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全军授衔仪式，毛主席亲自为朱德等十大元帅颁发了勋章，随后，十位大将的人选也被公布，只是，在这些人里却没有邓小平。
邓小平曾指挥过百色起义，抗战期间还担任129师政委，解放战争期间更是一度担任了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之后更是参与指挥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按照他的功勋和资历，是完全可以评为元帅的，那为什么没有他呢？
原来，当时邓小平和周总理一样主动推辞了授衔，所以，名单里才没有他，后来，邓小平主持领导了改革开放，带动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渐渐地，人们对他的军事才能有些忽略。
不过，有一点我们应当知道，邓小平也是开国36位军事家之一，他的军事才能实际上是被很多人低估了的，而对于他的军事能力，毛主席、林彪、刘伯承早就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深厚友谊，是从1931年两人在苏区相遇时开始的，他们也是革命年代我军几个大部队中共事时间最长、感情最笃的军政主官。
邓小平往往担任政委的角色，协助刘伯承出谋划策，主持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因而，有些人会觉得战斗的胜利往往与邓小平没有太大的关系。
其实则不然，邓小平也经常在战争中独当一面，其出色的军事才能让刘伯承都佩服不已，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刘伯承更是直言邓小平“文武双全，从善如流”，而且还时常评价“小平打仗不讲规矩（指指挥灵活多变）”。
事实上，早在百色起义时，邓小平的军事天赋就已崭露头角。
1929年12月，邓小平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了广西，全权指挥军事起义的一切工作。
兵法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邓小平来到广西后，没有直接部署起义的安排，而是利用十多天的时间，实地调查了当地的政治形势。
他发现这里军阀林立、革命的群众基础薄弱，而且我党在这里尚未有稳定的根据地作为依托，在了解了情况以后，邓小平亲自操刀，制定了一系列的准备措施。
首先，邓小平在当地喊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共识，忍受了帝国主义数十年压迫的底层群众在这一号召下，不断地站在了我党的一方，就这样，起义有了群众基础。
光有自己人还不够，行动成功必须要分散敌人的力量，于是，邓小平又充分利用当地军阀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拉一个打一个，最终，让他们无暇顾及我军的起义行动。
最后，邓小平还是一个有魄力下决断的指挥者，当地方军阀反蒋失败撤走后，邓小平敏锐地抓住了战机，及时带领所属部队发动了轰动全国的百色起义，在广西当地建立了我党的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的军事思想除了敏锐地把握时机、冷静地分析形势以外，还十分注重文武结合，即通过军事本身以外的各种措施来辅助军事战斗的发展，这点刘伯承很是认可。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邓小平作为129师政委来到了华北的抗日前线，在晋冀鲁豫根据地，他的一系列战时政策使得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
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而我军由于对日军的估计不足，在前期虽然取得了不少的胜仗，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部队中也出现了消极抗战的心态和悲观的革命情绪。
没有思想的军队是无法取得胜利的，为此，邓小平在1941年4月专门发表了《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
在文中，他指出了部队同志消极怠战的原因所在，并且给出了自己的方法，即“适当的纪律制裁”和“必要的宣传教育”，在他的主持下，晋冀鲁豫根据地进行了整风运动，使得部队上下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根据地也因此逐渐扩大。
与此同时，针对根据地连续遭遇旱灾和蝗灾的情况，邓小平立即组织部队展开生产自救运动，并且带头紧衣缩食，让人民军队和老百姓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此外，邓小平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精兵简政，节约了部队的开支，减轻了地方群众的负担，使得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大大提高。
刘伯承常说：“ 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政委的。 ”由此可见，刘伯承对邓小平的军事造诣是认可的。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为了建立独裁政府，不久，就发动了全面内战，战争的初期，战场主要集中在我党控制的解放区内，这对我军的发展十分不利。
于是，1947年，毛主席做出了“三军挺进、经略中原”的战略部署，而在这些部署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能不能到，到了能不能稳住关系着全局的成败。
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也从战略的眼光察觉到了大别山的重要地位，他说：“ 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 ”
很显然，邓小平也意识到了重任在肩，他没有丝毫地犹豫，党中央命令下发后不久，他就与刘伯承一同指挥部队向南开进。
在出发前的誓师大会上，邓小平态度坚定地动员道：“ 此番南下，不要后方，不留辎重，不怕一切损失，千里跃进大别山。 ”
然而，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不可能不被蒋介石的军机察觉，看到刘邓大军的动向，蒋介石随即飞往郑州，亲自调兵遣将，在鲁西南部署了多达十个旅的兵力，企图将我军牵制在黄河以北。
当时，华北地区重镇皆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如果在这里与敌人拉锯，将会腹背受敌，党中央提出的到外线去的战略也无法完成。
紧要关头，邓小平在战前的会议上大声地表示：“ 我们决不去学韩信。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我们只能有一种选择……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 ”
刘伯承完全支持邓小平的表态，部队继续开拔，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渡过黄泛区时，邓小平通令全军“ 炸掉 汽车 和重炮，和战士们臂挽着臂在没膝污泥中步行。 ”
最终，经过22天的连续急行军，刘邓大军于1947年8月27日顺利抵达了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地区，毛主席听到成功的消息，长舒了一口气。
然而，抵达大别山只是完成了千里转进的第一步，能不能在这里稳住，成为了摆在邓小平面前更大的考验。
