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统一中国以前，还从没有一个少数民族像蒙古族那样成为统治全国的民族，领导蒙古族完成这统一大业的元世祖忽必烈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忽必烈从蒙古国大汗而跃升为全国的皇帝，并将元朝的局势逐渐安定下来，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华。
那么，忽必烈又是凭借什么手段，将原本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的元王朝治理完善的呢?其中一条重要的秘诀就是他善于授权，任用各种人才，让他们各负其责，从而使统治权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
忽必烈授权绝不是盲目进行的。在进行授权之前，他会对被授权者进行全面考察，只有觉得其人确有才能，而且对自己忠心耿耿时，才会充分授权，放心任用。
被誉为元代创基“首功之臣”的刘秉忠，就是先由得到忽必烈非常器重的海云法师的推荐，与忽必烈多次交谈之后才受到赏识的。刘秉忠成为忽必烈的谋士后，尽忠竭虑，诚心辅佐，成为忽必烈的股肱重臣，为元朝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勋，其中之一便是全权负责营建大都。
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没有定居的习惯。早在蒙哥当蒙古大汗时，忽必烈就举荐刘秉忠设计、营建了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初年也以此为统治中心。但是随着元朝疆域不断向南扩展，统治中心也相应要求南移。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决定以中都为首都，改称大都，即今天北京城的前身。
这个决定作出之后，忽必烈又委任刘秉忠主持新都城的设计和营建工作。刘秉忠召集了许多专家，按照古代都城结构的传统，以“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思路设计出新都城的规划。这一设计很快就得到了忽必烈的认可。
新的都城气势宏伟、整齐划一，打破了汉唐以来的坊市封闭形式，使整个城市显得更加开阔而富有生气，体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的气势。因此都城刚一建成，以刘秉忠为首的参与人员都得到了忽必烈的奖赏，刘秉忠也因此更加得到忽必烈的赏识和信用。
忽必烈虽然以一个游牧少数民族的首领而入主中原，但他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元代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忽必烈的召见，最终建立了一番功业的。
郭守敬生于一个科学世家，其祖父郭荣就精通算数、水利，郭守敬从小就受到熏陶，成年后在天文、数学、仪器制造和水利工程等方面深有研究。在一次随祖父到磁州紫金山研讨学问时，郭守敬得以结识朝廷重臣刘秉忠、张文谦、王恂等人。
当张文谦升为左丞相后，忽必烈要求他推荐懂得农田水利的专家，张文谦当即就推荐了郭守敬。忽必烈大喜，很快就召见郭守敬。
郭守敬见过忽必烈，提出了发展华东平原水利工程的六项建议，每条建议都有具体的实施方案，甚至连所需要的人工、物资都计算出来了。
忽必烈听了郭守敬有条有理的介绍后，心中大喜，因为他需要的正是郭守敬这样的人才。于是忽必烈高兴地对左右大臣说：“像郭先生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办事的人!要是所有人都能像郭先生这样，国家怎能治理不好?”于是当场委任郭守敬为副河渠使，总管各地的河道水利事务。
1264年，郭守敬随张文谦前往西北地区修复河套平原的渠堰。经过三个月的辛苦工作，河渠工程终于完成，不仅航行便利，还能灌溉良田九万余顷。当地人民为了纪念郭守敬的功绩，还在渠上给他建了座生祠。
从西夏归来后，张文谦再次向忽必烈举荐郭守敬：“陛下，郭守敬的确是一位才能出众的治水专家。现在中原水旱为患，治理河川、兴修水利是当务之急，望陛下能够重用郭守敬。”
忽必烈再次召见郭守敬，询问兴修水利之事。郭守敬面陈十一件水利事务，其中最主要的是修筑通州至大都的运河。在郭守敬的主持下，这条运河于1293年建成通航，这就是著名的通惠河。据说运河竣工放水这天，忽必烈亲自登上河堤，看着大大小小的运粮船只沿运河鱼贯而行，心中大喜，立即传旨赐郭守敬二千五百贯钱，次年又拜为昭文馆大学士，知太院事（掌管天文、历法等中央机构的副职官员。
除了兴修水利之外，郭守敬还与许衡、王恂等学者合作，于1280年修成新的历法——“授时历”。这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采用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天文常数值，证实了一年的日期为365．2425天，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6秒，这在世界历法史上还是第一次，比西方通用的格利哥里历早了300年。
除此之外，郭守敬在天文观测、数学、地理学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郭守敬成就的背后，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忽必烈慧眼识英才，并且善于充分授权的作用。因为在封建社会，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像郭守敬这样的科学家也许会失去良好的研究条件，那么他所能取得的科研成果也必将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来说，忽必烈的识才与授权又是多么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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