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营兵制初探》
营兵制是明代军事制度中久被忽视与曲解的制度。营兵与卫所军、募兵与营兵的关系是认识营兵制问题的关键，并从其关系中把握营兵制的产生与发展脉络，从而正确理解明代独特的军兵并存现象，正确认识明代的军事体制。
一．营兵制与卫所制
明王朝建立伊始，便在全国推行卫所制度。其实，卫所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兵营，不是战时组织，卫所军士世居一地，且耕且守，战时由朝廷临时调兵遣将，兵将分离，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明初这种军事建设的蓝图不久便因边患的日益加剧而改变，特别是明王朝的周边地区，临时性的调兵遣将逐渐变成常规制度。宣德间，设山西、陕西二总兵。嘉靖间，分广东、广西、贵州、湖广二总兵为四总兵，改福建、保定副总兵为总兵。万历时，又增设总兵于临洮、山海关。天启时增设山东登莱总兵。崇祯时，增设更多，纷繁不可记。总兵官取代原来都指挥使的地位，成为地方最高武职官员。
至此，明代的军事制度已发生了变化，“洪永以后，边患日棘，大将之设，遂成常员。镇守权重，都统势轻，卫所精锐，悉从抽选，于是正奇参守之官设而卫所徒存老家之名”。这种制度一些史籍称之为镇戍镇，笔者认为，从其建置情况看，称为营兵制更为妥当，也更能说明其与卫所的区别。
营将的地位经历了由高到低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也正反映了营兵制由战时组织到常规兵制的演变过程。总兵、副总兵官明初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参将、游击、把总等官，明初亦多充以勋戚都督等，明中期以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总兵官，天顺前率用勋戚，后皆五军都督府官列衔领任。
营兵的主要来源是从卫所官中抽调。由于卫所官调任为营官很商业普遍，卫所官职中的都指挥使司一职，为营制借用。卫所制中的都指挥使司，为地方卫所的最高官员，但都司一职作为营官，职别则相当低，仅高于守备一级，在总、副、参、游以下。来自于都司中的营官，被革职后，即回到原卫所。
明代的营兵制是一种不成熟的兵制，有明一代，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不断调整的过程中，直到清代，这一过程才告结束，清代的绿营兵制即是对明代营兵制的直接继承。
营兵部分来源于卫所军。总督、巡抚有直辖的标兵，一般将领则豢养家丁。标兵与家丁独自成营。家丁为将领私属，费用最初由将领自己负责，但随着家丁制的盛行，也就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官给粮饷。由于卫所军抽选为兵，从而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军兵”，即来源于卫所旗军的营兵。但营伍所统为兵，与卫所军不同。实际上营卫不统属。与镇守总兵同时派驻地方的，是能节制文武的总督巡抚。永乐十九年，始派巡抚处理地方战事，有事则遣，迄事而止。明中期以后，文臣地位提高，文臣率兵出征，又加总督军务衔。总督成为文臣第一重任。
二、营兵与募兵
朱元璋起兵创建王朝的过程中，召募是其军队来源的一种正常途径。洪武时期，天下既定，各地陆续设置卫所，军民分籍，便不再采用召募的方法凑集军队了。宣德以后，伴随着边境紧张局势的步步升级，卫所制的日益废弛，募兵便作为兵力的重要来源而受到越来越普遍的关注。大规模的募兵，出现于土木之变后。到正德时期，募兵主要由地方行政系统管辖。这一时期的募兵，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募兵秋冬操练，春夏务农，或冬春操练，夏秋务农。在北部边镇，因战事需要，部分募兵由卫所代管，但并不直接补为卫所军，明中期以后，民兵补充到卫所军的不足，参与卫所军的诸项事务。
嘉靖以后，募兵作为救急良策在全国广泛采用，人数众多，在明朝军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嘉靖东南倭患，使用了大量募兵，人数不下数十余万。这一时期募兵与政府是雇佣关系，因此，嘉靖以后的募兵已不再像明中期的募兵用免户丁徭役和免租粮的形式进行优免了，而且只免本身差徭。
募兵不等于营兵，募兵是营兵的主要来源，但有部分募兵隶于卫所。由卫所官召集的募兵一般隶属卫所，卫所官负责召募，经督抚批准即可。隶属于卫所的募兵有两种情况，一是不入卫所军正额，由卫所代管，二是卫所军被抽调到别处使用，以募兵来补足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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