即抑郁而死。吕文德当时为策应大使，与四川制置使俞兴勾结，打算利用“打算法”迫害刘整。刘整得知消息后，惊恐不安，派人到临安向朝廷上诉，因一向看重他的上级礼部尚书江万载等都已辞职，投诉无门。当他看到比他名气更大的向士璧、曹世雄均被逼而死后，“益危不自保”，于是秘密派人与蒙古成都路军马经略使刘黑马联络，表示愿意以泸州及所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由于刘整是宋之名将，他突然以蜀之冲要的泸州要求投降，让蒙古方面感到难以理解。当时蒙古将领多认为刘整投降之举真假难辩，不可信。只有刘黑马认为刘整此举毫不可疑，最终，他力排众议，决定派儿子刘元振前去受降。景定二年（1261年）六月，刘整召集手下官员，杀死反对投降蒙古者，开门迎接刘元振入城，被蒙古任命为夔路行省兼安抚使。宋理宗听说后勃然大怒，命俞兴讨伐刘整，结果却被刘整打败。吕文德奉命务必收复泸州。宋军首先克复了泸州外堡，然后采取步步为营、坚壁围攻的战术向泸州推进。刘整难以支持，次年（1262年）初撤出，将泸州民徙往成都、潼川。正月，吕文德收复泸州。宋朝廷改泸州为江安军，但其所隶之州，除泸、叙、长宁、富顺外，均为蒙古军占有。刘整投降蒙古对南宋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不但提出了先取襄阳的战略构想，还为蒙古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军，使南宋的水军优势荡然无存。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认为“宋元后期战争的关键决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颜，而是降将刘整。正是刘整使得元朝作出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偏安江南，维持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终因元朝的战略转变而灭亡”。
蒙古1234年灭金，1236年宋蒙战争拉开序幕。当时南宋国力日衰，面对蒙古的金戈铁马，军事失败是必然的。但在宋蒙战争维持了将近五十年，在刘整降元前后，蒙古三路大军向南宋全线施压，但并未取得多大进展，在三处战场双方均处于相持状态。具体概述如下：
四川方面，理宗端平二年，蒙军大举入蜀，但宋军在余d、王坚、张珏等人的杰出指挥下，固守山城，发挥宋军进攻不足、守城尚可的优势，多次挫伤蒙军的锐气，并在合州用炮石击毙蒙哥汗，蒙军撤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四川局面始终未能打开。
在东面战场，淮东和淮西两地，两军主要隔淮河对峙，由于江南河网发达、水系众多，水泽之地对蒙古骑兵驰骋极为不利，加上这里是距南宋都城最近的防线，宋军在此布防也最重，因此东面战场也无进展。
另外忽必烈在取得大理，形成对南宋的西南面包围后，曾经尝试过直进中路、经长沙取鄂州、直下江左的战术。但由于汗位继承权的纠纷，忽必烈在与贾似道鄂州议和之后返回北方争夺汗位。南宋乘此机会加固襄、樊城池，因而在忽必烈处理完内部问题后南进至襄阳处遇到了极大的阻碍。
据《元史·刘整传》首段载：“刘整字武仲，信阳，整前锋，夜纵骁勇十二人，渡堑登城，袭擒其守，还报。珙大惊，以为唐李存孝率十八骑拔洛阳，今整所将更寡，而取信阳，乃书其旗曰赛存孝。累迁潼川十五军州安抚使，知泸州军州。”中统二年夏，整籍泸州十五郡、户三十万入附，投降元朝。
对于刘整降元的原因，《元史卷一百六十一刘整传》第二段记载说：“整以北方人，捍西边有功，南方诸将皆出其下，吕文德忌之，所画策辄摈沮，有功辄掩而不白，以俞兴与整有隙，使之制置四川以图整。兴以军事召整，不行，遂诬构之，整遣使诉临安，又不得达。及向士璧、曹世雄二将见杀，整益危不自保乃谋款附。”中统二年夏，整籍泸州十五郡、户三十万入附。忽必烈授任他为夔府行省兼安抚大使。至元四年（1267），刘整入朝，向忽必烈献策，说：“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I蔽。”正式向元朝提出先攻襄阳的策略。
