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上孟子辟杨、墨也许是一件重大的事件，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孟子》一书直接提到杨、墨之处分别不过7次与9次，除了
《滕文公下》上所载墨者夷子与孟子关于“爱无差等”的论辩是直接交锋外，其余都是比较简单的攻击之辞。但是，当我们站在宏观的视角审视儒家与杨、墨的思想冲突，就会发现，可以说整个《孟子》一书一个重要的思想倾向就是迎接对杨、墨的挑战，其基本思路有有破有立，在立中破，即在孟子提出的具体主张的背后，有意无意地可以看到针对杨、墨的进行的批判。
杨子，名朱，战国时期魏国人。关于杨朱的思想，由于他没有留下任何遗作，《孟子》、
《韩非子》、《庄子》、
《吕氏春秋》、《列子》等书都曾提起过他，其中《列子·杨朱》篇最详，传统上认为它反映的就是扬朱的思想。据该篇记载，杨朱是老子的弟子。老子所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的这话，便有自保其意，是以出了位自私自利的弟子。但是现代的学者对《列子》这部书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我们姑且把它作为杨朱思想的旁证。《吕氏春秋》说：“阳生贵己。”(《审分览·不二》)《韩非子》说：“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显学》)
《淮南子》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汜论训》)
在这些引文中，《吕氏春秋》说的阳生，近来学者们已经证明就是杨朱。《韩非子》说的“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人，也可能是杨朱或其门徒，因为在那个时代再没有别人有此主张。把这些资料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杨朱的两个基本观念：“为我”，“轻物重生”。这两个观念的基本内涵就是以是否对自己有利当作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站在个人的角度来分析人性，来阐释人生。孟子在批驳杨朱时，认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孟子·滕文公下》）杨朱将 “我”与“天下”对立起来，将个人的自然生命与社会的发展对立起来，将自己肉体是生命与精神的生命对立起来，导致了只知为“我”，不知为人，不知为天下苍生，不知自己真本性的结果，其精神境界非常低下。显然，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观点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是断断不可取的，因为这很容易流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造成人心陷溺，社会失衡。杨朱的思想在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一度有非常大的影响，孟子便曾提过句“逃墨必归于杨”（《孟子·尽心上》），于此可见一斑。
墨子曾学习儒术，因不满其繁琐的“礼”而另立新说，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并创立了墨家学派。《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
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家学派在战国初年曾经影响很大，与
儒家思想观点针锋相对，在当时并称“显学”，史称墨家“列道而议，分徒而讼”（
《淮南子·俶真训》），对开战国一代学术争鸣之风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
《墨子》的基本思想是提出了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在这十个项目之中，“兼相爱”、“交相利”是其基本主张。在《滕文公下》上所载墨者夷子与孟子的论辩中，孟子的批判主要就是针对墨家的“爱无差等”和功利主义。墨子的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道理，与儒家的“仁爱”似乎接近。实际上墨子的兼爱与孔子的仁者爱人有根本的区别，孔子的“爱人”是依照宗法制的“亲亲”原则，对亲疏不同的人有先后轻重之分，而墨子“爱无差等”，“爱无厚薄”则实际上则取消了“亲亲”原则，主张把他人与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这就有可能导致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使已经混乱的战国社会雪上加霜。所以孟子批评“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墨子还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以“利”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标准，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作为奋斗争取的目标。孟子继承孔子作义利之辩，重义轻利、崇义抑利，见
梁惠王脱口而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又言“舍生取义”，坚决反对“枉尺直寻”等等。针对墨家纯粹从功利主义立论而攻击儒家厚葬久丧，孟子这样说：
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
这说明孟子在丧葬问题上不纯粹从功利主义着眼，而是强调厚葬在于尽人心，鲜明地表达了儒家的真精神。
综合起来看，孟子辟杨墨，认为杨朱为我是无君，墨子兼爱是无父。这样“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因为杨墨之道，废弃人伦，就会丧失人之所以为人的资格，而堕落为禽兽。杨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墨家是极端的集体主义，而孟子把握了儒家中庸之道的精义，在这两种极端倾向中强调走中道。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孟子抨击杨朱
墨翟，正是要在基本人性和人心受到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摧残殆尽的两极分化里开拓出一条‘执中’的康庄大道来。不过 ‘执中’绝非折中主义，因此孟子批判了‘折中无权’的片面思想。”[⑨]杨朱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墨家的极端的集体主义尽管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他们根本的失误都是对中国社会历史缺乏深刻的认识，所开出的救治社会人心的药方脱离中国的社会实情实际，也难以真正落实，所以他们后来都相继中绝，而儒家则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主体获得了持续的发展。
对于孟子的辟杨墨，历代儒者给予高度的赞扬。
扬雄说：“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法言·吾子篇》）牟子《理惑论》云：“杨、墨塞群儒之路，车不得定，人不得步，孟子辟之，乃知所从。”[⑩]
韩愈云：“夫杨墨行，正道废。……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11]
王阳明：“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12]
这些都充分说明孟子在批判杨墨的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