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唐代唐明皇为搏杨贵妃一笑，从岭南把荔枝送到长安（蔡襄的《荔枝谱》与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说是洛州（今四川涪陵），宋景文《益部方物略记》则认为贵妃所食的荔枝来自嘉州（乐山），今人蔺同在《涪州文史资料选辑》肯定杨贵妃吃的是洛州荔枝），为了保存荔枝的色香味，要把整棵荔枝树砍掉然后以快骑驿送。贵妃爱吃的荔枝如果真的产自岭南，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到达长安断断无法保鲜。台湾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解决了这段公案，他画出了一条“天宝荔枝道”——千载之后，此道犹存。
严耕望先生还推考了荔枝由涪州到长安驿传的具体路线，大体是由产地涪州乐温，沿溶溪水（今龙溪河）河谷北上，经垫江县、梁山县（今梁平）至新宁县（今又名开江）、东乡县，再北过宣汉，又北上越巴山山脉到西乡县，入子午谷，过子午关，从长安正南进抵京师。他并且将这条路线命名为“天宝荔枝道”。
特别令人惊讶的，在千年后的20世纪中叶，《民国地图集》、《四川人文图》显示，由蜀江北岸之长寿县，有汽车道东北经垫江、梁山、开江（即新宁）、宣汉，北越巴山至子午镇；而21世纪之初的川南地图上，也赫然标有自长寿、垫江至梁平，又北至开江及达县的一条赭黄色高等级公路。这条路正是循唐温乐经梁山之天宝荔枝道驿传的路线。今天的人们乘坐汽车沿着这条道路行进时，哪里会想到正是走在当年为杨贵妃送荔枝的故道上呢？
《新唐书》七六玄宗贵妃杨氏传：“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驿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但不言置驿传送之荔枝取之何处。而《通鉴》二一五天宝五年纪云：“妃欲得生荔支，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则云驿致自岭南。胡注“自苏轼诸人皆云，此时荔支自涪州致之，非岭南。”考苏轼《荔枝叹》云：“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东坡后集》五。）又苏氏之前辈学人蔡襄《荔枝谱》云：“唐天宝，妃子尤爱嗜涪州，岁命驿致。”及下文所引范成大《吴船录》、王象之《舆地纪胜》皆然。此即胡注所本。
复考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一云：
“荔子，汉和帝时取之南海。唐天宝取之涪。元和中取之荆南，见元微之《论海味表》。《太平御览》，妃子生于蜀，好荔子，（有脱文）胜蜀，每岁飞驰以进。则涪不进久矣。《文粹》，鲍防《杂感诗》云，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雁飞不到桂阳郡，马度皆从林邑山。则唐又取于广西。”（《学海类编集余》五考据类）
按此条汉各、天宝两句，明取苏氏语。检元氏《浙东论罢进海味状》（《全唐文》六五一），只元和十四年特诏进一次即止。鲍防诗，见《全唐诗》第五函第六册。据两《唐书》鲍防传及《唐会要》六七致仕官条，防以德宗贞元五年致仕，诗盖作于此前。所引《御览》云：杨妃所嗜非蜀产，尤可注意。检《御览》九七一荔枝条云：
“《唐书》曰，杨贵妃生于蜀，好荔枝，南海荔枝胜于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热，经宿辄败。”
朱氏《杂记》明取此条而有脱文。《御览》成书远在《新唐书》之前，而《旧唐书》亦无此文。就余所见，惟李肇《国史补》卷上有此条，只有两三字之异，但不重要，盖即《御览》所本，至少可证元和长庆中已有此说。此皆唐代中叶去天宝不过三四十年至多五六十年之史料。复考杜翁《病橘诗》（《详注》一○，《镜诠》八）云：
“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至今耆旧悲！”