当时，蒙古于宋朝在前线处于相持阶段，由于宋军擅长守城，加之在丘陵及水泽地区蒙古骑兵并不占优势，所以前线战事蒙古进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当刘整第一次入朝献策，劝说元朝抓住时机力攻南宋时，当时是“廷议沮之”，由于元宪宗蒙哥大举猛攻的失败，使元朝一度丧失了吞灭南宋的信心。在刘整的力劝下，世祖曰：“朕意决矣！”才最终坚定了信心。
刘整对于元朝的影响有二：一是提出先取襄阳的战略构想；二是为元朝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军。
1、襄阳的战略地位
当时，元朝与南宋相持在两淮、襄汉以至川中一线上。淮东多水网，不利于蒙古骑兵作战；淮西据淮水，南宋在此屯重兵，与淮东相呼应；川蜀地区，宋人凭一部分余d所筑山城顽强固守，元军也急切难以得手。相形之下，襄汉地区像是千里长蛇的软中腹。襄阳、樊城孤立的暴露在前沿，很容易受到攻击。如果元军攻下襄阳，长江中流的重镇鄂州就失去屏障。鄂州不守，南宋的千里防线就被从中突破，首尾截成两段。向西使川蜀与朝廷失去联系遮断，向东则有顺江之势，向南使得南面的湖湘门户洞开。因而襄、樊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此，《钱塘遗事》卷六《襄阳受围》中说：“襄者，东南之脊，无襄则不可立国。吕祉常谓得襄阳则可以通蜀汉而缀关辅；失襄阳则江表之业可忧者，正此也。”
2、具体战术实施
被忽必烈任为都元帅，与主帅阿术同议军事，刘整得以在襄阳战役中贯彻自己的军事主张，他采取的是困死襄阳的战术。
（1）切断与汉东地区的联系——在襄阳城东的白河口、鹿门山筑堡；（2）端襄阳粮道、令南北不相通——史天泽筑长围，起于万山，包有百丈山；（3）久困之计——筑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络诸堡，断襄、樊樵苏之路；（4）对两城的合围——加筑新城与汉江之西；（5）切断汉水西向的交通——（至元七年）进一步收缩紧逼筑新城以困襄阳，同时筑堡万山以断汉水西向的交通，立栅灌子滩以绝东流的通道。水上交通也被封锁。
3、襄、樊失陷
元军在击退南宋组织的两次救援行动后，至元八年冬，得到新式武器—— *** 炮（巨型抛石机）。九年正月，樊城破，困守襄阳的吕文焕兵败降元。 襄、樊失陷后，南宋门户洞开，形势急转直下。元军顺汉水长驱东下，强渡长江，次年鄂州投降。至此，忽必烈的既定目标——上阻四川、下达江左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
1、水军——宋军的优势、元军的劣势
2、刘整提出发展水军的构想
关于刘整提出发展水军的构想及实践，《元史.·刘整传》记载说：“（中统）七年三月，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上置弩炮，下为石囤五，以扼敌船。且与阿术计曰：‘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乘驿以闻，制可。既还，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
3、元朝水军的效力发挥
水军的优势原来由宋军掌握，但是刘整的训练及水陆协同三面夹击战法发展出来之后，元军因此势如破竹，宋军无法阻挡对于元朝水军效力的发挥，《宋史》及《元史》对宋元战争的描写中并未直接提及。但是经过研究，不难看出元军水军在最终灭亡南宋重大战役中的重要地位：
会攻临安的三大主力之一。元军在总攻常州之前，于十月间发动了向南宋首都临安的最后攻击，自镇江兵分三路，阿剌罕率右军出广德攻独松关，董文炳率左军（水军）出江入海直奔澉浦，伯颜自率中军进攻常州，三路元军约期会攻临安。
