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出发点是联蒋抗日或者是说逼蒋抗日。立即停止内战, 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 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 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在张学良、杨虎城以抗日大局为重，与红军实行停战、合作，逐步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大联合的同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却与全国人民的愿望相反，一意孤行，继续调集重兵入陕，并逼迫张、杨“剿共”。
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1936年10月下旬匆忙赶到西安，召见张、杨，向他们宣布“剿共”计划，要他们迅速向陕北红军进攻。但张、杨不仅不听指挥，反而要求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7日，蒋介石为动员下级军官，特意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声称：“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声称对“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者，一定“要予以制裁”。
蒋介石在威逼张、杨的同时，加紧了军事部署，把解决两广事变的嫡系精锐部队30个师，全部调到潼关以东地区，把唯一的一支装甲部队放在豫西。下令扩建西安、兰州机场，集中100架飞机待命，调蒋鼎文、卫立煌等20多名高级军政人员到西安。
一切部署妥当后，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再赴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约集秦陇围攻红军的诸将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面授机宜，扬言将于一个月内完全消灭红军。
蒋介石威胁张、杨：若违抗“剿共”命令，将给以“相当的处置”；东北军和第17路军如不全部开赴陕甘前线对红军作战，则将分别被调往闽、皖，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张、杨既不愿与红军再开战端，亦不愿离开西北而为蒋介石所改编、吞并。
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杨深切认识到，蒋介石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当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遂毅然采取了非常措施实行兵谏，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12月12日拂晓，在张、杨的共同指挥下，东北军派兵包围了华清池，迅速解除了蒋介石卫兵的武装，将蒋介石扣留，并移送西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第17路军解除了中央宪兵第2团、省公安局、警察大队等军警机构的武装，接管了飞机场，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10多名军政大员拘捕。
张、杨并于当日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此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张、杨随即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军政措施：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谈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组织以张、杨为正副主任委员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释放西安的政治犯等。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应张、杨要求，立即派周恩来率秦邦宪、叶剑英等参加在西安的谈判。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联名发表通电，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主张，提出了“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纲领。
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周恩来以“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并在其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采取“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