杜翁与杨妃同时人，亦云贡自南海。《详注》引杜修可曰，“唐所贡乃涪州荔枝，由子午道而往，非南海也；此特指汉事以讥之。”按《后汉书》和帝纪，元兴元年，“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观杜翁用字遗词诚取汉事故实，然与四五十年后之史家记事相同，即不能视为仅取汉故实，摒而不论。
考张九龄《荔枝赋序》（《全唐文》二八三）云：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实乃熟，状甚环诡，味特甘滋，百果之中，无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尝盛称之，诸公莫之知，固未之信。唯舍人彭城刘侯……经于南海，一闻斯谈，倍复嘉叹，以为甘美之极也。……每相顾闲议，欲为赋述，而世务卒卒，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叙往心，……遂作此赋。”
按九龄以开元十一年拜中书舍人，十三年秋后出历洪州、桂州都督，二十一年拜相。所谓西掖指中舍而言，此必官洪、桂时所作。后为相多年，声著朝野，必仍宣扬荔枝之甘美，宫城内外已熟闻其事。及杨妃贵宠，而嗜此果，汉代既有南海贡献之旧例，玄宗为博贵妃之欢心，曾诏岭南飞驿贡献，殆无可疑，故杜翁诗句非必仅指汉代故实。惟杨妃高祖为金州刺史，父为蜀州司户，妃又早孤，纪年当在蜀，《国史补》谓其“生于蜀，好食荔枝。”则其自幼所嗜者为蜀产。涪州为蜀中所产荔枝之最近长安者，杨妃宠贵多年，先诏涪州驿贡，再诏南海驿贡，事极合理，固不必限于一处。
《国史补》云“经宿则败”，考白居易《荔枝图序》（《全唐文》六七五）云：
“荔枝生巴峡间，……夏熟，……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实过之。如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
荔枝虽美果，但须及时新鲜享尝。唐宋志书，岭南去长安逾四千里，多或五千余里，唐代驿传，“诏书日行五百里”，此为最高速度，纵为杨妃所尝，特更加速，亦绝不能超过六七百里，则岭南荔枝断不能新鲜驿致长安！故审度情事，南海驿贡荔枝既有汉代之旧例，又经张九龄之宣扬，玄宗欲博贵妃欢心，必曾诏岭南入贡。然以当时交通条件，岭南荔枝抵达长安，断不能保持新鲜；涪州去长安不过二千里，飞驿三日可到，新鲜程度远比岭南驿致者为高，故每年真正能驿到之新鲜荔枝，必来自涪州，非来自岭南。今传唐人史料，惟言岭南者，特以其远而重罪杨妃耳。惟北宋时代当保存史料较多，故仍多言自涪州驿贡者。
至于荔枝品种，蔡襄《荔枝谱》云，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又范成大《妃子园诗》小序（《范石湖诗集》一九）云：“涪陵荔子，天宝所贡，去州里所有此园。然峡中荔子不及闽中远甚。”范氏《吴船录》卷下涪州条又详之云：“自眉嘉至此，皆产荔枝。唐以涪州任贡，杨太真所嗜，去州数里，有妃子园，然其品实不高。今天下之荔枝，当以闽中为第一，闽中又以莆家紫为最。川广荔枝子，生时固有厚味多液者；干之，肉皆瘠，闽产则否。”又《舆地纪胜》一七四涪州古迹目，“妃子园在州之西，去城十五里，荔枝百余味，颗肥肉肥，唐杨妃所喜。”又云：“蜀中荔枝，泸、叙之品为上，涪州次之，合州又次之。涪州徒以妃子得名，其实不如泸、叙。”《方舆胜览》六一涪州目引《图经》，同。按此诸条为北宋中叶以后乃至南宋时代之优劣，然亦只云闽中优于蜀产，未言岭南亦优。况在唐世，更未必然。考《寰宇记》一二○涪州，乐温县，“县地颇产荔枝，其味尤胜诸岭。”此为宋代开国时之纪录，去唐最近，则天宝中，涪州荔枝可能优于闽中，更当优于岭南。且闽岭遥远，纵已知其特优，然不能新鲜致之，亦惟有取给于最近之涪州耳。
涪州既为天宝贡荔枝之主要产地，其由涪州驿运荔枝至长安之路线，宋人尚有记载，云自涪陵县（今县）经达州（唐通州，今达县）取西乡县（今县）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
《舆地纪胜》一九○洋州景物目下云：
“子午道，去州东一百六十里。《元和志》云，旧子午道在金州安康县界。梁将军王神念以旧子午道缘山避水，桥梁百数，多有毁坏，乃别开干路，更名子午道，即此路也。《洋川志》云，杨妃所嗜生荔枝，诏驿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色香俱未变。《涪州志》云七日到长安，不同。”
