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权政治法律观
早在夏代，奴隶主贵族就已开始利用宗教迷信来维护其统治。《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论语·泰伯》也说：夏禹“致孝乎鬼神”。商朝的神权政治法律观就是在夏朝“受命于天”的“王权神授”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鬼神崇拜，不是阶级社会新产生的，它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人们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原始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靠自然界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自然界的种种事物和现象对人的日常生活经常发生巨大的影响。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对日出日没，月盈月亏，风云骤起，雷电搏击，寒来暑往，天灾地害及人身的生老病死等现象，都感到惊奇和敬畏，于是便产生一种具有无限威力和不可抗御的神灵幻影。同时，人们认为氏族子孙繁衍，族类昌盛，劳动经验的例例及个人幸福都是祖先荫庇的结果。人们纪念例例的祖先，幻想例魂不例例认例例人的世界之外例还有一个鬼的世界。马克恩说：“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利用这种畏服神灵和感激祖先的信念，编造出一套“神权法”思想，作为立法、司法活动的指导原则。
同夏朝一样，商王朝的统治者也把“天”归纳为自己权力的本源，听命于天，听命于神是商朝法制的重要指导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开始把祖宗崇拜与上天崇拜结合起来，将自己的祖先与自然的神灵、万物的统治者——上帝合二为一，即所谓“敬天法祖”，因而近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神权政治学说。夏商统治者宣称“天”域“上帝”有意志、有感情，是宇宙万物的缔造者、主宰者。“上帝”有好恶，能发号施令，赐人祸福，实施赏罚。他们把国家政权的得失，说成是“上帝”的意志、立法与司法也是“上帝”意志的表现。
综括起来，夏商“神权法”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法自天出”。统治者宣称礼和刑是“天”或“上帝”创制出来的，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尚书·洪范》记载箕子听说过“天乃赐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使禹掌握了教民和睦相处治国安民的法规。
第二，“代天行罚”。礼和刑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具有普遍实施的最高权威，人们必须无条件服从。因此违反了礼法，就是违反天或上帝的意志，必然引起天或上帝的愤怒而加以惩罚，称为“天罚”。“天罚”假手于受命的统治者代为执行，即“代天行罚”。
第三，“王权神授”。夏商的国王都把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和统治权力宣称为“受命于天”，无论是同族或异族反对他们的统治权，均被视为违背“天命”，必遭“大罚”。
（二）主要立法
商朝灭夏以后，针对新的形势，迅速开始了立法工作。《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可以认为商初就制定了不公开的成文刑书。这里的汤刑也如禹刑一样，是南朝法律的总称，泛指商王朝的法律、法令和制度，而不应该视为某部固定的成文法典。以汤为名，表示对商族杰出领袖和开国之君汤的怀念。
商朝传至汤长孙太甲，“不遵汤法，乱德”，肆行暴虐，使得国势衰微，社会秩序混乱。为了稳定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汤刑。”即对原有的法律进行修改和增补，以图匡正国势，稳定混乱的社会秩序。
商初的立法活动，受夏法制的影响很大。据说当夏灭亡时，其太史令终古曾携带夏朝的法律、法令投奔商朝，许多夏朝的臣子因不满夏王暴虐无道，纷纷归依商朝。这对商朝的立法具有很大的影响。”
商初统治者吸取夏朝从孔甲起“好方鬼事，淫乱”而败亡的教训，为整顿官纪职守，建国初即制定了“官刑”，确定了严格禁止的“巫风”、“淫风”与“乱风”，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风十愆”。其主要内容是：“敢有恒舞于官，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必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辱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
商朝的法律形式和夏朝一样，主要部分仍然是国王的命令，如誓、浩、训等。
“誓”的内容偏重于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要求臣下服从命令、忠实于王事。“诰”偏重于对大臣的训浩。“命”则是针对具体事件发布的命令。
在商朝的法律形式里，除国王的命令以外，不成文的习惯法占很大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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