灭亡南宋最后抵抗力量的主力。1276年南宋首都临安陷落后，南宋的抵抗力量转移到海上，与元军相比，宋军尤其是水军仍然有相当大的力量，即使在最后一役丁家洲战役时，宋军拥有舰船1000余艘，军民20万人全部上船，而元军计划派遣的500艘战船刚开始才来300艘，后来增援船队才陆陆续续抵达。正是构成南宋最后抵抗力量主力的水军的强大才使得南宋的流亡朝廷坚持了三年。但是南宋水军最后仍然是败在元朝水军之下。在崖山之战中，宋军的船连在一起缺乏机动性，且海船较大，遇到无风时就无法行走，而元单使用“水哨马”、“拔都兵船”等轻舟来往自如，并使用火炮击败宋军。
“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
襄樊之战是元朝统治者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一次重要战役，这次战役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蒙将阿术进攻襄阳的安阳滩之战开始，中经宋吕文焕反包围战，张贵张顺援襄之战，龙尾洲之战和樊城之战，终因孤城无援，咸淳九年（1273年）吕文焕力竭降元，历时近6年，以南宋襄樊失陷而告结束。
蒙古忽必烈时期，灭宋战争的进攻重点改为襄樊，实现了由川蜀战场向荆襄战场的转变。南宋襄樊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隆重镇。咸淳三年（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认为南宋如果“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刘整“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的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宋元战争进入了元军对南宋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忽必烈根据刘整的建议，开始实施对襄阳的战略包围。首先，建立陆路据点，作为攻宋的根据地。早在1261年夏，忽必烈根据刘整建议，遣使以玉带贿赂南宋荆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樊城外置榷场，吕文德应允。蒙古使者以防止盗贼、保护货物为名，要求在襄樊外围筑造土墙，目光短浅的吕文德竟然同意。于是元人在襄樊东南的鹿门山修筑土墙，内建堡垒，建立了包围襄樊的第一个据点。咸淳四年（1268年），蒙将阿术在襄樊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了援襄宋军之路。咸淳六年（1270年），蒙将史天泽在襄樊西部的万山包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襄樊成为一座孤城。这一时期元军在襄樊外围修筑10余处城堡，建立起长期围困襄樊的据点，完成了对襄樊的战略包围。其次，建立水军，寻求制服南宋的战术优势。咸淳三年（1267年）秋，阿术率军攻打襄阳，俘人略地而归，宋军乘蒙古回军之际，在襄阳以西的安阳滩派水军扼其归路，然后派骑兵直冲其阵，蒙古军队大乱，都元帅阿术坠马，险些被宋军活捉。蒙将怀都选善识水性的士卒泅水夺得宋军战舰，其余将领奋勇拼杀，才将宋军击退，转败为胜。安阳滩之战，蒙古军队虽然打败了宋军，但却暴露出水军不占优势的弱点。咸淳六年（1270年），刘整与阿术谋议，“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忽必烈当即命刘整“造战船，习水军”，以图进取襄阳。刘整遂造船5000艘，日夜操练水军，又得到四川行省所造战舰500艘，建立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从而弥补了战术上的劣势，为战略进攻准备了必要条件。