同书一八三“舆元府”景物目下云：
“子午谷，生荔枝自涪陵入达州，由子午谷路至长安凡三日。杜甫诗，百马死山谷，至今耆旧悲。”
按《洋川志》不知何时所作，要为北宋之传述无疑。《纪胜》此两条所引，记驿致之日程已有三日七日之异。同书一七四“涪州”古迹目“妃子园”条谓“当时以马递驰载，七日七夜至京，人马毙于路者甚众，百姓苦之。”《方舆胜览》六一涪州目引《图经》与此同。殆皆取于《涪州志》者。然观前引白居易《荔枝图序》，“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则当以三日为正。下文考证，涪州至长安，陆路不过二千二百数十里，少或不逾二千里，唐代急驿日行五百里，为杨贵妃特嗜，可能更增加速度，故“人马毙于路者甚众，百姓苦之。”若需要七日夜，则一日夜只行三百里，何致人马倒毙耶？或云七日者，正为由岭南驿贡之日数欤？然七日驿到，荔枝已败坏矣。
然由何路至达州？经达州治所抑或只经州境？此可作进一步之论证。按《元和志》、《寰宇记》记涪州至长安之路线，有三峡水路（取荆襄入武关路）与万、开、洋州陆路两线。三峡水路太迂远，必非荔枝道，而万开洋州路则较迳捷。其行程由涪州治所涪陵县取蜀江水路三百五十里至忠州治所临江县（今忠县），又二百六十里至万州治所南浦县（今万县），又直北取陆路小道一百六十里至开州治所盛山县（今开县），又直北经通州之宣汉县（今万源西南至宣汉间），越巴山山脉，至天宝间之洋州治所西乡县（今县南），盖凡八百四十里。又东北取子午谷路越大秦岭，三交驿，入子午关，约六百三十里至长安。共凡二千二百四十里。此为荔枝道之一可能路线，则经达州东北境之宣汉县，不经州治也。
《元和志》三○涪州目记至上都路线云：
“东取江陵路至上都，水陆相兼三千三百二十五里。从万州北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上都二千三百四十里。”
《寰宇记》一二○溪州目记至长安路线云：
“东取江陵府路至长安，水陆路相兼三千三百二十五里。东至万州水里六百一十里，自万州取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长安二千二百四十里。”
是两书载涪州至长安皆有两路。其一由水路下三峡至江陵转荆襄道入武关。其一由水路至万州改取陆路北经开州由洋州越秦岭也。此陆路，《寰宇记》云“自万州取开州、通州宣汉县。”而《元和志》作“从万州北开州通宣县。”，“通宣”为“通州宣汉之脱讹无疑。是此道由万州北行经开州及通州之宣汉县，至洋州越秦岭也。又两书于涪州以南诸州目，记其至长安之路线，除取江陵府一路（水路）外，往往亦记万开一道，兹累录如次：
《元和志》，黔州（今彭水）北取万、开州路至上都二千五百七十里。《寰宇记》，同；惟少“开”字。
《元和志》，夷州（约今眉潭地区）北取当［万］州路至上都三千七百里。《记》作北取万州路三千七十里。《志》文“当”必“万”之讹，又“百”“十”互异。
《元和志》，播州（今遵义西）北取万、开州路至上都三千二百七十里。《记》同，惟少“万”字。
《寰宇记》，思州（约今沿河）取万州路至长安二千八百五十里。
涪州以北各州，《元和志》已阙。检《寰宇记》忠、万、开、达（即通）诸州目，或记水陆两道，或记开、通、洋州陆道。其陆道云：
万州“取开、过［通］、洋三郡路至长安一千六百里。
开州“北取通、洋两州路至长安一千四百三十里。”
达州（即唐通州）“东北取洋州骆谷路至长安一千五百七十里。”
按涪州及其以南各州去长安之两道，《寰宇记》实承《元和志》书之，此万、开、达三州行程，除达州乃据《通典》书之之外，万、开两州当亦据《元和志》书之。两书于各州并书水陆两程，颇为例外，而详记去长安路程所经之州县尤为少见之例外，知此诸条所见之由万州北经开、通、洋抵长安之陆路，必为一重要常行之道路无疑。而据两书涪州目所记，经通州者，实经通州之宣汉县，非经州之治所。按隋、唐时代，通州有宣汉县、见《隋志》、《通典》及两《唐志》，惜《元和志》已阙，而宋已省，故《寰宇记》无此县，而于达州东乡县下述废宣汉县沿革，惜颇混淆不清，然在今宣汉县东北甚远则甚明。其首句云：“废宣汉县在州北一百七十里。”盖承《元和志》欤？《一统志》太平厅卷沿革目、古迹目，皆以为在清代太平厅，即今万源县。杨图从之，或失之太远。《地典》以为在今万源县西，或最得其正。要在今宣汉、万源县间，盖亦在后江河谷中。然按《一统志》太平厅卷古迹目引《寰宇记》废宣汉县条，以为在东乡县北一百七十里，与今本《寰宇记》作“州北”者不同。若作“县北”不误，则固当在今万源县治欤？
