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历史时期，选官的方式不同。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民主推举首领制度为禅让制，依据标准为德高望重，具有原始民主色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私欲不断产生，公元前21世纪左右，禹开创了家天下时代，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王位世袭取代了具有民主色彩的禅让制，选官的方式也随之变化。
“世官制”盛行于先秦时期，出现了“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世袭制。世袭制的特点就是王权与族权统一，选官依据血缘和出身，范围固定。周天子分封诸侯主体以具有血缘亲疏的姬姓为主，土地肥沃、战略要地王族把持，以达到保卫王族的稳定和特权的垄断来拱卫周天子。
同时，它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机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搞下。担任官员的大小柜组必须经国学教育，学习相关礼仪知识方可上任，即“三代以上出于学”。凡定爵位与官职者都世代享有采邑和封地。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是历史的进步，其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先秦时期主要是“世官制”，但是商鞅时期，为了增强军队战斗力，改变秦国落后的局面，商鞅打破传统的选官制度，按军功大小授于官位，即军功爵制，打破了依据血缘标准选官，军功越大爵位越高，授官的范围扩大，有利于社会平民阶层入仕，方法得当，秦军作战勇敢，号称虎狼之师，为秦统一创造条件，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增强。
察举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是两汉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察举制初期以“乡举里选”为依据，注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在选官制度日趋腐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
后期，士族把持用人大全，选官制度更加腐朽，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腐朽局面。权操于上，具有封闭性。
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出身。中正即考官，把品评与选官的权力收归中央。这对杜绝朋党，破除门阀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在实行初期，对加强曹魏政权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因此当士族没落以后，九品中正制也被彻底废除了。
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隋炀帝时，始建进入士科，科举制形成；唐朝继承和完善科举制度；贞观时，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时，增加科举取士人数，首创武举和殿试；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一稿考据考试地位，后成为定制。
北宋的科举制比唐朝有了进一步发展：考试分为乡试、省试、殿试三级，严格科举考试程序，举人经礼部考试后须经殿试才算合格，录取权由皇帝直接掌握，殿试成为定制；考试科目逐渐减少，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科目。到明代，程朱理学风行，不许发挥个人见解，于是答卷的文体，有严格的规定，分八个部分，称之为“八股文”。
隋唐实行科举制度，的确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官吏选用大权由中央朝廷来行使，这就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选官有统一的标准，全国要想做官的人都以全力去适应这些标准，这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
向各地的庶族地主、平民打开了门路，刺激、网罗了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使他们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这就调和了阶级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科举看起来好像是最公平不过的，任何人只要读好书，就有资格应考做官，这样不仅掩饰了官僚的阶级实质，还可吸引全社会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埋头读书，养成极其驯服的性格，不易发生不满封建统治的不稳定思想。这也就是科举考试制度能再封建社会维持1300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古代选官和用人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社会兴衰。因此，选官制度是保证和巩固统治的重要举措；历代选官制度在执行初期都主要起到巩固统治的积极作用，但这些制度在执行得后期，逐渐影响和阻碍社会的发展；选官制度的 主要标准由家世、财产、门第逐渐发展到才学，选拔方式渐趋严密科学、标准逐步趋向公平开、公平、客观；影响我国时间最长的选官制度是科举制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选官方式。明朝之前的科举制度推动了我国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积极性占主导地位；但明朝之后的科举制度消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