从咸淳四年（1268年）蒙军筑鹿门堡、修白河城到咸淳六年（1270年）完全包围襄阳，蒙古军队已处于战略上的优势，南宋 *** 为挽救危局，进行了反包围战与援襄之战，从而揭开了襄樊之战的序幕。
咸淳三年（1267年）冬，南宋任命吕文焕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次年十一月，为打破蒙军鹿门、白河之围，吕文焕命襄阳守军进攻蒙军，但被蒙古军队打败，宋军伤亡惨重。咸淳五年（1269年）三月，宋将张世杰率军与包围樊城的蒙军作战，又被阿术打败。七月，沿江制置使夏贵率军救援襄阳，遭到蒙古军与汉军的联合伏击，兵败虎尾洲，损失2000余人，战舰50艘。咸淳六年（1270年）春，吕文焕出兵襄阳，攻打万山堡，蒙军诱敌深入，乘宋军士气衰退，蒙将张弘范、李庭反击，宋军大败。九月，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率水军增援襄阳，蒙军水陆两军迎战，大败宋军，范文虎逃归。咸淳七年（1271年），范文虎再次援襄，蒙将阿术率诸将迎击，宋军战败，损失战舰100余艘。
咸淳八年（1272年）春，元军对樊城发动总攻，襄樊之战正式开始。三月，阿术、刘整、阿里海牙率蒙汉军队进攻樊城，攻破城廓，增筑重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宋军只好退至内城坚守。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招募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郢州（今湖北钟祥县）等地民兵3000余人，派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率领救援襄阳。二张率轻舟百艘，士卒3000及大批物资出发，临行前张顺激励士卒说：“这次救援襄阳的行动，任务十分艰巨，每个人都要有必死的决心和斗志，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并非出于自愿，那就赶快离去，不要影响这次救援大事。”当时3000水军群情振奋，斗志昂扬，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五月，救援战斗开始，二张在高头港集结船队，把船连成方阵，每只船都安装火枪、火炮，准备强弓劲弩，张贵在前，张顺在后，突入元军重围。船队到达磨洪滩，被布满江面的蒙军船舰阻住，无法通过。张贵率军强攻，将士一鼓作气，先用强弩射向敌舰，然后用大斧短兵相接，冲破重重封锁，元军被杀溺而死者不计其数，宋军胜利抵达襄阳城中。当时襄阳被困已有5年之久，二张入援成功，极大的鼓舞了城中军民的斗志。然而这次战斗中宋将张顺阵亡，几天以后，襄阳军民在水中得到他的尸体，披甲执弓，怒目圆睁，襄阳军民怀着沉痛敬佩的心情安葬了张顺，并立庙祭祀。张贵入援虽然给襄阳守军带来希望，但在元军严密封锁下，形势仍很严峻。张贵联络郢州的殿帅范文虎，约定南北夹击，打通襄阳外围交通线，计划范文虎率精兵5000驻龙尾洲接应，张贵率军和范文虎会师。张贵按约定日期辞别吕文焕，率兵3000顺汉水而下，检点士兵，发现少了一名因犯军令而被鞭笞的亲兵，张贵大惊，对士兵们说：“我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只有迅速出击，敌人或许还来不及得到消息。”他们果断地改变了秘密行动，乘夜放炮开船，杀出了重围。元军中阿术、刘整得知张贵突围，派数万人阻截，把江面堵死。张贵边战边行，接近龙尾洲，在灯火中远远望见龙尾洲方向战舰如云，旌旗招展，以为是范文虎接应部队，举火晓示，对方船只见灯火便迎面驶来。等到近前，才发现来船全是元军，他们先占领了龙尾洲，以逸待劳。宋元两军在龙尾洲展开一场遭遇战，宋军因极其疲惫，战斗中伤亡过大，张贵力不能支，被元军俘获，不屈被害，元军派4名南宋降卒抬着张贵尸体晓示襄阳城中，迫使吕文焕投降，吕文焕杀掉降卒，把张贵与张顺合葬，立双庙祭祀。