又《元和志》，涪州北取此路至长安二千三百四十里，而《寰宇记》云二千二百四十里。“三百”“二百”必有一讹。检两书黔州北取此道至长安皆为二千五百七十里。按《志》云，黔州西北至涪州三百三十里，《记》云涪州南至黔州水路三百四十里，则涪州至长安当以二千二百四十里为正。又《记》云万州取开、洋路至长安一千六百里，又云忠州西至涪州水路三百五十里，东至万州水里二百六十里，其和即涪州至万州路六百一十里，合计涪州至长安亦当为二千二百余里，此见“二百”为正之又一证，故《志》文“三百”为“二百”之形讹。
万州至开州里程，《通典》两州目皆作二百三十二里，《寰宇记》两州目，同（开州目脱三十二）。又皆云小路一百六十里。按此两州方位为正南北向，而《通典》云开州东南到万州二百三十里，知此大路系循今小江而行，至双江镇，乃循蜀江而西至万州也。小路当即两州间之南北捷道，今已建汽车道，疑唐代已多行小路，故《寰宇记》云万州至长安一千六百里，开州至长安一千四百三十里，只差一百七十里也。
《通典》一七五，洋州“东南到通川郡宣汉县三百三十一里”，“北至京兆府六百三十一里。”按此时洋州治西乡县，所述正即此道，则西乡经宣汉至开州当约八百四十里也。
子午谷、子午关路，详子午道篇。
然涪州荔枝之最佳者产于州治西北一百一十里之乐温县。县在乐温山北三、四十里溶溪水（今龙溪河）西岸，约今万顺场、葛兰场地区，奉贡所资盖出于此，宋世所传州治涪陵县城西之妃子园，盖好事者为之，非真其地。
前引《寰宇记》云乐温县荔枝，“其味尤胜诸岭。”以证宋初以前涪州荔枝品质不在闽岭之下。按《元和志》三○涪州乐温县“东南至州一百一十里，……因乐温山为名，在县南三十里。此县出荔枝。”而于涪州治所之涪陵县不记产荔枝事。《寰宇记》承之，又明其为佳种。检《一统志》重庆府卷山川目乐温山条引《旧志》，山在长寿县西南五十里，“地气常温，禾稼早熟。”荔枝佳品，或与地气有关。天宝驿贡当由此进，前引宋世各书，云涪陵城西之妃子园，盖好事者为之耳。
关于乐温县之地望：《元和志》云在涪州治所涪陵县西北一百一十里，乐温山之北三十里。《寰宇记》所记，去州之方向里距同，但云在山北四十八里。《记》又云，“溶溪水源出县理北，南流县东，又南至废永安县东北二里注大江。”同书一四九忠州垫江县，“溶溪水在县南十里西流。”检《一统志》重庆府卷古迹目，乐温废县在长寿县西北五十里，永安废县与乐温山皆在长寿县西南，山南乐温滩濒临大江。则溶溪水明即今图之龙溪河，音仍相近。检《一统志》重庆府卷山川目，亦云龙溪古名容溪，是矣。则唐之乐温县即在今龙溪河（高滩河）之西，约今万顺场、葛兰场地区。
乐温荔枝若东南运经涪州治所之涪陵县再由上述路线东北行经忠、万、开三州，又经通州之宣汉县，向北行，陆路固已迂远，水路尤非人力所能控制。以今论之，当由乐温产地飞驿循溶溪水（今龙溪河）河谷北上，经垫江县（今县）、梁山县（今县）至通州东境之新宁县（今县又名开江）、东乡县（今宣汉东），再北经宣汉（今县东北颇远），与上述涪州东北行经忠、万、开北上之大道合，再北越巴山山脉至西乡入子午谷路，入子午关（长安正南百里）至京师。宋世所传梁山有高都驿路，为贵妃荔枝道所经；盖真得其实矣。今图有汽车道自长寿北经垫江至梁山，又北经新宁（又名开江）及达县（唐通州治）东北之宣汉县，又北至西乡，又东北至子午镇，盖即略循唐代荔枝故道而行耳。
《舆地纪胜》一七九梁山军景物目下云：
“高都山距军北一十五里。……高都驿路，乃天宝贡荔枝之路也。”
按宋梁山军，唐为梁山县，在乐温县之东北，驿经梁山境，是必由产地直向东北行，中间必经垫江县（即今县）。前条引《寰宇记》一二○及一四九，垫江与乐温两县同在溶溪水（今龙溪河）河谷，其道盖循河谷而上欤？梁山县北即新宁县（今县，又名开江）。据《寰宇记》一三七达州新宁县，贞观中置，在州东一百七十五里，欲名賨城，西魏曾置开州于此。固为一较大地方。又北则为东乡县，《寰宇记》云在达州东北一百七十里，在今宣汉县东北。驰驿盖由梁山直北经新宁、东乡，北至宣汉，与万、开北行之大道合。检《民国地图集》四川人文图，由蜀江北岸之长寿县，有汽车道东北经垫江、梁山、开江（即新宁）、宣汉，北越巴山至子午镇，此正乐温经梁山之天宝荔枝驿路线。
此道全程约二千里。按唐代规制，急驿日行五百里；为贵妃尝新，飞骑日行近七百里，三日而达长安，超乎规制最大之速度。而此一路多行山险间，人马必多倒毙者，故杜翁云“百马死山谷，至今耆旧悲！”王象之云“人马死于路者甚众，百姓苦之”也。
