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子碑》及其“化身”
作者：刘汉忠
来源：《收藏/拍卖》 2012年第11期
《荔子碑》之源
唐元和十年（815）六月，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抵达柳州任刺史，至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
八，病逝于柳州，时年47 岁。他预知自己的死期，对部将说过这样的话：“明年，吾将死。
死后为神。三年，为庙祀我。”柳侯治柳，有德于民，人们于是在罗池旁建起罗池庙（即柳侯
祠）。这是柳宗元独享的崇祀，是他精神世界的托身之所，也是人民朴素情怀的寄寓之地。
珍藏于柳侯祠的国家一级文物《荔子碑》（图1、2，以首句“荔子丹兮蕉黄”得名，又称
为《迎享送神诗碑》）高231 厘米，宽129 厘米，10 行，行16 字。文字为唐代韩愈《柳州
罗池庙碑》的末段，是人们祭祀柳宗元时诵唱的歌辞。韩愈碑文撰写两百多年之后，北宋的苏
轼写下这段歌辞，待到罗池庙刻为《荔子碑》则是在南宋嘉定十年（1217），距东坡书写又是
百余年之遥。碑文云：
荔子丹兮蕉黄，杂肴兮进侯之堂。侯之船兮两旗，渡中流兮风汩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
侯乘白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颦兮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
暮来归，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北方之人兮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愿侯福我兮寿我，
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高无乾，秔稌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
于世世。
《荔子碑》讲究笔画内在的刚健和用墨的浓重，结体疏密相间，体现出内美外拙、凝重雄
强的风貌，宋人朱熹有“奇伟雄健”之赞，明代王世贞评为东坡“书中第一碑”，堪称东坡书
法的代表之作。这些都已是书法史上的定论。
《荔子碑》的奏刀同样堪称杰作，能将东坡书法神韵最大可能体现于碑石之上。刻碑时从
字划的右缘和下缘用斜入法，而字划左缘和上缘则正下刀。刀法正下，能存碑字轮廓的完整，
以传笔法；刀尖斜入方能细腻表现原件毛笔书写特征，以存墨痕。《荔子碑》摹刻精工，锋棱
宛然，点划之间见神完意足之态。东坡传世有《前赤壁赋》、《丰乐亭记》、《醉翁亭记》、
《金刚经》、《司马温公碑》等，《荔子碑》刻制之善，居诸碑之首。我们在向书法大师东坡
先生膜拜之时，同样应该向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刻工致敬。
关庚跋语《荔子碑》得以刻碑的特殊因缘，出自于两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帅相安公”即
安丙，字子文，四川广安人，南宋淳熙间进士。嘉定七年（1214）三月为同知枢密院事，同年
以湖广安抚使、知潭州。另一位即碑后留刻跋语的关庚。他以从政郎赴柳州军事推官权兼柳州
佥判任，取道潭州（长沙）拜谒安丙。临别之际，安丙将收藏的《苏轼大书韩愈享神诗》脱手
相赠，嘱刻于罗池。关庚抵任之后，刻碑事得到柳州知州桂如箎“慨然”同意。关庚于碑后的
跋语感叹再三，既是一篇纪事铭文，也可作情感小品读之。落款者有关庚、桂如箎和柳州州学
教授廖之山。
《荔子碑》就此静静地伫立于罗池庙。然而传至明代曾不幸折断为三，散离委弃，之后又
寻得，复合一体。乾隆《柳州府志》卷十八《古迹》记载说：“断碑在柳侯祠内。唐韩昌黎诗，
宋苏子瞻大书刻石遗柳民歌以祀侯者，俗称韩诗苏字柳侯碑是也。亦因兵燹中毁弃，后筑外城，
军士拾得碑一角以砌城，城辄崩，因取还，与原碑合。”庆远知府岳和声万历四十年（1612）
三月十六日道经柳州，他在《后骖鸾录》记载说：“读眉山所书昌黎氏《荔子碑》，摩娑折角
之字处。先是，柳城屡溃，屡筑旋复溃。畚镭者从溃土中得碑角之一字，与故痕合，而城始就
筑。嗣后贮折角柳库中，摹拓者必得请而后碑始全，亦一奇也。”很显然，敬祀柳侯的人们在
宣示一种情感：碑为神物，不可轻慢，更不能损毁。这是《荔子碑》越近八百年时光传承至今