元军为尽快攻下襄樊，咸淳八年（1272年）秋采取了分割围攻战术。元将阿里海牙认为：“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为切断襄阳的援助，元军对樊城发起总攻。咸淳九年（1273年）初，元军分别从东北、西南方向进攻樊城，忽必烈又派遣 *** 炮匠至前线，造炮攻城。元军烧毁了樊城与襄阳之间的江上浮桥，使襄阳城中援兵无法救援，樊城有全孤立了。刘整率战舰抵达樊城下面，用 *** 炮打开樊城西南角，进入城内。南宋守将牛富率军巷战，终因寡不敌众，牛富投火殉职，偏将王福赴火自焚，樊城陷落。
樊城失陷以后，襄阳形势更加危急。吕文焕多次派人到南宋朝廷告急，但权相贾似道排斥名臣江万里等的正确主张，一直对宋度宗隐瞒襄樊被围的消息，襄樊终无援兵。襄阳城中军民拆屋作柴烧，陷入既无力固守，又没有援兵的绝境。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阿里海牙由樊城攻打襄阳，炮轰襄阳城楼，城中军民人心动摇，将领纷纷出城投降。元军在攻城的同时，又对吕文焕劝降，吕文焕感到孤立无援，遂举城投降元朝，襄樊战役宣告结束。
关于刘整本人的地位，史家所予以的并不高，《宋史》中并无刘整的传记，《元史》中篇幅也并不长，在过去宋元战争研究中，刘整的地位也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毫无疑问地看到，刘整是宋元后期战争影响到整个局势的一个重要人物。王曾瑜先生在《宋朝兵制初探》中对刘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宋元后期战争的关键决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颜，而是刘整。正是刘整使得元朝作出了两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偏安江南，维持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终因元朝的战略转变而灭亡。”
《元史》有传
刘整字武仲，信阳，整为前锋，夜纵骁勇十二人，渡堑登城，袭擒其守，还报。珙大惊，以为唐李存孝率十八骑拔洛阳，今刘整所将更寡，而取信阳，乃书其旗曰赛存孝。累迁潼川十五军州安抚使，知泸州军州事。
整以北方人，I西边有功，南方诸将皆出其下，吕文德忌之，所画策辄摈沮，有功辄掩而不白，以俞兴与整有隙，使之制置四川以图整。兴以军事召整，不行，遂诬k之，整遣使诉临安，又不得达。及向士璧、曹世雄二将见杀，整益危不自保，乃谋款附。
中统二年夏，整籍泸州十五郡、户三十万入附。世祖嘉其来，授夔府行省，兼安抚使，赐金虎符，仍赐金银符以给其将校之有功者。俞兴攻泸州，整出宝器分士卒，激使战，战数十合，败之。复遣使以宋所赐金字牙符及佩印入献，请益屯兵、厚储积为图宋计。
三年，入朝，授行中书省於成都、潼川两路，赐银万两，分给军士之失业者，仍兼都元帅，立寨诸山，以扼宋兵。同列嫉整功，将谋陷之，整惧，请分帅潼川。七月，改潼川都元帅，宣课茶盐以饷军。四年五月，宋安抚高达、温和，进逼成都，整驰援之。宋兵闻赛存孝至，遁去，将F潼川，又与整遇于锦江而败。至元三年六月，迁昭武大将军、南京路宣抚使。
四年十一月，入朝，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I蔽。」廷议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世祖曰：「朕意决矣。」五年七月，迁镇国上将军、都元帅。九月，偕都元帅阿术督诸军，围襄阳，城鹿门堡及白河口，为攻取计，率兵五万，钞略沿江诸郡，皆婴城避其锐，俘人民八万。六年六月，擒都统唐永坚。七年三月，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上置弩炮，下为石囤五，以扼敌船。且与阿术计曰：「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乘驿以闻，制可。既还，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八月，复筑外围，以遏敌援。