此程全程虽不可确知。然前考涪州经忠、万、开至长安之大道二千二百四十里，比而观之，此道约二千里，绝不逾二千一百里。前引《舆地纪胜》录《洋川志》，荔枝三日而至京师，则日行约近七百里。按唐代大赦文，常云“赦书日行五百里。”又考《元和志》四新宥州目云：
“李吉甫……请自夏州至天德军复置废馆一十一所，以通急驿。……从天德取夏州乘传奏事，四日余便至京师。”
按同卷天德军目，“西（南）取宁远镇，故落盐池，经夏州至上都一千八百里。”是急驿盖日行四百里，赦书五百里，盖最高之速度。驿送荔枝更加速至日行六百里以上至七百里也。
《唐国史补》载：“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因此，许多差官累死、驿马倒毙于四川至长安的路上。《过华清宫绝句》截取了这一历史事实，抨击了封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昏庸无道，以史讽今，警戒世君。张岱《夜航船》载：“唐天宝中，贵妃嗜鲜荔枝。涪州岁命驿递，七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毙。”
这里虽然未说驿传所送荔枝产自何地，但汉代史书早有记载：东汉元兴元年，“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后汉书·和帝》）。还有唐代中书宰相张九龄，写了脍炙人口的《荔枝赋序》称颂南海荔枝：“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夏季，其实乃熟，状甚琼诡，味特甘滋，百果之中，无一可比……”南海荔枝既然如此美味，杨妃又如此贵宠好嗜，唐玄宗不惜民力，诏岭南特供，令驿马飞驰传递京师，遂成定论。北宋史学大家司马光所编《资治通鉴》也取了荔枝出自岭南一说：“妃欲得生荔支，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唐纪三十一·玄宗天宝五载》）。
但若细查此事，却发现其中实有纰漏，就是运输中的荔枝如何保鲜。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经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白氏《荔枝图序》中说：“荔枝生巴峡间……夏熟……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甜如醴酪……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当时在蜀地做官的白居易，说有荔枝生长在当地巴峡间，想必事非虚构；又说此果盛夏成熟，极难保存，三日之内竟可致色、香、味俱变。而荔枝本名，据说也是取谐音“离枝”，喻意不能离其本枝。严先生据此认为，如果杨妃嗜食的荔枝产自岭南（约指今广东、广西），则距长安有四五千里之遥，唐代驿传固然发达，但“诏书日行五百里”，已经接近马匹速度的极限（这里并非指一匹马的日行里程，而是指多匹驿马轮换奔跑之总程），即使因为杨妃所好，特更加速，日行也绝超不过六七百里。所以“岭南荔枝抵达长安，断不能仍保持新鲜”。
检诸史料，发现其实古来为朝廷进贡荔枝的产地，向有岭南和涪州（位今重庆之东北）两说。有意思的是，汉唐时人多指自岭南，而北宋中叶以后人则多说自涪州。严先生推测，这也许是杨妃恃宠日久，惹得当时人怨恨，所以故意指说远地，以恶其名。
北宋的苏东坡有《荔枝叹》云：“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北宋蔡襄《荔枝谱》直言“唐天宝，妃子尤爱嗜涪州，岁命驿致”。先生分析说，从史料的原始性而言，当然应从唐人所说，而且汉代也有岭南贡献的记载。但从荔枝保鲜的角度看，这又绝不可能。反之如果从近邻长安的蜀地涪州飞驿到京，则比较合理可行。特别是因为杨贵妃幼年生活于蜀地，《国史补》称其“生于蜀，好食荔枝”。则她幼时就喜爱的水果更可能是本地所产。考证蜀地物产，原来涪州荔枝早因杨妃而有盛名，宋人范成大《妃子园》小序说：“涪陵荔子（枝），天宝所贡，去州数里所有此园。”范氏《吴船录》卷下“涪州”条又详细解说道：“自眉嘉至此，皆产荔枝，唐以涪州任贡，杨太真所嗜，去州数里，有妃子园。”《舆地纪胜》之“涪州古迹目”则记：“妃子园在州之西，去城十五里，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肥，唐杨妃所喜。”