的原因所在。清代乾隆年间，柳州知府刘祖曾重刻一石，原款原式，与祖本同藏祠中。“文革”
时《荔子碑》因为有心人用灰浆掩盖而幸免被砸。《荔子碑》在善良朴质的人们心中，即是神
物。
东坡法书因为刻成《荔子碑》而从偏隅之地的柳州不胫而走，名传遐迩。历代过往柳州的
文人墨客莫不一睹为快。崇祯十年（1637）六月，徐霞客游柳时“西过唐二贤祠，觅拓碑者家，
市所拓苏子赡书韩辞二纸”。历代多有求取拓本以传观仿临，或重刻以流布之举，可见人们的
珍视。《荔子碑》也因此开始了真身复制、传布四方的旅程，这是中国碑帖传刻中的一件文化
韵事。
三苏祠的“柳州碑”
四川眉州的三苏祠是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庭院内绿水萦绕，荷池相通，小桥频频，
曲径通幽，堂馆亭榭掩映在翠竹浓荫之中，错落有致。祠中原来的消寒馆现已改作碑亭，珍藏
历代碑刻共150 多通。最夺人眼目的自然是苏东坡《罗池庙诗碑》（即《荔子碑》，图3、4）、
《表忠观碑》、《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四大名碑。
眉山人称“荔子碑”为“柳州碑”，道出了祖本源出。“柳州碑”之一是康熙四十四年
（1705）眉州知州金一凤主持所刻。碑高220 厘米，宽115 厘米，碑文9 行，行19 字，与柳
侯祠原碑款式不同。原碑跋语未刻，改为重刻识语：“此苏长公所书柳州碑也，康熙乙酉州牧
金一凤谨勒于石。”历经三百年风雨侵蚀，碑面受损明显，文字漶漫尤其严重。状况与所藏晚
清拓本比较，可见出晚近百十年碑石变化加剧之迹。
康熙碑流传到民国时就已剥蚀严重，字迹已模糊不清。1916 年，眉山人又重刻了一通《柳
州碑》。主事者为郭庆琮。奏刀者为眉山王龙山。碑末刻题识：“此苏文忠公所书柳州碑也。
州牧金一凤旧刻磨灭殆尽。昨从友人张幼泉得所藏宋拓本，双钩泐石。特记其始末云。民国五
年邑人郭庆琮谨识。”碑高235厘米，宽104 厘米。碑文8 行，行19 字，与柳侯祠原碑款式
亦不同。笔者细加观摹，此碑刻制时间虽然晚出，但以旧拓翻刻，字形韵致与原碑形神尚称肖
近。
永州三度重刻
柳宗元任州司马达十年之久的永州有柳子庙。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永州推官刘克勤
曾令人据柳州罗池庙《荔子碑》的旧拓本摹刻一通置于柳子祠（即柳子庙）。明清之交，战乱
使得祠毁碑残。清顺治十四年（1657），湖南分守道黄中通与永州知府魏绍芳捐俸鸠工重修庙
宇。魏知府审视残碑，早已是字体模糊，隐晦难辨，随即于顺治十六年重刻于石，复以旧观。
同治五年（1866），廷桂出任永州知府，瞻拜之时，康熙重刻碑也是“历年久为无赖所摧，
字灭半”，不堪观读。正在遗憾“独任其剥落”之际，得谭仲维以“柳州太守孙子福同年”赠
给“柳州拓本”呈上，因知“长公碑版尚屹南天”。这位孙子福即孙寿祺 (1812 － 1875)，字
子福，江苏太仓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授刑部主事，同治三年（1864）任柳州知府。
同治六年解职返程途中以拓本相赠，可见一切善缘都不免巧合。
廷桂于是嘱学官郭粹安主理其事，并请石工郑兰刻制。《荔子碑》分刻四块青石之上，深
嵌庙宇西墙。同治七年（1868）四月，刻成，廷桂书跋语一并刻于碑末。（图5、6、7）
东渡日本
笔者所见日本重刻的《荔子碑》旧拓本（图8），有“梧阴文库”一印，知原藏于日本著
名的国学院大学图书馆梧阴文库，不知何时流藏国内。此重刻本已改原来的立碑为横帖。拓本
字心纵39.5 厘米，横680 厘米，为碑文、旧跋及重刻碑识文三部分。识语云：“东坡大楷
《罗池庙迎享送神诗》遒劲古雅，直逼平原，洵为神品，王弇州称苏书中第一碑，谅不诬也。
顷日谈山堂主人获古拓善本，摹勒寿石，索余一言，乃题廿八字云：柳侯功德韩公笔，苏子妙
书谁得俦？人间名帖宁有比，并将三绝足千秋。明治庚辰纪元节，一六居士修。”下钤阳文
“岩谷修印”、阴文“一六居士”印。又有刻拓款识：“明治十三年三月廿五日出板御届”、
“摹勒者兵库县士族土居光华”，下为“出板人东京府平民鹿岛利介”一行。明治庚辰纪元节
（明治十三年）即光绪六年（1880）岁初。“谈山堂主人”即“土居光华”（1847—1918），
兵库县人，日本政治活动家、作家、翻译家和出版人，著作有《英国文明史》、《自由之理》，
事迹见于日本《百科事典》记载。“一六居士”岩谷修（岩谷修为姓，名一六），日本明治维
新时代著名的鉴赏家、汉学家，曾任日本修史馆一等编修，文部省书记官，善书法，精鉴赏，