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他刚到大别山，就提出了决定能否留在这里的两大关键因素： 一是是打破敌人的军事围攻，二是开展土地革命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戴。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两件事的重要性，在抵达大别山的当天，邓小平就亲自起草了《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对具体的行动计划做了详细的安排。
当时，为了像一根钉子一样楔在这里，邓小平与刘伯承兵分两路，邓小平在内线牵制敌军主力，刘伯承到外线指挥战斗，扩大根据地。
分兵之后，更加考验邓小平的军事指挥能力，而他也不辱使命。
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邓小平说：“ 方针就是避战，站稳脚，一切为了站稳脚跟。 ”
于是，他带着部队在大山里与数十万国民党军兜圈子，行军的过程中，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毛主席的游击战略，提出“敌进我进”、“骄敌纵敌，持重待机”的战术方针。
敌进我进就是说敌人进攻哪里，我们就朝着相反的方向也发起进攻，让敌人首尾难顾，疲于奔命。
而骄敌纵敌，持重待机则是充分发挥了我军的机动性，邓小平在摆脱追兵的过程中，经常会派出几支人数较少的小分队四处活动，给敌人造成我军溃散的假象，从而让敌人麻痹大意。
一旦敌军出现了落单，邓小平则指挥主力部队迅速压上，将来犯之敌尽数消灭，一点点削弱敌人。
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紧密配合和灵活指挥下，中原解放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建立了起来，并且成功将国民党90多个旅的兵力牢牢吸在了这里，从而让我军在其他战场压力大减。
对于邓小平在整个跃进大别山行动中表现出的果决和军事才华，与他关系一般的林彪直到多年后，仍然对其赞赏有加。
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期间，身为军事天才的林彪元帅还十分肯定地说道：“ 二野打仗主要靠邓 ”。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向来非常谦虚，当他听到这番评价后，连连否认：“ 我只是个政治委员，刘邓刘邓，没有刘哪来的邓。 ”这就是伟人的格局。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秋，决战的态势已然形成，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率先发动了辽沈战役，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消灭了国民党在东北的主力部队，使得解放军兵力总体上超过了国民党军。
随后，党中央就指示刘邓陈粟寻机发起了淮海战役，我们知道淮海战役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是八十万对六十万，优势在敌人那里，而且敌军还有飞机坦克等现代化装备的加成。
所以，在战前，必须挑选一位各方面都十分出色的人选担任领导，以协调各方，而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1948年11月16日，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毛主席亲自任命邓小平担任了总前委书记，负责统筹领导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战斗部署，而刘伯承、陈毅、粟裕则是总前委委员，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邓小平军事才能的肯定与高度信任。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淮海战役中，粟裕表现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但如果没有邓小平的统筹调度，以60万吃掉敌人80万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淮海战役后不久，辽沈战役也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宣告结束，尽失江北的蒋介石企图划江而治，可他的妄想又随着其不肯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灰飞烟灭，渡江战役由此拉开序幕。
而这次战役的总前委书记，毛主席仍然让邓小平担任，毛主席专门指出“ 小平同志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
到渡江战役时，我军参战部队已达百万之众，如果再像之前一样对每个部队的具体作战计划都做详细规定，必然会因为不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而导致计划出现疏忽。
考虑到这个情况，邓小平直接说道：“ 总前委写这个作战计划纲要，不是写哪个兵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应该站得高一些，要原则一些，要给指战员有一个机动的余地，他们会按照战斗的情况执行。 ”
在这一基础上，邓小平在起草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只是对总体的作战思路做了细致的安排，在他的统筹协调下，百万雄师顺利打过了长江，将旗帜插到了南京的总统府上。
刘伯承战后总结起作战经验时，还十分感慨地称邓小平的《纲要》十分“稳健”，毛主席看到邓小平提交的战役总结，更是连连点头。
直到1966年，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来华访问时，毛主席还专门谈起了此事，当时邓小平也在场，毛主席他该国的代表们介绍道：“ 别看这位同志个子小，他可是非常懂军事的，南京就是他打下来的！ ”
事实上，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也一直怀念着解放战争的那三年战斗时光。
1984年3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来华访问，在会见邓小平时，他饶有兴趣地问道：“你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什么时间？”
邓小平笑着回答说：“ 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少对多、以弱对强的情况下取得的。 ”
实际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邓小平也一直关心着军队的改革与发展。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平静而又语气坚定地说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 ”此言一出，举世皆惊。
而这却是邓小平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在军队调查时发现当时的军队数量实在太过庞大，而且军队的兵员素质也无法适应现代化军队的需求，裁军就是为了保障部队战斗力。
在邓小平的顶层设计下，中央军委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裁军百万的艰巨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由人力密集型到 科技 密集型的伟大跨越。
所以，我们应当记住，邓小平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是新时期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
谨以此文向伟大的邓小平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