宋人还进一步考证出，涪州荔枝的确切产地，应该在距州治西北一百多里的乐温县。从此地北上唐京，经严先生逐段考证，距离约二千里左右，仅是岭南至长安路途的一半。当地方志记载，“杨妃嗜生荔枝，诏驿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色香俱未变。”即从涪陵到达县，驿马取西乡县，入子午谷至长安，三日之内就能到达，荔枝完全能够保鲜。所以这是一条最为可能而合理的运送荔枝路线。至此，给杨妃进贡的新鲜荔枝产在四川，终于大白于天下。
《过华清宫》其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与以上两首不同的是，这首诗另翻新意地选取“荔枝”这一特殊物象将贵妃的恃宠而骄，皇帝为讨宠妃欢心无所不为的荒唐和驿骑会汗淋漓，苦不堪言衔接成一幅画面。全诗通过以小见大的独特视角，选择“一骑红尘”与“妃子笑”之间的戏剧性冲突烘托全诗的中心主题，构思、布局之妙，令人叹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写法特别之处需要我们慢慢品味。如果只是读前三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不读最后一句，恐怕我们读者会产生很多悬念。其一，我们压根儿不知道为什么要从长安回望骊山;，再者，我们不明白“山顶千门”为什么要一重接一重地打开；还有，我们恐怕更不知道“一骑红尘”是干什么的、“妃子”又为什么要 “笑”……诗歌有卒章显志的写法，所以当我们读完最后一句“无人知是荔枝来”，便会恍然领悟：原来，卷风扬土，“一骑”急驰，华清宫千门，从山下到山顶一重重为他敞开，只是为了把新鲜的荔枝尽快送到杨贵妃嘴里。但是这确实是我们“无人知”的，一个否定句，既解了悬念，又画龙点睛，蕴含深广。
读完首句，皇帝在当时的京城—长安，日理万机，而妃子自应留在京城，因而飞送荔枝者直奔长安，而皇帝、贵妃却在骊山行乐！这就出现了“长安回望绣成堆”的镜头。次句承 “绣成堆” 写骊山华清宫的建筑群。这时候， “一骑”已近骊山，望见“山顶千门次第开”；山上人也早已望见“红尘”飞扬，“一骑”将到，因而听到皇帝谕令将“山顶千门”次第打开。紧接着，便出现了“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戏剧性场景。一方面，是以卷起“红尘”的没日没夜奔驰，送来荔枝的“一骑”，挥汗如雨，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则是得到新鲜荔枝的贵妃，嫣然一笑，乐不可支。两相对比映衬，蕴含着对骄奢淫逸生活的无言谴责，虽是无言的谴责恐怕胜过千言万语。前三句诗并未提到荔枝，如果象前面分析的那样句句讲荔枝，就会太平淡很多。这正如吴乔《围炉诗话》说：“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著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最上。”
杜牧这首诗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含蓄、精深，诗不明白说出玄宗的荒淫好色，贵妃的恃宠而骄，而形象地用“一骑红尘”与“妃子笑”构成鲜明的对比，就收到了比直抒己见强烈得多的艺术效果。“妃子笑”三字颇有深意。不由使人想到春秋时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 而最终导致国破身亡典故。“无人知”三字也发人深思。其实“荔枝来”并非绝无人知，至少“妃子”知，“一骑”知，还有一个诗中没有点出的皇帝更是知道的。这样写，意在说明此事重大紧急，外人无由也没有机会得知，这就不仅揭露了皇帝为讨宠妃欢心无所不为的荒唐，也与前面渲染的不寻常的气氛相呼应。全诗不用难字，不使典故，不事雕琢，朴素自然，寓意精深，含蓄蕴藉。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