为日本书坛最有名的“三驾马车”之一。
颇堪玩味是的，日本重刻本出现文字错倒的情况。原文“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白
驹兮”刻为“待侯不来我兮不侯悲知乘白驹兮”，又“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为“鹅之
山兮柳桂树之水团团兮”，这很可能依据的拓本经过剪贴的册页，或者因此上石时照应不及而
出现误刻。题识说“人间名帖宁有比”，而不称为“名碑”，似可证明其所据为册页本。
《荔子碑》的东渡，是中国文化传衍影响日本的一个重要史证。明治庚辰年也正是中、日
文化交流特别有意义的时刻。当时日本正值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之际，举国学习西方，提倡新学，
汉学为人废弃，汉文古籍也弃如敝屣。这年，杨守敬作为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东渡日本，
居留四年。他在自撰《年谱》中提及交往最密切的友人时，首位就是岩谷修。出于学术考据的
需要，杨守敬将收藏的汉魏六朝碑帖13000 余件带到日本，传观友人。与岩谷修笔谈中说：
“欲尽发所藏，为此邦人别开生面，使千载后知此邦得睹中土金石自某之始，余愿已足。”又
向岩谷修建议：“先生留心碑版如此，而未见六朝之碑，此亦恨事。”当这些粗犷古拙、充满
山野气息的北碑书法，对长期奉王羲之为正统的日本行草书法而言，具有极其强烈的冲击力。
书坛掀起一股崇尚北碑书法的浪潮，从而使日本书道迅速从传统帖学转向碑学。杨守敬也因这
一无心插柳之举，被誉为“日本现代书道之父”。
《荔子碑》的重刻也因此成为日本书法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因这年三月重刻完成，杨守
敬于四月东渡开始了他的文化之旅。历史的接痕居然是如此严丝合缝，这真是不得不让人发出
一声惊叹。
《景苏园》帖中的“荔子碑”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别号邻苏，湖北宜都人。他是集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
字学家、版本目录学家、书法艺术家、藏书家于一身的大学者，《清史稿·文苑》称为“鄂学
灵光者垂二十年”。从日本返回后，在湖北黄冈教谕任上，与杨寿昌联手集苏东坡碑帖之大观
刻为《景苏园帖》。
《景苏园帖》尊奉为“集苏书之大观”的经典巨制。全套石刻126 方，囊括苏东坡不同时
期的书法作品72 件。光绪十六年（1890），成都人杨寿昌任东坡曾贬谪之地的黄冈知县，以
世无善本，故生辑刻东坡书帖之愿，遂与杨守敬联手，由杨守敬从收藏法帖、碑拓选出拟刻篇
目，共同审定。次年起，杨寿昌出资请武昌著名石工刘宝臣摹刻上石。原定选刻四卷，后又增
补两卷。刻碑之初，杨寿昌在衙署西侧修“景苏园”，拟将刻石置于园内，故名之《景苏园
帖》。帖石刻成之后，拓片若干，每卷为一册，全套共六册。笔者曾见传经楼主人陈庆年
（1862 －1929）传经楼旧藏拓本，拓工极佳，纸墨精好，流存百年，依然如故。
《景苏园帖》现藏于湖北黄冈的东坡赤壁碑阁。笔者北游至武昌时，曾特地迂道东下一游。
眼前的黄州赤壁，东坡笔下“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景致已消逝无迹。进得碑
阁，四周满壁绝世名品的《景苏园帖》刻石。管理员娓娓道来《景苏园帖》刻制、传藏的曲折
经历，言辞之间不时伴以惬意的微笑。笔者环顾四壁，略略指数，帖石总数126 块，而《荔子
碑》占据几乎半壁。刻石改长方碑式为帖本横式，加上跋语, 共分刻为宽77、高32 厘米的19
块石。每石刻8 字，末石正文及重文3字，另有刻石跋文。杨寿昌称此碑“瑰玮雄宕，与《表
忠观》、《丰乐亭》、《醉翁亭》等碑并为世宝。友人自岭右以拓本见贻，尾有宋嘉定中从政
郎柳州军事推官跋语记此刻始末，而字迹漫灭，难以悉辨。予遂以原本上石，而跋阙焉。兹帖
内唯此为公大书，较《表忠观》等碑尤完好，盖蛮烟瘴雨之乡，拓者盖鲜，形神独全。爰亟镌
之，以备公书之体云”。帖本所据旧拓“形神独全”，由杨守敬亲自主理，刻石出自名工之手，
故能毕肖原碑，传其精神韵致，是《荔子碑》化身中的珍品。（图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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