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与女人的关系一直令传记作家们兴味盎然。毫无疑问，这位作曲家曾数次深陷爱河，但他似乎也总是能痛苦地意识到：
婚姻生活与自己内在的创作冲动并不兼容。几乎每一次，贝多芬恋上的都是他得不到的女人，当中的障碍或者是对象的婚姻状况，或者是对象的社会地位，往往是两者兼而有之。
人们对贝多芬爱情生活的兴趣有一个焦点，那就是他在1812年夏天写下的一封情书，收信人是一位身份不明的女子。那一年，贝多芬在陌生的道路上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夜间旅程，于7月6日凌晨4点钟到达了以温泉闻名的
波希米亚小镇特普利茨（Teplitz）。上一年夏天，贝多芬的医生也曾建议他用这儿的温泉治疗疾病，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此时的贝多芬显然承受着一场严重的
中年危机。
到达后的当天早上，贝多芬开始撰写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其对象几乎可以肯定是他来这儿的时候在布拉格遇见的一位女性。贝多芬在信中告诉她，他是在用她的铅笔写信，并称她为“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本真的自我。”他问道：“你不完全属于我，我也不完全属于你，你能改变这种状况吗？”晚上，贝多芬接着写这封信，第二天早上又给它加了一页。这一页里有他曾写过的最著名的话语——他称她为“永恒的爱人”（Immortal Beloved）。
她究竟是谁？贝多芬真的寄出这封信了吗？贝多芬死后，人们在他的文稿中找到了这封信。鉴于贝多芬在生命中最后15年里生活颇为动荡，平均每年都会换一次住处，这封信对他的意义想必非同小可。关于这个问题的著述不可谓不多，但这位“永恒的爱人”的真实身份却仍然扑朔迷离。
不过，所有贝多芬学者都不曾对伯纳德·罗斯 Bernard Rose 在
《永恒的爱人》一片中提出的观点表示过支持。在这部影片中，作曲家疯狂地期待着与弟媳
乔安娜（Johanna.）的秘密结合。不错，贝多芬在弟弟死后成了侄子卡尔的法定监护人，而他也的确给了这个孩子父亲般的关怀，但也只有好莱坞才敢去想像卡尔实际上是贝多芬自己的儿子——是他和乔安娜私通的结果。
匈牙利贵族约瑟芬·冯·布朗斯维克（Josephine von Brunsvik）是可能性更大的候选人，贝多芬曾在1805年头几个月里给她写了不少情书。她婚姻不幸——嫁了一个比自己大了近30岁的男人，新近又成了寡妇，但她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做好与作曲家发生肉体关系的准备。“我对你的爱无法言喻，正如一个温柔的灵魂对另一个的爱，”她告诉他，“你不能接受这样的约定吗？”她似乎在几年后终结了和贝多芬的关系，并于1810年再婚。我们没有理由猜测她会在1812年又与贝多芬爱火重燃。
另一个曾被传记作家们追捧的候选人是女伯爵朱莉娅·圭霞尔蒂（Julia Guicciardi），贝多芬把自己的
《月光奏鸣曲》题献给了她。圭霞尔蒂在16岁时成了贝多芬的钢琴学生，半个多世纪之后，她这样来回忆贝多芬：“非常丑陋，但又十分高贵，拥有优雅的情感和修养。”1801年，贝多芬曾跟自己的朋友和早期传记作家弗兰茨·威格勒说起过“一位可爱迷人的女郎，她爱我，我也爱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觉得婚姻可以是件幸福的事情。”贝多芬这番话说的可能就是圭霞尔蒂。他又补充道：“不幸的是，她不属于我这个阶级。”贝多芬后来曾宣称圭霞尔蒂爱他甚于爱自己的丈夫，但又不得不承认后者“比我更适合做她的爱人”。
关于这个“永恒的爱人”，不时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名字还有特蕾斯·马尔法蒂（Therese Malfatti）和埃玛莉·瑟博德（Amalie Sebald）。马尔法蒂在1851年去世时还保存着贝多芬那首著名的钢琴小曲手稿，上面写着“
致爱丽丝”（Für Elise），这里的“爱丽丝”可能是贝多芬对特蕾斯的昵称。1810年夏天，贝多芬似乎曾认真考虑过向马尔法蒂求婚，但他笨拙的举止使马尔法蒂全家大为不快，马尔法蒂家因此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客人。贝多芬对受命传话给他的朋友抱怨道：“又一次，我只能从自己的心灵中寻找慰藉——对我来说，别处都找不到安慰。”至于瑟博德，在贝多芬于1811年和1812年两次去特普利茨的时候，她都碰巧在那里。前一次是诗人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铁治（Christian August Tiedge）陪她去的，贝多芬请铁治带给她“一个十分热烈的吻”。但那种幼稚的调情方式与情书中“永恒的爱人”那样的爱情宣言实在有天壤之别。
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在1977年的传记中为这个谜团提供了一个更为令人信服的答案。所罗门认为，这个“永恒的爱人”只可能是安东妮·布伦塔诺（Antonie Brentano）——贝多芬与她在
维也纳的家庭之间的
亲密关系从1810年左右就开始了。布伦塔诺尊敬贝多芬，认为他“作为一个人比作为艺术家还要伟大”。根据警方记录（当时的法律规定
旅行者必须在到达时到当地警方进行登记），所罗门断定1812年夏天布伦塔诺和她的丈夫也在波希米亚的温泉小镇度假，不过不是在特普利茨。此外，贝多芬在动身去特普利茨之前不久还为布伦塔诺的大女儿写了一段钢琴三重奏，他在上面写道：“给我的小朋友马克西米莲·布伦塔诺，以此鼓励她演奏钢琴。”他甚至在乐谱中加上了钢琴部分的指法符号。多年之后，贝多芬把自己最后一组钢琴奏鸣曲（共三首）中的第一首题献给了马克西米莲，只是因为疏忽才没有把后两首（作品第110号和111号）题献给她的母亲。为了补偿，贝多芬把自己最后一部卓越的钢琴作品——《迪亚贝里变奏曲》——献给了布伦塔诺。而在这首变奏曲中，我们还可以听到与布伦塔诺失之交臂的第111号奏鸣曲的余韵。
“我已经躺到床上，但我的思绪飞向了你——我永恒的爱人，”贝多芬在1812年7月7日的早晨写道：“我要完完全全地和你在一起，要么就彻底断绝往来。”贝多芬真的会用如此亲密的语气去给一位有5个孩子的已婚妇女写信吗？最后，我想指出一个事实，它与贝多芬恋爱对象的身份问题相比似乎微不足道——这段恋爱故事在时间上刚好与贝多芬一次严重的创作危机相吻合。
在写下这封信之后的几年里，贝多芬推出新作的速度急剧减慢。直到1816年，他才重新带着全部的创造力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之中。而此时的贝多芬似乎已经完全隐遁到了自我的世界里，日益下降的听力更加深了他与世隔绝的程度。贝多芬后来的一些作品堪称是有史以来最具超世俗意味的音乐，包括一些钢琴奏鸣曲、一些弦乐四重奏、
《第九交响曲》以及《庄严弥撒曲》。“对你（指贝多芬自己）来说，”贝多芬在1812年末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幸福从此只存在于你自身和艺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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