八年五月，宋帅范文虎遣都统张顺、张贵，驾轮船，馈襄阳衣甲，邀击，斩顺，独贵得入城。九月，升参知河南行中书省事。九年(三)[正]月，加诸翼汉军都元帅。[七]襄阳帅吕文焕登城观敌，整跃马前曰：「君昧於天命，害及生灵，岂仁者之事！而又龌龊不能战，取羞於勇者，请与君决胜负。」文焕不答，伏弩中整。三月，破樊城外郭，斩首二千级，擒裨将十六人。谍知文焕将遣张贵出城求援，乃分部战舰，缚草如牛状，傍汉水，绵参错，莫测所用，九月，贵果夜出，乘轮船，顺流下走，军士觇知之，傍岸k草牛如昼，整与阿术麾战舰，转战五十里，擒贵于柜门关，馀尽杀之。
十一月，诏统水军四万户。宋荆湖制置李庭芝以金印牙符，授整汉军都元帅、卢龙军节度使，封燕郡王，为书，使永宁僧持送整所，期以间整。永宁令得之，驿以闻于朝，敕张易、姚枢杂问，适整至自军，言宋怒臣画策攻襄阳，故设此以杀臣，臣实不知。诏令整复书谓：「整受命以来，惟知督厉戎兵，举垂亡孤城耳。宋若果以生灵为念，当重遣信使， *** 朝廷，顾为此小数，何益於事！」
时围襄阳已五年，整计樊、襄唇齿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人以栅蔽城，斩木列置江中，贯以铁索。整言於丞相伯颜，令善水者断木沉索，督战舰趋城下，以 *** 炮击之，而焚其栅。十年正月，遂破樊城，屠之。遣唐永坚入襄阳，谕吕文焕，乃以城降。上功，赐整田宅、金币、良马。
整入朝，奏曰：「襄阳破，则临安摇矣。若将所练水军，乘胜长驱，长江必皆非宋所有。」遂改行淮西枢密院事，驻正阳，夹淮而城，南逼江，断其东西冲。十一年，升骠骑上将军、行中书左丞，宋夏贵悉水军来攻，破之于大人洲。十二年正月，诏整别将兵出淮南，整锐渡江，下鄂州等地，至饶州时被一乱军首领箭伤，整犹欲留军中，首将止之，不果行。丞相伯颜入鄂，捷至，整失声曰：「首帅止我，顾使我成功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其夕，箭疮复愤惋而卒，年六十三。赠龙虎上将军、中书右丞，谥 武敏 。子垣，尝从父战败昝万寿于通泉；埏，管军万户；均，榷茶提举； 垓 ，都元帅。孙九人，克仁，知房州。(元史，卷161，文录自中研院瀚典资料库)子刘垓，虞集为作神道碑，见翁方纲《跋元刘元帅碑》。今录于此，以备参考：右元虞文靖公撰书 元帅刘垓 神道碑铭，墨迹卷。其叙垓为刘 武敏 第五子，《元史》本传止载其四，曰垣、曰埏、曰均、曰 垓 ，当以此碑为实也。 武敏 卒於至元十二年，正丞相伯颜入鄂之时。碑所云「忠武王以重兵渡江者」，谓伯颜也。是碑撰於至治二年。按文靖於延v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官，是年丁父忧，至治元年免丧，二年召还史馆。是碑不具撰书月日，盖在是年召还史馆时也——先生年五十一矣。卷后有高江詹事手跋云：「虞公卒於顺帝至元八年八月。」愚按元代前后有两至元，顺帝之至元止有六年，无八年。虞文靖卒於顺帝至正八年，非至元八年也。其卒在五月，亦非八月也。方纲尝於《道园学古录》及《类藁》《遗藁》诸编外，手自钞辑先生诗文，视元刻板本有加焉；而此文尚未收入。昔先生门人李本编录全集，谓今所存者，泰山一豪芒也，岂不信欤！乾隆癸丑九月，武进赵味辛出此见示，因考其大略书之，附诗於后。
此卷虞文靖八分书在赵味辛箧，予跋后屡欲借钞而未果。其后味辛南归，舟覆，此卷沉没，竟未得存稿，至今以为憾事。嘉庆庚午四月又记。(复初斋文集,卷30)
文靖虞集也，江高士奇也。味辛，赵怀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